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这个在中国极为普遍的名字，然而却拥有一个极为不特殊的称号“歼-20之父”。他传奇的一生，也成为助力大国崛起一个闪亮无法抹却的名字。
少年天才，曾因色弱差点无缘大学
出身于1963年的杨伟自小便聪慧，15岁参加中考，6门功课中有5门都是满分，另外一门也才少了1分。如此骄人的中考成绩，杨伟也因此获得了跳过高中，直接参加高考的机会。所以在通过高中入学考试之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便申请了直接参加高考，杨伟曾经轻描淡写地叙述过这段经历：“也没什么准备，北大、清华一填……再后来成绩下来了，还挺好，离北大清华和科大少年班的录取线也就差个一两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普通人能够考上中专就已然是越过龙门，可以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如杨伟一般没有读过高中，15岁直接就参加高考，并且取得如此高的成绩的寥寥无几。
然而因为天生色弱，杨伟并不符合其所报考专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要求，尽管许多大学的招生老师都想要这样的一位天才少年，也只能遗憾告终。
幸好这个时候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老师打电话和系主任罗时钧讲诉了这件事，罗时钧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教过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所设计的方案也曾用于我国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设计。
罗时钧并不认为色弱会对专业研究有什么影响，坚持要破格录取杨伟，当时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书的杨伟以为自己已录取无望，只好进入重点高中，而在他进入高中一个月之后，他的父亲给他带来了一份礼物—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才进入高中一个月的杨伟就这样背起了行囊，踏入了大学的殿堂，正是因为罗时钧的坚持，才会有新中国最年轻的飞机总设计师。
在他的大学时代，班上同学之间的学习竞争十分激烈，也出了不少人才。多年后，杨伟住的那间宿舍，分别走出来歼-11B、歼-15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孙聪、歼轰-7A攻击机、运-20运输机的总设计唐长红，他们与杨伟一起被称为新时代的“航空三杰”。同时也被网上的军迷们戏称为“史上最牛宿舍”。
最强男团杨伟、唐长红、孙聪
1982年，杨伟以1分之差失去了公派留学的资格，最终选择了留在西北工业大学读研，而这一个决定，也铸就了其辉煌的人生。
少年勃发，带领团队突破西方技术封锁
1985年，刚刚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的22岁小伙子杨伟就被分配到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少年勃发的杨伟刚刚读完研究生，还没有去正式报到。杨伟就直接找到了宋文骢总工程师，宋文骢就是中国的“歼-10之父”。也是中国歼击机设计战术技术论证创始人。宋文骢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才22岁的小孩，就会是以后自己的接班人。
在这个近1800多人的研究所里，一个还没正式报到的研究生直接向他“要”工作，宋文骢尽管有些吃惊，却并没有训斥这位看起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也没有直接置之不理，拂袖而去。而且把他安排到了新成立的航空飞行品质与控制研究室，参与攻关第三代歼击机的关键技术——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研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改开的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防力量来支持改开，而空军一直是中国的薄弱环节，那个时候，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第三代战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就已经出现的第三代战斗机，不仅中低空机动灵活性高、还配备先进雷达设备、加强了导弹应用等。如法国1970年就已经服役的幻影F-1战斗机、美国1963年就已经服役的F-4战斗机。
我国歼击机还处在第二代水准，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十几年的差距，所以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室的任务十分明确：突破第三代战斗机关键技术之一——先进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先进战斗机的典型标志，也是歼10飞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直接影响飞机的飞行品质和性能，技术难度相当大，风险也很高。世界上先进国家采用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飞机都遭遇过严重挫折，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上更是严密封锁。
当时有外国专家断言：中国科技人员不可能过“电传操纵”这一关，“控制律”将是中国新型歼击机研制无法逾越的“拦路虎”。
面对在国内尚属空白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杨伟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吸取学习新知识。他带领课题组的科技人员设计计算出10多种方案，以全新的思路对系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攻克了飞控系统余度配置、同步算法、余度通道间信息交换与共享、电磁兼容、故障检测隔离与重构、机内自检测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施了全系统数字仿真和原理试验。
