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造了独特的文字，又创造了记录这种文字的载体。在中国记录文字最普遍的载体，最初是竹、木，然后才是甲骨、金石。因为竹、木隨处可取，先民记录文字便离不了它。
王充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论衡·量知》）
在竹简上书写文字，先要用火炙简除去水分，好像人出汗一样，简干则易写，并可免虫蛀，故曰“汗青”。后世把著作完成称为汗青，亦称“杀青”。汗青也有“史册”的意义。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里的“汗青”就是这个意思。
竹简、木简是秦汉时代最常用的记载文字的工具。前者称“简”，后者称“牍”。将简编联起来便成为册。简的长度大约有69、56、28、23、18、13.5厘米左右等几种，分别相当于当时的三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一尺、八寸、六寸。
经书，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用最长的二尺四寸简写。《孝经》用一尺二寸简写。《论语》用八寸简写。六寸简只用在符信和算筹上。
每简所写的字数因简的长短而不等，但大体有所规定。用丝纶或麻绳将零散的简编成册。通常是先编联，后书写。
简写就或刻就后，便是当时的书籍。《庄子》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指五车简书。《史记》称秦始皇理政为“衡石量书”，也是指简书。
古人用竹简或者木简作为载体
简册书写的文字内容极其广泛，包括经典、书籍、诏书、律令、公文、名籍、帐簿、历谱、药方、书信等。
云梦秦简以秦代法律、文书为主，包括《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答问》等。秦律的内容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
近代最早发现的汉代木简为敦煌汉简，书有诏书、律令、牒书、劾状等公文，以及《尚书》《论语》等经书与《急就篇》《苍颉篇》等启蒙读物。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简牍，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屯戍文书，一小部分为书籍、历谱与私人信件等。
武威汉简包括《仪礼》简、王杖诏书令简和医药简。后者共92简，其内容都是医方，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和五官科等。
江陵凤凰山汉简为乡里名籍和关于赋税、徭役、贷粮、钱财收支等的帐簿。
临沂银雀山汉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书籍及历谱。
秦汉时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的疆域。隨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巩固与发展，文化艺术方面也渐趋统一，具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由于气候、地理、产业、民族和民俗等的差异，各地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
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包括现今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既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重心，也是文化中心所在。新兴的文化形态大抵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新疆地域广宽，民族众多，各地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原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等颇多传入此地，而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相当的影响。
周朝末年中国人就已经在白绢上书写文字，以辅助行、木之所不及。写在白绢上的文字称“帛书”。《墨子》一书不止一次地将“镂之金石”与“书之竹帛”相提并论，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帛书已甚为流行。
古时的帛书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约12万字，是迄今所见最完整、最丰富的古代帛书。这批帛书大多无书名，整理时根据内容定名，分成28种。依《汉书·艺文志》归为6类：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与地图。
六艺类4种：《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类两件：1.《老子》甲本和卷后佚书4篇；2.《黄帝四经》和《老子》乙本。甲、乙两本《老子》是目前所见《老子》的最古本子。乙本不分章，甲本的段落分合与今本有一些差异。
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三件。数术类共11件，其中《相马经》与今本有很大出入。方术类共5件，均无篇题。整理者定名为《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经》《阴阳脉死候》。这五本书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医学著作，成书年代或早于《黄帝内经》。从内容看，全然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
地图两幅，一幅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宽各96厘米，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南部潇水流域及邻近地区，主区部分画得相当精确，一些水道的曲折流向，与现今的地图大体接近；一幅称《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江华县的沱江流域。这两幅地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如此大比例的实用地图在世界上也是年代最久的。
马王堆3号汉墓的入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则大部分帛书的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公元前202-公元前195年）和汉文帝初年（公元前180-公元前167年）期间。
3号墓的墓主大概是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的儿子。这批帛书可能是供他参阅的读物。
汉代人写书，竹帛并行，写在竹上的书论“篇”（“篇”字从竹），写在缣帛上的书论“卷”。《汉书·艺文志》著录群书，或称“篇”或称“卷”，但总起来看，以卷计的不及以篇计的一半，说明竹简多于帛书。
汉代用以写字的缣帛，亦称“纸”。这个“纸”字从系，与从巾的“帋”字，在汉代是有区别的。“纸，砥也。谓平滑如砥石也。”（刘熙《释名》）显指缣帛。《汉书》《后汉书》每以“简纸”连言，足见“纸”是缣帛的代名词，与现今通用的纸张没有关系。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中常侍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造纸，并奏报朝廷。时有“蔡侯纸”之称。
西汉末年曾出现一种簿纸叫赫蹄，为漂絮时积留在箔上的残丝。这种纸造价昂贵，不能大量制造，也不宜广泛使用。蔡侯纸问世后，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开来。这种纸价格低廉，适于书写文字，以后在全国普遍制造，产量增多。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造纸技术渐趋完善，到东晋末年，纸完全替代了简帛，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中国的造纸术往后逐渐传入朝鲜、日本和东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怎样记载文字的问题基本解决后，怎样传播文字的课题提到了国人的眼前。当时传播文字是非常艰难的，所有的书籍都要动手抄写。一个人要耗费太多的宝贵时光抄书，从而限制了读书人求知的领域和进度。
秦代以前文字的形体极不统一。秦朝虽统一了文字，但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难免脱文误字。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皇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46块石碑，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约200911字。熹平石经对维护文字的统一和扩大文字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省减抄写校对的麻烦，读书人发明了摹拓法。这种传播文字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最原始的印刷术。摹拓前先在石碑上涂层墨，然后在上面蒙一层薄纸，再轻轻拍打使凹凸分明，显出文字。不过，这种文字都是反的。后来人们发明了补救这种缺陷的方法，不把墨涂在碑上，而是先将白纸在水里浸湿，再贴在碑上，然后用布包着茧絮在上面压几遍，遇着碑上有笔画的地方纸就凹进去了；等纸张干了，再用另一个布包蘸上墨，在纸上轻捶，使有笔画的地方沾不到墨，再揭下来，便是一张黑底白字的拓品，文字不再是反面的了。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采用。许多碑帖和金石刻辞，都是用这种方法传播的。
纸在社会上流行以后，人们都用纸来写信，不需要用绳捆、用泥涂了，逐渐形成了在信纸上盖印的方式。道教徒仿照印章的办法，率先用木板来雕刻符咒，使简易的印章逐渐变为成文的雕刻。后来佛教徒也用这种方法雕刻佛经。到唐代开始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各地民营书坊刻印的书，称坊本。南宋地方政府、寺院、书坊都刻印书籍。
北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排印。雕版印刷费用大、人工多，经济上不合算，毕昇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副活字版。他用胶泥做成小的方块，刻上一个凸出的反体字，然后把它们放在火上烤硬，便成了一个个的活字。印书前先排版。在铁板上涂一层松脂蜡与纸灰制成的东西，然后在板上放一个铁框，把活字排列在框里。排满后放在火上烤一烤，使活字牢固地黏在铁板上。这种印刷术后来逐步改良到足以大量印刷的地步。
