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越來越多人的眼裡，蘇聯解體是一個無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這樣一個政治壓抑而專制，社會貧窮且矛盾，特權階層又壓倒一切的國家，它的毀滅似乎是肉眼可見的。即便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開始懷念蘇聯，他們其中的許多也只是留戀蘇聯的強大帶給人民的國家認同感和自豪感而已，更多的人早已淡然地看待它。有趣的是，蘇聯民眾尚能夠平平靜靜地流著淚，看著國家消失，蘇聯解體卻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給西方世界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曾對蘇聯精英階層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選擇問題做過一個調查，結果令人驚駭：約有9.6%的人仍支持社會主義；12.3%的人偏向于堅持社會主義，但希望通過改革使國家更加民主；有76.7%的人則希望立刻實施資本主義。政權高層和社會精英紛紛“倒戈”，這個國家的傾塌可以說是肉眼可見的。然而，許多專業人士卻不惜用“詭異”一次發表感嘆。
1993年，一位名為喬治·凱南的政治家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本雜誌立場極其保守，即便如此，凱南還是忍不住說道：“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將這篇文章起題目為《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詭異滅亡》，那麼，凱南的觀點究竟有多少可行性呢？
喬治·凱南何許人也？早在1947年，他便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了自己的代表著作《蘇聯行為的根源》。他在文章中明確建議美國要不惜一切手段，“對蘇聯的擴張傾向進行長期、耐心、堅定與警覺的‘遏制’”。這一觀點深刻地影響到了美國在冷戰中國家戰略的制定，甚至有人乾脆把美國針對蘇聯制定的策略稱為“遏制戰略”，而凱南也因此獲得了“遏制之父”的稱號。不僅如此，長期活躍在國際外交場上、對蘇聯和東歐情況有著深入瞭解的凱南先後擔任多任美國總統的智囊，在這個問題上他是當仁不讓的“內行”。
1952年，在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期間，在與一名柏林記者談話時，凱南居然把蘇聯比作納粹德國，這一言論引起了極大的國際轟動，他也因此丟掉了外交部的職務。我們不難看出，凱南也算得上是非常強硬的“仇蘇派”，然而他卻為蘇聯日後的解體大呼冤枉。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上，專家們對蘇聯的國情進行了深入分析。歷史學家認為，經過勃列日涅夫後期的一番糟蹋，蘇聯國力比起70年代已有了極大的衰退，而經濟學家們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們通過各項數據比較得出了結論：雖然蘇聯並沒有得到什麼關鍵而有效的大發展，但比起1975年，他們所掌握的社會與自然資源並沒有太大變化。
有趣的是，許多蘇聯百姓仍舊貧窮，超市的貨架依舊空空蕩蕩，人們依舊會為了一個麵包而排起長隊，但專家指出，這對蘇聯政權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蘇聯經歷過比這遠大得多的災難，而且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在這一點上它們從不讓步。而至於蘇聯百姓，他們似乎早就習慣了這點，至少在排隊時沒有人插隊。
另外，與1960年和1970年相比，在1981～1985年這若干年的時間裡，蘇聯GDP的增幅雖然在緩慢下降，但仍然能夠保持每年1.9%的速度平穩增長；1985年，蘇聯的財政預算赤字為2%，即便是到了4年後，也就是風雨飄搖的1989年，蘇聯的財政赤字也只有9%而已——這雖然很不樂觀，但根本沒多少可能動搖一個政權，更別說顛覆它了。值得一提的是，相比1980年，1986年的石油價格每桶下跌了46美元，這對蘇聯經濟無疑是個慘痛的打擊。不過，考慮到通脹調節等因素，蘇聯政府依靠資源掙到的錢雖然少了很多，但他們從中獲得的收益仍按每年2%的速度增長。不僅如此，蘇聯人的工資水平也在解體前的5年裡持續增長，即便是到了1990年，排除通貨膨脹之後，工資漲幅依舊達到了7%。
經濟不能壓垮蘇聯，專家們又把眼光轉向了內外政治。正如之前所言，蘇聯政府對社會的掌控力是無與倫比的，在關鍵問題上，政府從不妥協讓步。專家們認為它會動搖蘇維埃政權的根基，但不足以摧毀它，那麼通常被視為國家滅亡的外部壓力對蘇聯的影響又有多少呢？