他还主持研制了地面综合动态试验设施——铁鸟台。这是飞控综合仿真试验模拟试验设施，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并获得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
“铁鸟台”试验台
“当我坐在座舱里，能够把‘铁鸟’像真飞机一样飞起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纵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了一种成就和一种满足。”
在杨伟和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曾经是第三代战机中最令人放心不下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最终得到了试飞员们的高度评价：“飞控系统表现很好，飞行品质均为一级！”
1990年的时候，杨伟曾想出国，也拿到了护照，就差办签证了。宋文骢对杨伟进行了挽救。面对宋文骢的盛意挽留，杨伟非常感动，最终答应留下来了。
之后，杨伟更是负责了全面主持歼10飞机的设计优化、排故攻关和设计定型等一线研制工作。他带领大家采用优化组合的试飞方法，使得定型试飞的周期大大缩短；通过对试飞数据的快速分析，探索有效方案，使歼10飞机的试飞打破了我国多项新机试飞史上的纪录。
2004年4月，歼10战机实现设计定型，同年批量装备部队，开创了我国军机史上“当年定型、当年批量装备部队”的先河。
主持研制歼20，助力大国崛起
除了歼10之外，杨伟又投入了“枭龙”战机、“猛龙”双座型的设计研发，
2003年，“猛龙”双座型和“枭龙”成功实现首飞，而“枭龙”从冻结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仅用了23个月的时间，创造了当时我国军机研制的新纪录。2006年4月，装配了国内最先进的完整航电系统的“枭龙”04架又成功实现了首飞，实现了我国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崭新跨越。实现了我国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研发的崭新跨越。
枭龙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掌握了三代、四代战机，而第五代战机，放眼全球，也就只有美国的F-22、F35已经服役，如果我国可以设计研制出第五代战机，那么我国就可以、真正开始了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转型的步伐，这也标着着中国综合国力具体物化的标志之一。
杨伟也在不断思考：未来的空战是什么样子？第四代战斗机之后，世界战斗机的研制将走向何方？第五代战斗机抑或第六代战斗机是以哪些为典型标志的？
2016年珠海航展开幕式，这是一个另所有军迷甚至民众都翘首以待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将迎来他的首飞。歼-20的惊艳亮相最终也让世界为之侧目。
歼-20在军内对抗中对3代机产生了一边倒的“屠杀”效果，其（由于隐身、先进航电系统而带来的）强大的性能令军方感到震撼；军方对其性能“十分满意”，歼-20更是被要求加速生产。
然而这背后，是杨伟所率领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的攻克难关，最终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杨伟称，在歼20研制过程中，研制团队紧抓需要突出的几个特点（隐身、网络一体化航电、超巡、超机动），注重扬长避短、综合优化，使得歼20能够在未来战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伟曾在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的战机研究是“军方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现在我们（成飞）和军方合作，积极探索未来空战发展趋势，未来战场需要什么样的战机，我们就给军方提供什么样的战机！
杨伟对歼-20的实力充满了自信“因为(歼-20)的能力和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和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斗机是相当的。只要战场需要，它能够冲上去，能够打得赢，能够载誉而归，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如今歼-20已经开始服役，中国将成为全球仅有的几个有实力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国家，不用再被别人抢占自己领土的制空权。然而，杨伟觉得这一切还不够。
“如果有一天我们搞一型飞机，人家说这是一个标准，人家以后的能力按照我们的标准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超越了。这就是说我们说的由我们来引领整个战斗机的发展，最后这个战斗机的标准由我们中国来制定。”
我们也衷心祝愿杨伟可以早日实现这样的一个伟大目标！
正是拥有像钱学森、邓稼先、钱七虎、黄旭华、杨伟这样一代代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中国才可以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才可以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大跨步前行。
让我们一起向这些科学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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