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雙足直立行走使人類產生了怎樣的變化？走路與古往今來的城市變遷有著怎樣的關係？文學作品中健行的文人學者們為何會沉迷於走路這一行為？《走路的歷史》一書作者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遺憾地說：雖然隨性漫步可以發現許多東西，但如今人們所追求的是以最快速度走最短路程。在她的筆下，走路不只是日常生活中尋常的移動方式，還是一種探索、一種沉思。除了走路的歷史，我們從這本書裡還可以瞭解到走路逐漸淡出日常生活的原因，以及我們因此而失去的東西。
18世紀至20世紀70年代是步行的黃金時代，彼時的人們不僅重視散步，還熱衷於創造步行地點。但隨著美國郊區的迅速擴散，步行的黃金時代宣告結束。現代郊區描述為與步行城市對立，步行也成為了無力或低社會地位的表徵。新都市和郊區設計鄙視步行者，許多地方已用購物中心取代購物街，這些地方變得“無街可逛”。
汽車、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也在“擠兌”步行。身體日益被理解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託付期望與慾望”——就像等著被機械運輸的包裹。雖然許多陡峭、狹窄、偏僻的地方只能借步行抵達，但不可否認的是，為容納機器運輸，我們所處的環境已成為道路、鐵路和降落場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交通工具已成為“義肢”，並適用於這個彷彿不再適合人類行走的世界。
在這個步行逐漸削減的世界，人們開始在健身房裡獲取補償，但是這種“補償”其實是個偽命題。跑步機為人們避開外界提供了諸多“便利”，但同時也消除了一些無法預測的部分——沒有與熟人或陌生人的相遇，沒有轉彎處的驚喜。“當肌肉與世界間的關係消失，當水被一個機器處理而肌肉被另一個機器處理，我們是否失落了什麼？”這是盧梭早就道出的真相：“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時刻，才想得這麼多，活得如此鮮活，體驗如此豐富，能盡情地做回自己。”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走路的歷史》一書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期與你一窺步行消失背後的秘密。
《有氧的西西弗斯與郊區化的心理》（節選）
文 | [美]麗貝卡·索爾尼 譯 | 刁筱華
若無地方可去，步行自由是無多大用處的。黃金步行時代在十八世紀末開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結束。這時代雖在一些人眼中問題較多，但仍以創造步行地點和對散步的重視而知名，並於二十世紀初達到高峰。彼時北美人和歐洲人經常散步，步行常是種聖事和例行娛樂，步行俱樂部興盛。那時，諸如人行道和排水溝等十九世紀的都市發明改善了城市，而諸如國家公園和登山等也在興盛中。
或許，當一九七○年的美國人口普查顯示多數美國人住在郊區時，此黃金時代已告結束。郊區被剝奪了舊空間的自然光榮和市民歡樂，而郊區化大幅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規模和質地。此種改變發生在人們心中，也發生在地面上。一般美國人如今以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評價、使用時間、空間和自己的身體。步行仍適用於汽車與建築物間的地面和建築物內的短距離，但步行作為文化活動、歡樂、旅行和閒逛方式在消退，身體、世界和想象間古老的深刻關係也在消褪。或許步行最好被想象成“指示種”。指示種表示一種健康的生態系，而其陷入危境或減少可能是大問題的早期警訊。步行是各種自由和歡樂的指示種：休閒時間，自由而迷人的空間，以及不受阻礙的身體。
郊區：步行城市的對立面
在《雜草前沿：美國的郊區化》中，肯尼思·傑克遜勾勒先於中產階級郊區發展的“步行城市”：它的人口稠密；有“明顯的城鄉區別”；它的經濟和社會功能是混合的，而“工廠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生產發生在小店鋪裡”；人的住家離工作場所很近；富人往往住在市中心。他的步行城市和我的黃金時代在郊區結束，而郊區的歷史是分裂的歷史。
