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3年，大英博物館建立，它是全世界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大型博物館。
1636年，比利時畫家弗蘭斯·弗蘭肯二世所畫“奇珍室”一角。
故宮博物院作為中國博物館的代表，近些年也正在不斷探索新的契機。
伊娃-瑪利亞·森教授
法治週末記者 於偉力
博物館最初產生的時候並非作為教育學範疇下的實體概念，更多的是貴族用於收藏甚至炫耀自己的私產而設立的，直到17世紀，私人收藏家開始公開其珍藏文物供一般民眾參觀，私人博物館才開始出現，隨後公共性博物館也開始慢慢誕生。
1753年，大英博物館建立，它是全世界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大型博物館，如今依舊是眾人趨之若鶩的殿堂。
如今，各種規模、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在世界各地為大家展示著不同的風土人情、文化內涵，博物館也在適應社會發展的漫長曆程中，逐漸演變成多職能的文化複合體。
隨著社會的發展，博物館的職能仍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博物館的新職能、新形態、新方法、新的收藏對象也不斷地出現。
3月28日下午，受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之邀，德國帕德博恩大學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首席教授伊娃-瑪利亞·森女士做客北航“高研論壇”，為眾多在場的校內外師生做了題為“博物館——從歐洲現象到全球制度”的專題講座。從古代到現代，從歐洲到中國，博物館在成為文化重地的同時，也面臨著新時代的挑戰。
探尋博物館的現代意義
伊娃-瑪利亞·森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建築理論與歷史，以及16至21世紀的城市發展，尤其關注17至21世紀的教堂建築。此外，她還涉獵文化遺產、歷史古蹟的保護、修復、重建和復原等方面的研究。
早在2017年，她就曾受邀訪問清華大學，就有關德國博物館學與文化遺產研究方面進行過學術交流。
當時，伊娃-瑪利亞·森提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已經逐漸產生了全新的變化，但是這也隨之引來了一些非議。她以德國博物館為例，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的展示模式為了側重於教育和學習，提供了許多解釋性的說明文字，因此展覽很快被批評為僅為閱讀展覽，而不是觀看。而從1971年至1994年在德國國會大廈舉辦的展覽“德國曆史的問題”，則大量利用包括掛圖在內的圖示化演示方式，因而吸引了大量來自德國國內和其他國家的遊客前往參觀。
對此她強調，目前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正向公眾深度開放，這就需要博物館從業者重視博物館的教育目的，同時還必須繼續強調藏品文物自身在博物館展示陳列中的核心地位。未來博物館從業者要重新思考和設計文物藏品的展陳模式，大膽引入數字化的先進科學技術，將展陳方式擴展到無形的嗅覺、聲音等感官層面，從而增強博物館展覽的互動性與娛樂性，這些無疑都構成了博物館提升自身吸引力的重要方式。
而這次前來，伊娃-瑪利亞·森將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影響力日益增加的中國博物館之上。她不僅講述了歐洲博物館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梳理了博物館事業在中國的發展情況。
在此次“高研論壇”上，伊娃-瑪利亞·森以精準的數據統計，系統闡釋了1949年以來，中國博物館建造發展的數量和觀展人數的增長。1978年，中國共有349個文化歷史博物館，到2009年，這個數字增長了8倍，達到2970個公共或私人博物館。
據2014年中國博物館協會公開資料顯示，從2009年至2014年間，中國博物館數量增長了40%。同時，2008年，中國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增加到近2.68億人，這個數據在2003年至2008年間，增長了一倍以上。國家文物局曾提出，到2020年，全國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人群覆蓋率達到每25萬人擁有1家博物館，觀眾人數達到8億人次/年。
