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專家、各位社長、各位同行：
古籍是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重要標誌，文化大國的歷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當中，當然還保存於古墓葬、古遺址、古文物以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國語言當中，但就其信息量豐富、記載的系統方面而言，還是以古籍為第一重要。
古籍整理事業，伴隨著古籍流傳的歷史，代代不絕，古籍整理事業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典策文章的存亡，成了國家存亡的標誌，所以歷代帝王十分重視，往往命令最有學問的人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國的古籍整理，它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國家政策主導，這是中國的傳統。比如說漢朝的時候，是皇帝讓做的，做了多長時間？二十多年，最後把重要的典籍整理好了，定好有多少篇，這些篇順序是什麼，文字上哪個為準。定好以後，有一個書錄，把這個整理的過程給它說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要搞成一個定本。到了東漢班固寫《漢書》，特別設了一個《藝文志》，又把西漢劉向、劉歆整理的圖書目錄《七略》抄了一遍，用這種方法把西漢時期的皇家藏書記錄在《漢書》裡面，來表達西漢時期文化的興盛。所以古籍整理一直是國家為主導的。
民間的古籍整理行為也很多，但是總體上不是主導。我們在整理校勘《十三經》的時候，就把歷史上的文本看了一下，唐代的“唐石經”就很好。宋代留下的文本，比較好的是官刻的單疏本、八行本。民間的版本也留下很多，通過校勘你就發現錯誤比較多，會用一些俗體字，比較複雜。我們現在看的《十三經注疏》誕生在南宋福建北部建陽的書坊，經過很長的時間，到了明萬曆年間才走上皇家出版機構北京國子監，得到正式出版。我們現在看，萬曆北監本確實又漂亮，又嚴謹。到乾隆時期，又一次被皇家出版機構武英殿刻印，文字規範，煥然一新，每卷都有《考證》。歷史上正史的整理，也都是政府主導的，明代南京國子監刊刻了《二十一史》，北京國子監也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刻了更為精美的《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同樣每卷後面附有《考證》。這個《考證》基本上屬於校勘記。所以說，就我們中國古籍的歷史來看，主幹性的古籍整理幾乎都是國家主導的。這個國家主導，它就直接對古籍整理工作者產生了一個調動作用。比如我可以調你去幹，歷史上也是這樣，奉命去幹。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抓古籍整理，命令顧頡剛先生負責《二十四史》點校，就與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以及纂修《四庫全書》前後相應。整理《二十四史》，雖然當時也說要“古為今用”，也說要“批判地繼承”，要剔除封建糟粕。《二十四史》裡面有沒有糟粕？肯定有，但當時沒有剔除，主要還是傳承。現在沒有發現中華書局《二十四史》去掉了哪一段。新中國成立以後，主幹的古籍道路是正確的。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政府主導的《二十四史》點校，那是歷史的延續。
1958年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其實也是與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古籍整理事業相承接的。國家行為、國家意志，歷朝歷代都是第一。國家要怎麼樣，決定文化藝術界的走向。所以古籍小組成立，帶有象徵性，不光是做實事，是國家的一個走向。不過從觀點到方法，都代表了新中國的高度與水平。
批判地繼承我國文化遺產，與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內涵也前後一貫，體現了新中國對待傳統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國家古籍小組的成立，是國家貫徹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方針的具體措施，古籍小組制訂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則體現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系統性、科學性和國家指導性意見。整理出版什麼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都由古籍小組的規劃來體現。當然規劃只是指導性的，還可以由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單位根據實際情況來選題。上下呼應、上下補充，形成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歷史，也構成了新中國文化學術事業的一部分。與歷史上的古籍事業相比，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無論就規模還是就優秀成果的數量看，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古籍整理水平，從而體現了中國文化事業達到了新的高度。能夠達到這樣一個新的高度，與古籍小組的指導與推動有著直接關係。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必須從客觀上明確下來。