羅伯特·費希曼在另一本郊區歷史書《中產階級的烏托邦》中指出，中產階級郊區住宅在十八世紀末建於倫敦城外，好讓虔誠的商人能將家庭生活與工作分開。城市被上等中產階級福音派基督徒投以懷疑的眼光：紙牌、舞廳、劇院、街市、花園、酒棧都被譴責為不道德的。同時“家庭是世界之外的神聖空間，妻、母是神聖空間內的女祭司”的現代崇拜開始。此類富有商人家庭的郊區社群聽來幸福而沉悶：郊區是充滿大房子的地方，居民沒有多少家外的事情可做。郊區別墅是小型英國莊園，且郊區別墅像英國莊園那樣彰顯自我滿足。不過，莊園上盤踞的是農民、獵場看守人、僕人、客人和擴展家庭，因此莊園是生產地，而郊區住宅住的是核心家庭且日益成為消費地。此外，莊園准許步行；郊區住宅容不下步行，但郊區會侵蝕鄉下、模糊都市。在工業革命時的曼徹斯特，郊區宣告成熟並取得自身的獨立性。
郊區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從曼徹斯特和英格蘭中部諸郡北部向外伸展出去。在工廠制度成熟、窮人變成賺工資的僱員前，工作和家庭從未完全分開。當工藝被破壞成機器旁不需特殊技能的重複姿勢，工作分裂了。早期評論者悲嘆工廠工作破壞家庭生活，將個人自家庭中抽離，使家庭成員在漫長工作中成為彼此的陌生人。家對工廠工人來說，不過是恢復精神從事翌日工作的地方，而工廠制度使工廠工人遠比獨立工匠貧窮、不健康。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曼徹斯特的廠主開始建造第一批大規模郊區以逃避他們創造的城市並增強家庭生活。不像倫敦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們逃避的不是誘惑而是骯髒與危險——工業汙染、壞空氣和差勁的衛生，以及可憐勞動力的景象和威脅。
“郊區化有兩項大結果，”費希曼說，“首先是隨著中產階級離開、工人赴工廠做工而居民被掏空的城市中心......遊客們驚奇地發現一個在辦公時間後完全安靜、空虛的都市中心。市中心商業區誕生了。同時，曾經邊緣的工廠如今被郊區帶圍繞，郊區帶將工廠與農田分開。郊區別墅被牆圍繞，連兩旁是樹的街道也常常只准居民和居民的客人通行。一群工人企圖使一穿過某廠主的郊區別墅的步道保持開放......廠主以鐵門和壕溝回應。”費希曼的圖像顯示“步行城市”中的豐富都市生活被貧乏化。
工人以星期日逃到原野並爭取進入原野步行、攀登、騎自行車、呼吸的權利來回應。中產階級以繼續住在郊區響應。男人坐私人馬車、公共馬車和火車去工作，而女人坐私人馬車、公共馬車和火車去購物。在避開窮人和城市中，他們遺忘行人身份。人能在郊區走，但郊區幾乎沒什麼地方可去。當汽車使人能住得離工作場所、商店、公共運輸、學校、社會生活很遠的時候，二十世紀美國郊區擴散迅速。菲力普·蘭登將現代郊區描述為與步行城市對立：“辦公室與零售業分開。住宅經常被分成彼此無關的區域......再以經濟地位做更細的區分。製造業，無論多幹淨、安靜——今日的工廠很少是吵鬧、冒煙的工廠——一律在住宅區之外。新小區的街道設計加強分離。為打開嚴格的地理隔離，個人需要獲得一把鑰匙，即汽車。基於明顯的理由，鑰匙不發給十六歲以下的人和不再能開車的老年人。”
“走到學校”是進入世界的第一步，對許多代孩子而言，同樣變成較不尋常的經驗。電視、電話、家庭計算機和因特網完成了郊區發端、汽車加強的日常生活的私人化。它們使走入世界變得較不必要，因此人們對公共空間和社會狀況的惡化採取的是忍受而非抗拒的態度。
美國郊區的建築很分散，不適於步行，且正如花園、人行道、拱廊、荒野小徑是用於步行的基礎設施一樣，現代郊區、公路、停車場是行車的基礎設施。汽車使大洛杉磯的發展成為可能——洛杉磯的郊區並不能算郊區，因為洛杉磯根本沒有都市。如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阿爾伯克基、鳳凰城、休斯敦、丹佛等城市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一個人口稠密的都市核心，但它們的空間太大，以致公共運輸使不上力，步行亦不適宜。在這些城市，人們不再被期望去步行，也很少步行。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郊區化通常使得步行很無聊，往往步行一小時，看到的是同樣的風景。許多郊區有不少彎曲的街道和死巷：蘭登給了加州歐文城的例子，在這個城市，為了到達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目的地，旅行者必須步行或開車逾一英里。此外，當步行不是平常活動的，獨行者可能會對做不尋常的事覺得不安。