伊娃-瑪利亞·森進一步指出，由於大量新博物館的成立，相關的機構需要能夠配備充足的展品，還要讓館藏人員訓練有素，儘快熟悉工作內容，制定長期或臨時的展覽主題，把對公的私人物品和文化傳播帶給更多的人。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文物的遷移、保護和收藏方面，伊娃-瑪利亞·森談到，中國博物館擁有各個朝代的收藏品。這些藏品為中國的收藏曆史提供了資料、憑證。而收藏品的範圍主要集中在清代乾隆時期，當時，這些收藏品首次被編入到國家的歷史文物類目中並系統擴展。這個過程中，它們(如青銅器物等)除了作為藝術作品本身，還保持了儀式性，讓收藏品在被收藏的過程中得以世俗化，為公眾開放。
此外，伊娃-瑪利亞·森還以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為例，向現場師生展示了博物館建造的特點和珍貴的皇家收藏品。
她介紹，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皇家的那些藏品被轉移到正式開放的故宮博物院內，才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些珍寶。
即使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這些藏品在南京、重慶、成都等地顛沛流離，依舊在艱難的環境中進行過短暫的展出。
博物館最初起源於歐洲，伊娃-瑪利亞·森也為現場的觀眾介紹了歐洲博物館的發展史。自16世紀中葉以來，歐洲王室貴族建立了以展示珍貴收藏、古物的好奇屋和珍品櫃，這成為後來博物館機構的雛形。
18世紀後，盧浮宮、大英博物館等現代性公共博物館開始出現，其基本功能是教育使命、教學和審美享受。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博物館中所展示的文化，成為促使歐洲各民族國家產生的重要推動力，民族精神在博物館文物的展示和研究中得以凝聚。與此同時，建築師們也展開了關於博物館在城市空間佈局與規劃的討論。在19世紀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歐洲國家出現瞭如技術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工業商業博物館等新型的專題博物館。
20世紀以來，得益於時代發展的浪潮，包括德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博物館數量急劇增加，博物館事業蓬勃發展，博物館建築作為重要元素，也成為了城市的地標和文化焦點。因此，在展覽方式、內容和建築設計上也開始轉變。
在伊娃-瑪利亞·森看來，博物館的改變與城市的文化發展和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發展密不可分。
在此次講座尾聲，她總結到，時代呼喚新的思考，以博物館為代表的文化機構，成為了文化記憶的場所。教育與博物館相聯繫的理念，及其理性與知識相關的定位和意義，博物館不是為了彌補傳統，而是為了從傳統制度走向新的科學理性。
博物館的生存與發展
博物館作為公共空間的形態，不僅具有象徵意義，還是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的重要核心。博物館的開發、利用、保護都是人們關心的話題，就此法治週末記者專訪了伊娃-瑪利亞·森教授。
法治週末：你曾提到博物館在開發和利用方面的經驗，請問在德國博物館在公共教育功能方面，如何通過制度和立法予以保證？
伊娃-瑪利亞·森：德國所有的博物館，都會有一個類似標籤的功能。當博物館有了這個功能後，就能夠保證其具備公共教育的功能。而德國在制度和立法方面還比較模糊，只有在一些法律上，如國家法和州法中提到相關博物館功能的規定，這其中就包括公共教育，但目前並沒有國家層面的，與博物館具體相關的法律。
法治週末：對於博物館的開發與利用，在實踐中存在哪些困難與約束？
伊娃-瑪利亞·森：在歐洲，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館，如州立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城市博物館以及其他類型的博物館。它們可以自由選擇，決定收集怎樣的展品，做什麼主題的展覽，以及人員配置上的安排。學生畢業後，也可以選擇在博物館中當志願者。然而，這些事情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規章制度或者機構、人來控制。
法治週末：從德國到歐洲，許多博物館與建築關係密切，在歷史建築、文物的開發與利用中，如何兼顧保護？
