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各位社长、各位同行：
古籍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文化大国的历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当中，当然还保存于古墓葬、古遗址、古文物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国语言当中，但就其信息量丰富、记载的系统方面而言，还是以古籍为第一重要。
古籍整理事业，伴随着古籍流传的历史，代代不绝，古籍整理事业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典策文章的存亡，成了国家存亡的标志，所以历代帝王十分重视，往往命令最有学问的人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国的古籍整理，它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国家政策主导，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说汉朝的时候，是皇帝让做的，做了多长时间？二十多年，最后把重要的典籍整理好了，定好有多少篇，这些篇顺序是什么，文字上哪个为准。定好以后，有一个书录，把这个整理的过程给它说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要搞成一个定本。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特别设了一个《艺文志》，又把西汉刘向、刘歆整理的图书目录《七略》抄了一遍，用这种方法把西汉时期的皇家藏书记录在《汉书》里面，来表达西汉时期文化的兴盛。所以古籍整理一直是国家为主导的。
民间的古籍整理行为也很多，但是总体上不是主导。我们在整理校勘《十三经》的时候，就把历史上的文本看了一下，唐代的“唐石经”就很好。宋代留下的文本，比较好的是官刻的单疏本、八行本。民间的版本也留下很多，通过校勘你就发现错误比较多，会用一些俗体字，比较复杂。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诞生在南宋福建北部建阳的书坊，经过很长的时间，到了明万历年间才走上皇家出版机构北京国子监，得到正式出版。我们现在看，万历北监本确实又漂亮，又严谨。到乾隆时期，又一次被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刻印，文字规范，焕然一新，每卷都有《考证》。历史上正史的整理，也都是政府主导的，明代南京国子监刊刻了《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也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了更为精美的《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同样每卷后面附有《考证》。这个《考证》基本上属于校勘记。所以说，就我们中国古籍的历史来看，主干性的古籍整理几乎都是国家主导的。这个国家主导，它就直接对古籍整理工作者产生了一个调动作用。比如我可以调你去干，历史上也是这样，奉命去干。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抓古籍整理，命令顾颉刚先生负责《二十四史》点校，就与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以及纂修《四库全书》前后相应。整理《二十四史》，虽然当时也说要“古为今用”，也说要“批判地继承”，要剔除封建糟粕。《二十四史》里面有没有糟粕？肯定有，但当时没有剔除，主要还是传承。现在没有发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去掉了哪一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干的古籍道路是正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府主导的《二十四史》点校，那是历史的延续。
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实也是与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古籍整理事业相承接的。国家行为、国家意志，历朝历代都是第一。国家要怎么样，决定文化艺术界的走向。所以古籍小组成立，带有象征性，不光是做实事，是国家的一个走向。不过从观点到方法，都代表了新中国的高度与水平。
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涵也前后一贯，体现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国家古籍小组的成立，是国家贯彻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的具体措施，古籍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则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国家指导性意见。整理出版什么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都由古籍小组的规划来体现。当然规划只是指导性的，还可以由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题。上下呼应、上下补充，形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也构成了新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一部分。与历史上的古籍事业相比，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无论就规模还是就优秀成果的数量看，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古籍整理水平，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新的高度，与古籍小组的指导与推动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必须从客观上明确下来。
“文革”中古籍小组中断。1981年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作出批示，不久，中央恢复古籍小组，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许多省市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周林任主任。在这一年，许多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再加上1978年已经开始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鉴定编目、古籍标点校勘注释汇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龙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事业步入了快车道，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一大批优秀成果。这一大批优秀人才，分布在古籍收藏单位、研究单位、出版单位，他们的共同劳动创造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这一大批优秀古籍成果为配合中国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崛起需要国际化、信息化，没有古籍整理成果，中国文化遗产的大规模数字化就没有文本基础，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就大大降低水平。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难得的时机，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抓住了机遇，这当中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表现尤为突出。在保持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本色方面，我认为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色调问题，是件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古籍工作者应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陈云同志说古籍整理事业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命题，我们说古籍整理事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并非夸大其词。今天我们纪念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0周年，其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的感受是，个人的爱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政府想做的时候，个人才有机会做。如果政府不想做，个人想做，也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很艰难，并且只能做小的，不能做大的。
我个人的学习过程，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直接关系。1981年中央下发古籍整理文件，我这一年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1983年全国大学成立了十几个古籍所，山东大学古籍所也在这一年成立，山大校长吴富恒任所长，创始人董治安先生任副所长。1985年全国的古籍所开始招研究生，根据教育部古委会精神，第一届招生招的是研究生班，我考上了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古籍所从事科研工作，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个项目是中华书局约稿，也是国务院古籍小组规划项目、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1990年我和王绍曾先生合作的一篇文章《我们是怎样编纂的》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发表。
1992年1月，我开始留心《四库存目》版本标注，1992年5月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香山饭店召开，周绍良、胡道静两位先生在会上提出《四库存目》之书的调查影印问题，他们的意见登在《古籍简报》上，我看了《简报》，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傅璇琮先生，他是新当选的古籍小组秘书长。傅先生回信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并把我的这篇《叙例》登在1992年11月20日《古籍简报》264期上。1993年我又在《古籍简报》269期发表了《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向学术界报告《四库存目标注》进展情况，引起了顾廷龙先生重视。1993年10月17日顾先生来信，并寄来了他早年批注的《四库存目》线装书四册一函，给我参考。信中给予热情鼓励。《四库存目标注》1993年列入高校古委会八五规划。到2007年初，这部书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获得古籍小组资助，出版后又被古工委评为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我从事的《十三经注疏汇校》是近年受学术界关注的工作。这件事起源于参加王绍曾先生整理张元济先生遗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部校勘记有170余册，后来丢失一部分，剩下130余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绍曾先生是当年跟随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唯一健在的成员。受商务委托，王先生带领我们十几位同志历时八年完成了整理工作，由商务出版了。其中《校勘记》是我分工整理的，我的整理心得《论南宋黄善夫本及其涵芬楼影印本》最早发表于《古籍简报》1994年281期。近年校经的体会多次在古籍小组主办的古籍编辑培训班讲课，其中《论古籍校勘中的“对校法”》、《大型古籍项目的组织规划和实施》等论文都引起古籍界广泛关注与好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我主持《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我们的开题论证会，安平秋等多位先生的发言全部刊登在《古籍简报》上，同样引起很多关注。我对古籍整理工作的了解很多都通过《简报》，我的成果也有不少发表于《简报》。2008年我当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四届），那年45岁，大概是最年轻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近十年来参与古籍小组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在古籍规划的制定、古籍项目的评审、古籍奖项的评审和古籍编辑培训方面都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与古籍出版界的同志们交流更多了，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大促进，也提高了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认识。我们图书馆古籍收藏界、大学古籍研究界、古籍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对我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帮助，在此我表达衷心的感谢！
杜泽逊2018年8月27日草于济南至昆明火车上，有关年份王晓静女史帮助查证，通过短信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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