自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一直延续下去。唐代自称是李耳之后，尊崇道家学说，但用儒学增强思想控制有增无减。如武德二年(619)六月，高祖下诏:“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李渊在建唐之初，就已经树立“兴化崇儒”，“四时致祭”周孔之风，唐太宗正是接续此崇儒之风。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采纳黄门侍郎王珪的建议，在文武大臣中大力提倡精通儒术的活动，并规定百官中凡“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均可以升迁。《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也记曰：“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文献通考》也有类似记载：“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于门下另置弘文馆，于东宫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子，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博士，凡增三百六十员。”设馆置书学、数幸国学，常议论儒术之后，“各赐以束帛”，作为奖赏，此外还有定五经、推科举、兴学校、修史书等一系列活动，都是提倡儒学的表现。
唐太宗一系列的提倡儒学的活动中，书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一小部分实际上也是思想统治和强化政治的辅助手段。《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记述隋炀帝时的学校状况曰：“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前朝遗留的文化教育制度亟待整治。唐太宗626年6月发动玄武门之变，九月份就立即建置弘文馆。这一举动，不能不说明唐太宗非常重视隋末以来学校教育留下的弊病。因为崇儒学，必须兴学校，因此唐代的教育制度开始逐渐完善。完善教育的基础就是对经籍的整理。为了明晰经义，必须校订经籍，校订经籍需要很好的小学基础，所以唐代对字书的修订特别重视，也出现一批字书，如《五经正义》、《九经字样》、《五经文字》、《干禄字书》等。
再如《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的考试方法和内容：“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又《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记载：“书者试《说文》、《字林》凡十帖,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 这些都是从明晰经义的角度考虑，在科举中增设了考察字书的内容。在没有雕版印刷的情况下，为了有更好更多的文献流通，以宣扬经义，实现统治者的思想统治，必须有大量的书写人才抄写经书 ，于是唐太宗在科举中加了“书判取士”。《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制》有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 其前两项要求是对应试者形象言辞而言的，后两项则应该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了，尤其是对书写必须达到的要求是“楷法精美”，并不是强调艺术性，而是考虑实用的需要。 在只能以手写成书的情况下，书写在文化统治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唐高祖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遗书，“增置楷书，专令缮写”， 《通典》卷十五记载，“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若武官欲谋文职，则“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 武官要谋文职也要通过书法这一关，说明书法在文职工作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新唐书》列传中记述有很多因“楷法遒美、文理优长”而得官的进士和明经科中试者，其职位也可以说明书法在文职中的作用,如
李墉,第进士,又以书判高等,补秘书正字。（《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
崔弘礼,及进士第,书判异等,灵武李奕表为判官。（《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
于邵,天宝末第进士,以书判超绝补崇文校书郎。（《新唐书》卷二百三）
孔敢,摧明经,书判高等,为校书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
孔捂，以明经补秘书正字,由书判拔萃,累转左补圈。（《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
从这些及第者，科举后所得官位可以看出，秘书正字、判官、校书郎、崇文校书郎都与书写有很大关系。 所以，以书取士与政府相关部门所需人才有关，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关系不大，书学界以此来赞扬唐太宗对书法发展的贡献，似乎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在利用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的过程中，书法适应了书写经籍的需要，加之唐太宗确实对书法略有偏好，书法就成了文治的一个环节，也成了后人谈及这位盛世明君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质还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韩国磐《论唐太宗》，《隋唐五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年
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文献》，1997年2月
汪篯著《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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