即使在最好的地方，行人空間也不斷減少：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的冬天，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認為行人干擾交通。我也可以說，在許多人仍徒步旅行、做生意的紐約市，是汽車干擾交通。市長命令警察取締闖紅燈的行人，把市內一些最繁忙的街口人行道用柵欄圍起來。紐約人以在路障進行示威和闖更多紅燈來抗議。在舊金山，更快、更繁忙的交通，更短的綠燈，更好戰的駕駛者威嚇、騷擾行人。在舊金山，所有死於交通意外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一是被汽車碾死的行人，且每年有逾千名行走者受傷。在亞特蘭大，數據顯示，每年有八十位行人被汽車碾死，逾一千三百位行人受傷。在朱利安尼任市長的紐約市，被汽車碾死的人幾乎是被陌生人殺害人數的兩倍——一九九七年的數字是285：150。漫步城市看來不是容易的事。
在美國郊區發展初期，遊廊——小城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在家前面被車庫的出入口所取代。社會學家狄恩·麥坎內爾告訴我，一些新房子有偽遊廊，這些遊廊淺得坐不進人。最近的發展在退出公共空間上更為激進：我們處在牆、警衛、安全系統的新時代，建築、設計和科技是用來消除公共空間的新時代。此類退出公共空間，就像一個半世紀前曼徹斯特商人退出公共空間，是用來使有錢人高高在上、不理民間疾苦；它是社會正義的替代品。新的建築和隔離式都市設計可被稱為卡爾文教徒式的：它們反映“活在一個預定論的世界”“剝奪世界種種可能性而代之市場上選擇自由”的慾望。“任何曾試圖在有警衛巡邏、到處是死亡威脅的小區進行黃昏散步的人，都能很快了解到‘城市自由’的古老概念有多過時。”邁克·戴維斯如此描述洛杉磯郊區。而克爾凱郭爾很久以前即呼喊：“令人難過和喪氣的是，盜賊和菁英分子只在一件事上意見相合：過隱匿的生活。”
如果步行有黃金時代，它源自一種慾望，一種勇於加入各式行人之中，渴望擺脫汽車隻身漫步於開放空間的慾望。它興起於城市和鄉下變得更安全、對行人更有包容性的時代。郊區在不迴歸鄉村的情形下放棄城市空間。而在近年，第二波郊區發展更加深了城鄉的距離。不過更重要的是，步道的消失預示著人的身體與空間的關係的轉變。而在近幾年來，這種轉變帶來了非常奇妙的變化。
汽車“義肢”：日常生活的去身體化
《生活雜誌》的陳述很有趣；大自然作物和氣象因素是一缺點而非偶然的不便；進步由對時間、空間和大自然的超越組成。吃、休息、移動、體驗天氣是身體的經驗；視身體的經驗為負面的等於譴責生物性或感官的生命，這從“足部力量開始其長時期衰退”一句話可以看出。或許這就是《生活雜誌》和群眾都不哀悼被碾死的下院議員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火車碾壓的不只是一人的身體，而是藉由將人的感知、期待和行動從有機世界中抽出來碾壓火車上所有的身體。與大自然疏離通常被描述為與自然空間疏離。但感知、呼吸、生活、移動的身體也是對大自然的體驗：新科技和空間能帶來與身體和空間的疏離。
《生活雜誌》的作者們可能是對的。身體日益被理解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託付期望與慾望——就像等著被機械運輸的包裹。雖然許多陡峭、崎嶇或狹窄空間、許多偏僻地方只能借步行抵達，但無可否認的是，為容納機器運輸，我們的環境已成為擁有航路、高級道路、降落場、能源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汽車已成為“義肢”，汽車“義肢”是供被不再適合人行走的世界損害的身體使用的。在電影《異形》裡，女演員在一個纏繞她四肢的機械化身體盔甲裡搖搖擺擺地前進。這身盔甲使她更大、更尖銳、更強壯，能與怪獸搏鬥，且它看來很奇特、怪異。之所以這樣解釋，是因為身體和身體盔甲間的關係在這裡十分明顯，後者明顯是前者的延伸。事實上，從第一根被抓住的樹枝和臨時的搬運裝置，工具就相當能擴展身體的力量、技能。我們生活在一個我們的手腳可以指揮一個金屬龐然大物跑得比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還要快的世界，在這世界裡我們的聲音能到達幾千英里外，食指輕輕一動就能在東西里打洞。
未受工具輔助的身體如今很罕見，作為肌肉和感覺有機體、未受工具輔助的身體已逐漸萎縮。自火車發明的這一百五十年來，感知和期待已加快，因此，許多人現在認同機器的速度對身體的速度和能力持懷疑態度。這世界不再依身體的尺度而建，而是依機器的尺度而建，且許多人需要——或認為他們需要——機器來快速通過世界。當然，一如多數“省時”科技，機械化運輸製造的與其說是休閒時間，還不如說是被改變的期望；現代美國人的休閒時間比三十年前明顯減少。換句話說，就像增加的工廠生產速度並未減少工時，增加的運輸速度將人連接往更分散的場所，而非將人自旅行時間中解放出來。例如，許多加州人如今每日花三四小時往返於工作場所和家之間。步行的衰微是關於缺乏步行空間，也關於缺乏時間——產生許多思考、求愛、幻想、照見的幽靜、自然空間已消失。機器加速，而生活已與機器同步。
