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武帝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作為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一直延續下去。唐代自稱是李耳之後，尊崇道家學說，但用儒學增強思想控制有增無減。如武德二年(619)六月，高祖下詔:“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李淵在建唐之初，就已經樹立“興化崇儒”，“四時致祭”周孔之風，唐太宗正是接續此崇儒之風。貞觀二年(628)，唐太宗採納黃門侍郎王珪的建議，在文武大臣中大力提倡精通儒術的活動，並規定百官中凡“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均可以升遷。《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也記曰：“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文獻通考》也有類似記載：“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另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子，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博士，凡增三百六十員。”設館置書學、數幸國學，常議論儒術之後，“各賜以束帛”，作為獎賞，此外還有定五經、推科舉、興學校、修史書等一系列活動，都是提倡儒學的表現。
唐太宗一系列的提倡儒學的活動中，書學只是其中的一個很小的部分，這一小部分實際上也是思想統治和強化政治的輔助手段。《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記述隋煬帝時的學校狀況曰：“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前朝遺留的文化教育制度亟待整治。唐太宗626年6月發動玄武門之變，九月份就立即建置弘文館。這一舉動，不能不說明唐太宗非常重視隋末以來學校教育留下的弊病。因為崇儒學，必須興學校，因此唐代的教育制度開始逐漸完善。完善教育的基礎就是對經籍的整理。為了明晰經義，必須校訂經籍，校訂經籍需要很好的小學基礎，所以唐代對字書的修訂特別重視，也出現一批字書，如《五經正義》、《九經字樣》、《五經文字》、《幹祿字書》等。
再如《新唐書·選舉志上》記載的考試方法和內容：“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又《冊府元龜·貢舉部·條制二》記載：“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 這些都是從明晰經義的角度考慮，在科舉中增設了考察字書的內容。在沒有雕版印刷的情況下，為了有更好更多的文獻流通，以宣揚經義，實現統治者的思想統治，必須有大量的書寫人才抄寫經書 ，於是唐太宗在科舉中加了“書判取士”。《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制》有記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 其前兩項要求是對應試者形象言辭而言的，後兩項則應該是因為工作的需要了，尤其是對書寫必須達到的要求是“楷法精美”，並不是強調藝術性，而是考慮實用的需要。 在只能以手寫成書的情況下，書寫在文化統治中佔有重要作用，所以唐高祖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請購遺書，“增置楷書，專令繕寫”， 《通典》卷十五記載，“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若武官欲謀文職，則“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武官要謀文職也要通過書法這一關，說明書法在文職工作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新唐書》列傳中記述有很多因“楷法遒美、文理優長”而得官的進士和明經科中試者，其職位也可以說明書法在文職中的作用,如
李墉,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正字。（《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崔弘禮,及進士第,書判異等,靈武李奕表為判官。（《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於邵,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新唐書》卷二百三）
孔敢,摧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孔捂，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圈。（《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從這些及第者，科舉後所得官位可以看出，秘書正字、判官、校書郎、崇文校書郎都與書寫有很大關係。 所以，以書取士與政府相關部門所需人才有關，與唐太宗的個人喜好關係不大，書學界以此來讚揚唐太宗對書法發展的貢獻，似乎與實際情況有偏差。在利用儒學進行思想統治的過程中，書法適應了書寫經籍的需要，加之唐太宗確實對書法略有偏好，書法就成了文治的一個環節，也成了後人談及這位盛世明君時，津津樂道的話題，其實質還是為了政治的需要。
主要參考文獻
韓國磐《論唐太宗》，《隋唐五代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79年
李錦繡《試論唐代的弘文、崇文館生》，《文獻》，1997年2月
汪籛著《唐太宗與貞觀之治》，求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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