研究這一問題的專家們普遍認為，經過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曾經活躍在政壇上的反對派和異端基本被清理乾淨，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發生革命的跡象。相反，到了1985年，蘇聯政府“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即便是被視為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的阿富汗戰爭其實也並沒有在其中佔據多少比例，對於擁有500萬軍隊的超級大國蘇聯來說，戰爭損失的40～50億美元和那些傷亡絕不足以導致國家的毀滅。彼得·洛特蘭德教授的觀點可以代表一大批人：“說到底，慢性病並不必然置人於死地。”有專家甚至乾脆提出，相比10年前，“蘇聯局勢實際上沒有任何變化”。
美國人對此都不禁感慨：“在1985年，全球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政府能像蘇聯那樣權力穩固，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麼什麼才是專家心中摧毀蘇聯的真因呢？他們提出了一個關鍵點——“道德”。
戈爾巴喬夫改革中有一個尺度很大的嘗試，那便是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1987年1月，他曾在會議上宣佈，蘇聯將重新構建蘇維埃社會，進行開放和民主化嘗試，“要開展對於價值觀的重估，及對其創造性的反思”。戈爾巴喬夫後來解釋了自己的決定：“我們無路可走，我們必須徹底改變，與過去的失職行為劃清界限。”這樣的決定聽起來很好，但考慮到蘇聯的具體情況，戈爾巴喬夫的想法就像是小孩心中的理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特權階層的腐敗我們不需贅述，按照時任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的說法：“每件事情都已腐爛。”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老蘇維埃的那一套都已統統失敗，可悲的是，人們卻又習慣了它，這就造成了後來的悲劇。戈爾巴喬夫的“道德改革”改革開始施行後，對於蘇聯人來說，這不啻為一場海嘯。對於民眾來說，這是一場“認知的劇烈轉折”；而對不少實權派而言，腐敗的他們並沒有因此更具道德，反而找到了一些“機會”。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為這個國家帶來了短暫的自由，一些曾經的話題禁區也被開放。比如在1989年2月的《紅十月》雜誌中，有人便將蘇聯定義為“極權主義國家”；著名小說家鮑里斯·瓦西列夫則高喊：“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這樣的吶喊喚醒了許多蘇聯人的思考，同時也激起了人民的怒火。蘇聯人終於認識到想要拯救國家，不能用赫魯曉夫時代那樣的修修補補或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粉飾和欺騙，應當實現“整個氣候的改變”。“我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儼然成為了當時的一個口號，它隨後引發的轟動就像是一場革命。
當這樣一場“到的革命”已悄然興起時，戈爾巴喬夫卻在提倡不能用任何暴力手段進行大規模鎮壓，不能像前任們那樣“將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恐怖之上”。熟悉歷史的朋友們大概會覺得這一幕非常眼熟：1917年，當沙皇尼古拉二世還在熱衷於打造一個“小父親”的溫和形象時，蘇維埃革命者們已經從他的手中奪走了權力。而此時的蘇聯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所做的改革從條目上看去高尚而美好，實際上，蘇聯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土壤。民眾思想的覺醒不能被引導，那麼它便會失控併成為一場暴動；而戈爾巴喬夫對權力掌控的乏力也令“某些人”有機可乘，歸根結底，“慢性病不足以殺人”，正是這場不合時機的“道德”改革摧毀了蘇聯。
如今，人們在對蘇聯解體問題的討論中充滿了教條和各種主義，同時也不乏理想化、形式化的定性。轉而一想，蘇聯何止貧窮了一朝一夕？心懷信仰的蘇聯民眾並非無法忍受貧窮，而是一旦信仰崩塌後，他們已變得無所適從。戈爾巴喬夫的“道德”來得太不是時候，同時卻又太是時候。說到底，蘇聯的離去對民眾而言更多的是國家消亡的悲傷，而對“大人物們”來講，一部分蘇聯權貴感嘆自己盡力了，另一部分則趁機大撈一筆；反倒是蘇聯的敵人們對“紅色巨人”的暴斃感到驚詫不已。
閱讀更多 審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