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喲___喂
皇帝不急太監急現象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並推行大明律的過程中，百官各司其職，各盡其用一種良好的機關辦公狀態。
《大明律》職制篇，對所有官員等級，任務，辦理事項，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換句話說，所有職級人員都有明確的職責，每天都有要乾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偷懶，太監也不行。這是法律上的要求，這是人員勤奮的第一條原因。
大明律的推行，是歷經腥風血雨，大肆屠殺的，每一個明朝人都知道，在明朝推行大明律的時候，採取的什麼方式，需要達到什麼效果，朱元璋是費了很大的周折，下了很大的決心，採取了很多強有力的辦法。禁酒一事殺忠臣胡大海兒子，禮官答不上來政策條文誅殺，老百姓每天都幹一件事，學習大明律法，認識字的給不認識字的念，父親給兒子講，為什麼有這樣的局面，原因一個怕被殺！律法做到了人盡皆知。
大明律法規定，凡是職責內規定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內容、完成規定的動作，宦官職守的披紅職責，是有時限要求的，尤其對於當官的比較嚴，要不然怎麼說在宋朝當官最少，在明朝當官最苦逼啊。
對於監察百官每日的工作情況，朱元璋是想了很多辦法的，這個時候的東廠、西廠、錦衣衛，便應運而生，成為朱元璋監察百官的重要的監察機構，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在執行上有專門的監察機構，這些具體的要求，逼迫著明朝的官員，不得不每天按時上下班，完成自己的工作內容。
在這個機制下，出現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情況也不足為奇了。
朱元璋在成立政府之後，設官分職時，專門成立了宦官機構，並對宦官的機構進行了擴大和擴充，並對宦官的權力進行了限制，在大明律中進行了明確，世稱24衙門，對宦官的限制最著名的是：內臣不得干預朝政，犯者斬，鑄成鐵牌掛於宮門。
還有一個故事是一個小太監看見朱元璋的批奏章，有一個地方寫錯了，提醒朱元璋了一下，第2天朱元璋就把他遣返回家了。同時教育大臣說，宦官在我們身邊待的時間太久了，是我們親近的人，他們不免會因為一些小恩小惠，來影響我們的判斷和觀察。歷代前朝都有宦官干政的事情，這個教訓我們要深刻汲取。
宦官不得干政，已經在大明律法上進行了明確，這是宦官，聽命於皇帝的人一個原因。
第2個原因就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案發生之後，朱元璋對官職進行了調整，撤消了中書省，去掉宰相一職，凡是國家大事全部採用廷議的制度，廷議制度就是百官現場討論，而後皇帝決斷作出決定，由於參與評議的人員眾多，因此，沒有給宦官篡改皇帝決定的任何機會。宦官在這個過程中只擔任的一個書記官和辦事員的角色，他不可能更改每一個人的意見和決定決議，就從制度上杜絕了宦官干政這一可能。
宦官聽命於皇帝，還有一個原因是，明朝當時發生了一個叫空印案例子。朱元璋中舉起屠刀，大肆株連，涉案人員盡被伏法，無論什麼原因，全部被誅殺，警示效果明顯。
綜上所述，無論宦官幹什麼工作，都在律法的範圍內行事，超出範圍就會被法律制止，這個相互牽制的格局，讓明朝的吏治運行，是運行最高效的時候。宦官被控制在法制的籠子裡，明朝後期，出現的奇葩皇帝，28年不上朝，魏忠賢干政，劉瑾干政，為什麼危害沒有那麼大，原因就在於制度的根本支撐。
少華聊史
宦官專政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特殊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宦官的危害、影響是頗為深廣的。比較嚴重的宦官專政主要發生在東漢、唐、明三朝。
在朱元璋時候,就擴大宮中宦官的人數,設立了十二監、四司、八局,稱為二十四衙門,秉承他的旨意處理政務。同時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衙,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明史·職官一》）,並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職官一》）
朱棣(成祖)在奪取侄兒朱允炆(惠帝)的皇位時,得到了宦官的幫助,即位以後,紛紛委以重任。如派宦官出使暹羅國;派鄭和數次率舟師下西洋;派王安、馬靖等擔任監官,分鎮掌握軍權。這就為明朝宦官掌握軍政大權開了惡劣的先例。
一、批紅權
明朝宦官有他自己的官職，那就是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掌奏章機要，歷來由皇帝心腹宦侍擔任。隨著票擬製度形成，皇帝的最後裁決意見，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批紅”。於是秉筆太監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利用職權，改動內閣票擬。史稱“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如當時的司禮監太監王振，就曾矯旨引薦同黨，陷害政敵，他威權日重，皇帝呼之“先生”，公侯勳戚尊之“翁父”，兵部尚書睎、工部侍郎王祐“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徐府、部、院諸大臣“俱攫金進見”。
二、掌握廠衛
太祖時設特務機構錦衣衛，負責侍衛、密緝盜賊，掌“詔獄”。成祖時，為了清除建文帝餘黨，還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東廠和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不必司法機關批准。成化時，有設立西廠，由宦官汪直提督廠事。有明一代，特務機構都有宦官掌管，他們利用特務組織排除異己，殘害忠良，進行專權統治。這也是明朝宦官專權得特點之一。官員處處受到監視：東廠按月分配數百人“分瞰宮府”，由“坐記” 監視拷訊審獄，“聽記” 監視其他官府及城門，寫出小報告上送。天啟年間有四人飲酒密室，一人罵魏忠賢，話未說完即有廠衛人員破門而入，罵者被處分裂肢體的極刑。
