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書，光看封面和書名就讓人肅然起敬：
“人文與社會譯叢”，譯林社人文社科版塊的寶藏，致力於譯介西方半個多世紀以來最新、最好的學術成果，持續不斷地為國內讀者理解轉型中的、愈發多元的社會提供智力資源和廣闊視野。
轉眼，這套書已經進入第20年個年頭，品種即將超過140種。叢書一直秉持著將學術研究與社會生活的經驗層面相連的宗旨，像《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現代性與大屠殺》《風險社會》《善的脆弱性》《學做工》等書，不僅對學界有價值，也影響了大眾的思考方式。其實，“人文與社會譯叢”中這樣的書其實還有不少，今天我們就再推薦五本。
這五本書在豆瓣的評分都是8分以上，共同點是：閱讀難度被高估，重要性和趣味性被低估。本期推送，用編輯解讀、精彩書評或內容摘錄的形式向你再次介紹它們，說不定能幫你找到被錯過的那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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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之河》
[美]唐納德·沃斯特 著 侯深 譯
為了大開發，人類付出過什麼代價？
1980年代，美國西部已經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所建造過的最宏大的治水社會，當眾人都沉浸在征服與拓荒的成就感中時，美國環境史學創始人唐納德•沃斯特卻寫下了《帝國之河》，指出西部運轉的本質：人類強行對自然元素做出“更好的安排”。“一群勃勃進取的現代化者，他們試圖欺騙他人，可能也同樣欺騙自己：認為他們所希望創造的是一樁永續的善業。”
美國西部開發的神話在此書中被破除，驕人成就以外，是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是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環境災難。
中國是典型的治水社會，從大禹治水的神話，到當代各級政府的水利工程，改造自然向來是資源匱乏地區謀求發展的主要思維。然而，真正的和諧能夠通過統御自然的技術獲得嗎？《帝國之河》依然有警示意義。
《帝國之眼》
[美]瑪麗·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傑、方宸 譯
有時候，沒看到的東西比看到的東西更重要
很多時候，在試圖瞭解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歷史或現實時，我們會傾向於認為，來自外部觀察者的視角是要比內部視角更為可信的，一個外國旅人在此地的行記——或者用一個更為學術的詞彙說，旅行書寫，往往會提供一種關於此地的相對客觀、公正的見解，發現本地人因為熟視無睹、習以為常而看不見的東西。
當然，並非所有的外國人旅行筆記都是靠譜的。征服者往往會帶著預先設定的成見來觀看被征服者土地上的一切。……美國學者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國之眼》一書中做了一些有趣的案例分析，向我們證明，殖民主義是如何藏匿在一些看似溫和無害的旅行文本中的。
這些歐洲人在非洲或美洲的行記，多是一眼看上去極為真實的，或是純科學的眼光，或是純個人主義的眼光，普拉特仔細探究了這些眼光所看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她揭示了這些眼光所沒看到或者故意沒看到的東西。
——張偉劼，《：究竟是誰的目光》
《圖繪暹羅》
[美]通猜·威尼差恭 著 袁劍 譯
地圖是一種語言，引導人們思考“我們是誰”
前現代的“暹羅王國”是如何變成了“泰國”這樣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所謂的“泰國性”是如何形成的？地理學以及製圖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泰國曆史中發揮了怎樣決定性的作用？
泰裔美籍學者通猜·威尼差恭在其已成經典的著作《圖繪暹羅》中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遵循傳統邊界理念的國家，在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一過程中，地圖扮演著塑造人們“國家感”的重要角色，是它在人們的頭腦中建構起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緣機體”。
……地圖並不僅僅只是地圖而已，“從一開始，它就是一種新知識，一種新的地理學‘語言’，它產生新信息，構思關於暹羅領土的新意識。它成為思考、想象以及規劃所期望領土的新框架，成為討論暹羅的有效語言”，概言之，它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僅規定了人們如何想象自身所處的地理空間，還重塑了過去，並最終引導人們如何思考“我們是誰”。
——維舟，《憂鬱的邊疆：帝國夾縫中的暹羅》
《美國生活中的同化》
[美] 米爾頓•M. 戈登 著 馬戎 譯
有沒有一個社會，能把每個人都當作人？
人們傾向於去關注那些最直接、最清楚和明確的事件。譬如當一個黑人在密西西比州被鄉村惡棍們痛打，或是在佐治亞州的選舉投票站因受到恐嚇而逃離……因為我們自認是“自由主義者”，所以面對這些事件時，我們都覺得它們相當緊迫，而且會激發我們的義憤和關注，也許遲早還會引導我們尋求補救措施。所有這些做法當然都很有益處，但是對於這些具體現象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根源，則未必能因此而被髮掘出來。
正是由於許多不完整的想象以及對美國人群體生活性質的整體理解的缺乏，形成了催生偏見態度的肥沃土壤。事實上，美國白人新教徒們極少意識到自己僅僅是美國居民中的一個群體，他們認為自己居住在美國，而其他人不過是以各自“群體”的方式生活在美國而已。人們有時會提到一個具有荒謬諷刺想象的俚語：魚兒永遠也不會發現水。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那就是人們在這個社會里可以並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並毫無顧慮地說：“我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天主教徒，一個新教徒，一個黑人，一個印第安人，一個東方人，一個波多黎各人”；“我是一個美國人”，還有，“我是一個人”。
《大屠殺與集體記憶》
[美]彼得·諾維克 著 王志華 譯
只要需要，集體記憶可以被修改
一般說來，歷史事件絕大多數都是在它們發生之後立即就會被談論，然後會漸漸地消逝於人們的記憶之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為什麼會在1990年代，突然成了美國文化中的熱門話題？
歷史學家彼得·諾維克對這個奇怪的時間點非常好奇。在《大屠殺與集體記憶》中，他考察了美國猶太人對二戰中的大屠殺事件的認識變化，從戰後年代的低調處理，到1990年代的“大屠殺熱”，反映出不同時代中，集體記憶如何因變化的風氣以及當前需要被設計和修改，而族群謀求生存的主題貫穿其中。作者指出：歷史地理解某物就得認識到它的複雜性，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它；就得了解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充滿歧義，包括道德的歧義。而集體記憶從根本上說是非歷史的，甚至是反歷史的。對集體記憶做出反思，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歷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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