伊娃-瑪利亞·森：這的確是個問題，我們在新的展覽條件和保護原始展廳外觀方面始終存在困難。我認為有三種辦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第一，在每個房間裡建築新的空間，不改變它的原貌；第二，儘量去使用部分古建築延伸擴建的房間；第三，以不改變古代建築為原則，在整個原始的房子裡，再設立新的展廳，把它們隔離起來。
法治週末：你此前已經到過中國，是否去過中國的博物館？如何看待中國博物館發展的現狀？在你看來，德國有哪些可以借鑑的經驗？
伊娃-瑪利亞·森：我大概去過6次中國博物館，我認為所有的博物館都應當聯合起來，交換經驗、互相學習。對於中國博物館的發展現狀，近年來，我也注意到，中國開放了近百家各種主題的博物館，但在館內人員的配備方面，還應當加強，如管理、運營、嚮導這方面，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參與。
歐洲有200年的歷史，博物館中的教育功能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如度過休閒時光、娛樂等。在德國，博物館在人員配備方面投入非常多，他們可以決定舉辦怎樣的新展覽，如柏林博物館，有多達上千位工作人員。很多研究人員在大學期間就到博物館，專門從事展覽、教育、反饋等各方面的工作。這在中國或許只有故宮博物院可以做到，其他博物館都無法實現。
另外，中國博物館在展覽背景的設計上也有待加強。如很多展館對展出環境缺乏介紹，甚至根本沒有介紹，尤其是多語種的介紹。觀眾在看到展品前，應當最先知道處在怎樣的環境中，這個環境就包括展覽本身的描述、裝飾等，而不僅僅是展品。
法治週末：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做出了很多的創新，引發許多關於博物館開發與利用限度上的爭議。你如何看待這種爭議？
伊娃-瑪利亞·森：對於故宮博物院的創新，如燈光秀、火鍋宴、文創產品等，我都有所瞭解，但我始終不明白，故宮博物院為什麼要做這些。在我看來，它已經有足夠好的展品，所獲得的關注度也足夠多了。它應當更專注於展品本身，而根本不需要藉助其他的創新方式來體現自身的價值，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在歐洲也有類似的活動，如博物館夜遊等。很多遊客選擇觀光的目的，不僅限於對館內展品的興趣，同時還想要享受這種不同的體驗過程。
法治週末：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很多民間博物館，但民間博物館的生存往往較為艱難。在歐洲，民間博物館的生存現狀如何？
伊娃-瑪利亞·森：歐洲有很多民間博物館，它們中有部分會通過捐贈等方式，讓藏品進入公共或國家博物館，來達到呈現自己展品的目的。事實上，公共博物館並不願意接受，因為這些捐贈藏品的質量，影響著公共博物館的主題，甚至有時候不得不改變展覽的主題。
我比較反對民間博物館的這種行為，因為很大程度影響了公共博物館的發展。
法治週末：現在，越來越多的遊客將博物館作為旅遊目的地，在此基礎上，許多旅行社推出了“博物館路線”來招攬遊客，你如何看待這種博物館旅遊業態的發展？
伊娃-瑪利亞·森：這是一個問題，如遊客去盧浮宮，只是為了欣賞“蒙娜麗莎”，事實上有更多好的展品被忽略了。因此，我建議遊客去任何一個博物館，也要關注到其他的展品，而不僅限於最著名的那些展品。
由於遊客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瞭解不足，因此才會過於依賴旅行社制定的“旅遊線路”，讓他們決定旅行的方式。當遊客對西方或中國的文化、歷史有足夠的瞭解，他們完全可以自主選擇旅遊的方式，而不再通過旅行社來決定。
法治週末：在德國，博物館的館長通常扮演怎樣的角色？
伊娃-瑪利亞·森：德國的博物館館長通常要決定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在其中作出選擇和決定。他不僅要是一個藝術史學家或歷史學家，還應當積攢多年的博物館經驗，對博物館有深厚的研究。
法治週末：你提到博物館應該保持非商業性，秉持對外開放公共學習教育使用的特性，請問，倘若博物館非商業開放，如何才能良性循環持續運營？
伊娃-瑪利亞·森：博物館不應該商業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國家來支撐博物館的運營，堅持使用國家或城市的基金，而不是通過私人捐款的方式。倘若通過私人捐款的方式，就不能保證博物館的非商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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