明中葉以後,他們掌握中央政府的實權,利用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恣意讒害忠良;在京城和外地壟斷稅務,盤剝百姓,殘害生民。在朱明王朝統治的大部分時間裡,把持朝政權傾朝野的宦官層出不窮,著名的有王振、汪真、劉瑾、魏忠賢等。明朝政治腐敗,宦官擅權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成祖首開宦官專權的惡端之後，宦官勢力在宣宗、英宗、武宗、熹宗諸朝中逐步增強。宣宗年間“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從此以後，明內宮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詐”，開始控制朝廷的大權。其中的代表人物始於王振，而後又有汪直、劉瑾等，最顯著者當數魏忠賢。終明一朝，宦官從明初的“不及百人”發展到末期的總數超過兩萬（黃宇仁《萬曆二十五年》）；品秩從“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地位竟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埒；從 “不識字”，“不得干預政事”到 “通文墨，曉古今”，掌司禮監成為皇帝的政治秘書，其勢力一直處在膨脹的態勢之中，而其專權擅政的程度，亦愈演愈烈。誠如黃宗羲所言：“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閹宦》）
三、投皇帝所好
明代入宮當宦官的,一部分是破產農民養不活的兒子被“淨身”後送入宮中找一條活路;另有不少是市井無賴“自宮”以進。後者以刑餘之身入宮侍侯皇室,無不施盡奉迎諂媚的伎倆,以博取主子的歡心,如有的替皇帝聚斂財物,有的引導皇帝去徵逐聲色犬馬。朱厚照(明武宗)當太子時,宦官劉瑾就帶著他去“為長夜之遊”,他把劉瑾當成最可依賴的心腹,當上皇帝以後,就讓劉瑾管理御林軍神機營,後來入掌司禮監,宦官成了皇帝身邊形影不離的心腹和近臣。他們對皇帝施加各種影響,於是他們就可以打著皇帝的旗號壟斷朝政,為所欲為。
四、生活奢侈，魚肉百姓
明朝的宦官,窮奢極侈,生活糜爛,為滿足私慾,他們對老百姓巧取豪奪,大肆搜刮。特別是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皇帝派出大批宦官,充當各地礦監稅使,他們所到之處敲詐勒索,橫徵暴斂。僅數年之間,就搞得天下騷然,成為明代老百姓受害最重的弊政之一。當時許多省份都開設金銀場、爐局由宦官去擔任監督,負責收稅。但這些礦局對國家好處甚少，擾民卻十分嚴重,只是肥了宦官。
明朝宦官專權加深了廣大百姓的苦難，加快了明朝的滅亡，但是他們自身也沒有好下場，和東漢、唐朝宦官下場不一樣。東漢宦官被董卓消滅，唐朝宦官被朱溫消滅，而明朝宦官則是被皇帝消滅，也就是說，他們只是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專權，一旦皇帝不願意了他們馬上便被皇帝消滅。像曹吉祥，“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明史·宦官傳》)劉瑾“武宗即位，掌鐘鼓司，……並以就恩得幸，人號‘八虎’”，“帝已負酒，俯首曰：‘瑾負我。’”“始大怒曰：‘奴果反。’……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明史·宦官傳》)由此可見，明朝的宦官專權不同於東漢和唐朝，一旦皇帝不信任宦官，就預示著宦官的滅亡。
總之，明朝宦官專權不同於東漢和唐朝，明朝的宦官專權始終處於皇帝的監控之下，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專權，以不威脅皇權為基礎。在明朝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宦官專權威脅不到皇權，而不像唐朝宦官擁有廢立皇帝的權力。
明朝宦官專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專權的。不僅成祖時國家安定，即使到後來宦官專權，國家也沒有發生象唐朝安史之亂，藩鎮割據那樣的動亂。這就是明朝宦官專權的獨特之處，明朝的宦官專權都是在皇帝允許下出現的，一旦皇帝不同意了，宦官專權就結束了。
人文行天下
首先，從這個問題本身來說，其一，太監批奏章是指在政治上掌握“批紅”之權。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逐步設立了內閣，朝廷大事均由內閣用藍筆“票擬”進呈，然後再由皇帝用硃筆“批紅”批准。明朝中後期，皇帝普遍怠政，甚至數十年不上朝，於是宦官趁機攫取了“批紅”大權，宦官專權進一步成為了常態。二是在司法上掌握“廠衛”之權。明代宦官控制了東廠、西廠、內行廠、錦衣衛等特務機關，凌駕於三法司之上，直接逮捕、關押、審判朝廷官員，動不動就用廷杖來懲戒大臣，樹立威信。
至於太監為什麼要受制於皇帝，這個也要分具體時期來說。太監是個不完整的男人，閹割是為了方便在宮闈內生活以供皇帝妃嬪使役，他們大多出身低微過著悽苦伶仃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不但熬出頭還結黨弄權的代表，他們有的脫離掌控甚至裹挾皇帝，如英宗時，掌權宦官王振拉攏朝中大臣為黨羽形成閹黨，唆使英宗出征瓦剌，又因一己私利引發土木堡之變致英宗被俘。而這樣的宦官例子還有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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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是為了加強君主的權利，但是也將繁雜政務集於一身，後代君主為了減輕自身繁雜的政務，設立了內閣等制度，這些機構由太監和內閣大臣負責，但這些機構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只擁有票擬權，決策權在皇帝手中，內閣處理的政務只有通過皇帝的審查才能下達六部百司，所以此時忙著批奏摺做特工的太監仍然受制於皇帝。
但在明朝後期皇帝懈怠政務，朝廷大權被內閣太監竊取，此時的太監便不受皇帝的制約了。如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