毕昇用胶泥刻字排印，对后世木活字、铜活字的应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时周必大用胶泥活字和铜版，印刷自己的著述《玉堂杂记》。到元代，王桢创造了木活字印刷法，弥补了胶泥活字要用火烤的缺陷，也降低了活字制作的成本。
毕昇的发明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早400年。
毕昇
文字的传播持久至远，远胜于语言的传播。在中国，文字传播的主渠道是史书。
早在商代中国就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持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非专司记事，而首先是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天人，其次才是讲述故事，记录时事，编次与保管文献简册。
春秋时期各国的史书，名称不尽相同，但多以“春秋”名之，而不称为史。以史称史书,似始于司马迁。《太史公书》中凡称“史记”者，盖指古人所作史。
“史”由史官而兼指史书，盖始于秦汉之际。﹙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
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有者当以《春秋》为首。这是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原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经孔子整理。所谓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孔子作《春秋》之原意，孟子以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沿袭其意而推广之：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作为一个商遗民作《春秋》，却站在周天子之立场上，故其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孔子是鲁国人。鲁为商遗民之国。鲁国的统治者是周人，其国民则为商遗民。
《春秋》问世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记叙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其中《左传》一书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司马迁、班固皆以为《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但两书颇有不同之处：《春秋》之文字极简，《左传》记事较为繁杂；且所记事项与《春秋》不等，如隐公元年，《春秋》记事七项，《左传》则十三项。其中有《春秋》有而《左传》无者，亦有《左传》有而《春秋》无者。
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史记》的著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部史书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体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全书130卷、52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3000余年。《汉书》100卷，80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记》《汉书》简称“史”、“汉”。两书各有短长，思想倾向不同，文风各有特色。
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部：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这两部史书和《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含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分别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皆记魏国年号，以明正朔所在。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120卷，包括纪10卷、传80卷、志30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
范晔撰《后汉书》前，已出现多部后汉史书。范晔在各书基础上，博采众长，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后汉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此后上述史书，除袁宏《后汉纪》外相继失传。
唐初百年间有八部史书问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撰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大体定型。
唐朝始设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期间的大事。唐宋两代的实录已散佚，明代和清代的实录基本完整。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多已湮没。其次，纂修前朝历史。历代史馆无不例外，直到清代修成《明史》，从而完成了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包括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元脱脱等《宋史》《辽史》《金史》、明宋濂等《元史》、清张廷玉等《明史》。
所谓二十四史的形成历经二千年，其间变化甚大，水平亦参差不齐，但这套史书至今仍是传播中国文化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称野史、杂史和别史。这类史书成于私人之手，并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但三者又有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中多奇闻异事、民间风俗、宫廷秘闻逸事，故多被统治者视为禁书；杂史一般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通常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上述史书虽有史实不确之处，但往往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史学家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考察研究历史的种种变化，编成多部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凡294卷，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这部史书虽由司马光总其成，实为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全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经常用追叙或终言的方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其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为此，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
该书由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绝笔。
史书亦包括经书。孔子以前，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诸书，但未见经名。儒家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经圣人之手，故谓之“经”。西汉时，《六经》或称六艺。“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
其后，《乐经》失传，遂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到唐代，将《春秋》《礼经》析分为三，前者分为《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经，后者分为《礼》、《周礼》、《礼记》，立“三经”、“三礼”之名，合《易》、《书》、《诗》为“九经”。
北宋初叶，加以《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复易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经书也是史书，这个命题最早是由清代章学诚提出来的。他写道：“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也可以说，六经都是古代政府里的档案，或说是当时衙门官吏的必读书，即所谓“王官之学”，或曰官书，并不是“空言”义理的书。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说。
关于“六经皆史”这个“史”字，章学诚有明确的讲法，为此他特地写了一篇题为《史释》的文章专门来解读这个“史”字。
文中写道：“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制度所存，亦即尧汤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文史通义》）
意思是说，六经都是古代衙门的“官司掌故”，相当于现在政府所存的档案。这种档案叫“史”，即“掌故”，而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史”。
所谓六经，便是古代衙门所掌管的一些文件，所以说是王官之学。真要弄懂这门学问，就要到现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寻求，而不要到古代经书的故纸堆中去寻求。（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主张“史学所以经世”，意在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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