“文革”中古籍小組中斷。1981年陳雲同志對古籍整理作出批示，不久，中央恢復古籍小組，李一氓同志擔任組長，許多省市成立專業古籍出版社。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周林任主任。在這一年，許多大學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再加上1978年已經開始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鑑定編目、古籍標點校勘註釋彙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龍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事業步入了快車道，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一大批優秀成果。這一大批優秀人才，分佈在古籍收藏單位、研究單位、出版單位，他們的共同勞動創造了一大批優秀成果。這一大批優秀古籍成果為配合中國的崛起，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國崛起需要國際化、信息化，沒有古籍整理成果，中國文化遺產的大規模數字化就沒有文本基礎，中國文化的傳播也就大大降低水平。中國經濟發展抓住了難得的時機，中國文化的發展也同樣抓住了機遇，這當中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表現尤為突出。在保持新時代中國文化的民族本色方面，我認為是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新時代中國文化的走向和色調問題，是件關係國家未來的大事。在這個問題上，古籍工作者應有高度的自覺性和歷史責任感。陳雲同志說古籍整理事業是關係子孫萬代的大事情，今天回過頭來看那是非常深刻的歷史命題，我們說古籍整理事業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並非誇大其詞。今天我們紀念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60週年，其重要意義也正在於此。
我的感受是，個人的愛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政府想做的時候，個人才有機會做。如果政府不想做，個人想做，也不是說不能做，但是會很艱難，並且只能做小的，不能做大的。
我個人的學習過程，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發展歷程有直接關係。1981年中央下發古籍整理文件，我這一年考上山東大學中文系。1983年全國大學成立了十幾個古籍所，山東大學古籍所也在這一年成立，山大校長吳富恆任所長，創始人董治安先生任副所長。1985年全國的古籍所開始招研究生，根據教育部古委會精神，第一屆招生招的是研究生班，我考上了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畢業留古籍所從事科研工作，指定為王紹曾先生的助手。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參加王紹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這個項目是中華書局約稿，也是國務院古籍小組規劃項目、高校古委會規劃項目。1990年我和王紹曾先生合作的一篇文章《我們是怎樣編纂的》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上發表。
1992年1月，我開始留心《四庫存目》版本標註，1992年5月國務院第三次古籍規劃會在香山飯店召開，周紹良、胡道靜兩位先生在會上提出《四庫存目》之書的調查影印問題，他們的意見登在《古籍簡報》上，我看了《簡報》，起草了《四庫存目標註敘例》，寄給傅璇琮先生，他是新當選的古籍小組秘書長。傅先生回信給予大力支持和指導，並把我的這篇《敘例》登在1992年11月20日《古籍簡報》264期上。1993年我又在《古籍簡報》269期發表了《四庫存目標註·易類書後》，向學術界報告《四庫存目標註》進展情況，引起了顧廷龍先生重視。1993年10月17日顧先生來信，並寄來了他早年批註的《四庫存目》線裝書四冊一函，給我參考。信中給予熱情鼓勵。《四庫存目標註》1993年列入高校古委會八五規劃。到2007年初，這部書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獲得古籍小組資助，出版後又被古工委評為優秀古籍圖書一等獎。
我從事的《十三經注疏匯校》是近年受學術界關注的工作。這件事起源於參加王紹曾先生整理張元濟先生遺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這部校勘記有170餘冊，後來丟失一部分，剩下130餘冊。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王紹曾先生是當年跟隨張元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唯一健在的成員。受商務委託，王先生帶領我們十幾位同志歷時八年完成了整理工作，由商務出版了。其中《校勘記》是我分工整理的，我的整理心得《論南宋黃善夫本及其涵芬樓影印本》最早發表於《古籍簡報》1994年281期。近年校經的體會多次在古籍小組主辦的古籍編輯培訓班講課，其中《論古籍校勘中的“對校法”》、《大型古籍項目的組織規劃和實施》等論文都引起古籍界廣泛關注與好評。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委託我主持《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我們的開題論證會，安平秋等多位先生的發言全部刊登在《古籍簡報》上，同樣引起很多關注。我對古籍整理工作的瞭解很多都通過《簡報》，我的成果也有不少發表於《簡報》。2008年我當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第四屆），那年45歲，大概是最年輕的。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近十年來參與古籍小組的工作機會增加了，在古籍規劃的制定、古籍項目的評審、古籍獎項的評審和古籍編輯培訓方面都發揮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與古籍出版界的同志們交流更多了，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對我的教學科研工作有很大促進，也提高了我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認識。我們圖書館古籍收藏界、大學古籍研究界、古籍出版界有很多朋友，對我的工作有許許多多的幫助，在此我表達衷心的感謝！
杜澤遜2018年8月27日草於濟南至昆明火車上，有關年份王曉靜女史幫助查證，通過短信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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