在戶外裝備店外等停車位的人可能是到戶外裝備店買步行靴、工作服、登山繩，即步行裝備。身體不再是許多美國人的實用工具，但它仍是娛樂工具，而此意味著人們已放棄日常空間——從家庭到工作、商店、朋友的距離——向創造出最常借汽車抵達的新娛樂地點：購物中心、公園、健身房。公園，從歡樂花園到荒野保留地，長久以來容納身體休閒，但過去幾十年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健身房代表嶄新的東西。如果步行是指標物種，那麼健身房是荒野生活保留地。保留地保護棲息地在別處消失的物種，健身房容納失去體力勞動的最初地點的身體。
跑步機：身體成為娛樂而非實用工具
郊區合理化，孤立家庭生活；而健身房合理化，孤立的不只是運動，而且是每個肌肉群、心跳速度、卡路里“燃燒帶”。此歷史可追溯至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詹姆斯·哈迪在一八二三年關於跑步機的小書中寫道：“跑步機是在一八一八年由伊普斯威奇的威廉·庫比特先生髮明，並被設立在倫敦附近的布里克斯頓的感化院。”最早的自行車是一個帶有扣鏈齒用作供囚犯踩踏的踏板的大輪子。它被用來安撫囚犯的情緒，但它已是運動器材。囚犯的體力勞動有時被用來供給制粉廠動力，但是體力勞動，並非生產，是跑步機的重點。
“自行車令人恐懼並經常壓垮頑強精神的，不是運動強度，而是其單調的穩定性。”哈迪如此寫到自行車在美國監獄中的效果。不過，他又寫道：“數所監獄的醫生一致指出，囚犯的健康並未受損，相反的，自行車能帶來許多健康上的好處。”紐約東河上的貝勒福監獄包含八十一名男遊蕩者和一百零一名女遊蕩者、一百零九名男罪犯和三十七名女罪犯及十四名女“瘋子”。遊蕩過去是、現在仍有時是犯罪，而在自行車上做工是完美的懲罰。
雖然體能訓練是古代希臘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有現代練習和西西弗斯式懲罰中短缺的社會和文化意義，而步行作為運動長久以來儘管是貴族活動，工人對步行的熱愛，尤其是在英國、奧地利、德國，暗示步行絕不只是一種使血液循環或卡路里燃燒的方式。
健身房是補償外部消失的內部空間及身體萎縮的補償之計。健身房是肌肉或健康的製造工廠，且多數健身房看來像是工廠：僵硬的企業空間、金屬機器的閃光、各自埋頭於重複性勞動的孤立的人（就像肌肉，工廠美學可能喚起鄉愁）。工業革命體制化、分割勞力；健身房現在在做同樣的事——為休閒。一些健身房事實上是再生工廠。
工業革命的身體須適應機器，運動機器則適應身體。馬克思說歷史第一次發生時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體力勞動第一次發生時是創造性勞動，第二次則是休閒消費。最深的變化不是體力勞動不再是創造性的，手臂的使勁不再移動木頭或汲水，而是肌肉的拉緊要求健身房會員資格、練習裝備、特殊器材、教練和指導員，而產生的肌肉可能不用來做別的事。運動的“效率”意指卡路里的消耗高速發生，這恰恰是工人目標的反面，且努力勞動是關於身體如何塑造世界，努力運動則是關於身體如何塑造身體。我無意貶低健身房的使用者——我自己有時也使用健身房，只是想指出其奇怪之處。在體力勞動已消失的世界，在健身房最易取得有效的補償。然而健身房還是有令人困惑之處。我常在使用舉重機時試著想象這動作是划船、汲水還是舉包。農事已被空虛的動作取代，因無水可汲、無桶可舉。我不是懷念農夫生活，但我無法避免對我們使用舉重機取代汲水動作感到奇怪。“我們用舉重機汲水，不為水而為我們的身體、身體理論上被機器科技解放”變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當肌肉與世界間的關係消失，當水被一個機器處理而肌肉被另一個機器處理，我們是否失落了什麼？
過去有駝獸地位的身體如今有寵物地位：它不像馬那樣提供真實運輸；相反的，身體被運動得像人遛狗。因此，身體成了娛樂而非實用工具，不勞動，而只練習。一袋洋蔥或一桶啤酒被金屬鑄塊取代，舉重機使抗拒重力的動作簡化。健身房裡最怪異的裝置是跑步機。怪異，因為我能瞭解模擬農事，因為農村生活的活動不易得到——但模擬步行暗示步行空間已消失。亦即，舉重機模擬勞動，但跑步機模擬步行發生的表面。跑步機模擬體力勞動的沉悶、反覆是一回事；走過世界的多面經驗被搞得沉悶、反覆是另一回事。我記得在曼哈頓傍晚散步，看到許多玻璃牆、兩層樓的健身房充滿使用跑步機的人，看來好像他們正要奪玻璃而出，但我們知道他們哪兒也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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