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那麼一個時期，上帝和他的門徒是唯一的敘事者。故事只有經由他們的講述，我們才認為是真實的。現代世界之後，理性主義和科學剝奪了神性的敘事者，所有故事的作者都是凡人，他們的故事也不再被看作是真實的。這種狀況引發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現代的敘事者不得不在寫作的時候運用一種文學策略找回自己藝術作品的權威性。比如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就告訴我們，他是在某個市場裡撿到了堂吉訶德冒險經歷的手稿，好像是出於一位阿拉伯歷史學家的手稿。二十世紀中這種找回權威的方法更具多樣化，比如馬爾克斯魔幻敘事，建立在家族敘事的基礎之上。而另一位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在《失明症漫遊記》（又譯《盲目》）中採取更為隱秘的敘事策略，頗似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是荒誕的，但是精神隱喻卻是無比真實的。
在這部1995年出版的《失明症漫遊記》中，薩拉馬戈講述了一個人類失序的寓言。在一個沒有提及名字的城市（城市的普遍化隱喻？），一位司機在繁忙的路口等紅綠燈的時候突然雙眼失明。一位好心人開車送他回家，卻成了第二個犧牲品。眼科醫生聞訊趕來，成了第三個……疾病蔓延開來，城市一片混亂。於是，當局下令將所有的失明者都趕進一個廢置的精神病院，派武裝士兵把守，並開始開槍。此時，罪惡也開始在倖存的盲者中滋生和蔓延，口糧被偷走，婦女遭強姦，彷彿我們處在一個混亂的城市，無序的世界。這所有的一切都落入一位沒有失明的婦女的眼中，她為了照顧失明的丈夫——牙科醫生——而偽稱自己也是瞎子。她帶領著七個陌生人行走在城市空曠的街道，我們跟隨她的一雙眼睛去見證這個城市的一片狼藉，暴力、混亂、無序、殺戮充斥在任何的角落，彷彿人類所有文明都喪失殆盡。但在小說的結尾部分中，沒有任何徵兆和預示，就這樣莫名的，第一個失明者恢復了視力，隨後其他人也陸續恢復了視力。
“城市還在那裡。”這是小說的最後一句話，彷彿一切恍如隔世，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是我們能當作這一切沒發生過麼，這個已經一片狼藉面目全非的城市我們能視而不見麼？這個城市彷彿打了一個長長的盹兒，但是人類的文明卻差點消亡殆盡，如果說這是上帝的玩笑，也未免太大了。這當然不是上帝的玩笑，儘管他可能是這個世界唯一的全知敘事者，但是在小說家薩拉馬戈筆下，他才是那個不動聲色地敘事者，他成了那個虛構城市的上帝，那個唯一的敘事者，文學中的權威者。薩拉馬戈因為這部作品榮獲了199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是葡萄牙文學史上唯一榮獲這種榮譽的作家。諾貝爾委員會陳述這部小說的獲獎原因時說：“由於他那極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頗具反諷意味的作品，我們得以反覆重溫那一段難以捉摸的歷史。”明明是一部虛構甚至具有荒誕色彩的小說，跟歷史有什麼關係？難道歷史也可以這樣虛構麼？也許虛構的是歷史，但其中彰顯出人性的醜陋和暴虐卻是無比真實的。對這部幫他戴上桂冠的傑作，薩拉馬戈如是說：“盲目並非真的盲目，這是對理性的盲目。我們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沒有理性的行為。如果我們做了，世界上就不會有飢餓。”
所謂失明，所謂盲目，在這部小說中完全都是沒有原因的，不是因為病變，沒有任何徵兆的失明和恢復。借用小說中話說，他們都是“能看得見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見的盲人”。作家在小說的扉頁上也這樣寫著：“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看見。”這種話語把我們引向了人類的隱喻，人類的盲目，理智的盲目，狂妄的盲目，矇昧的盲目，自以為掌握一切的盲目。小說用虛構的歷史和城市，隱喻了人類的真實境況，正如作家本人所言：“這部作品裡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在接受採訪時，薩拉馬戈也曾說到：“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我毫不退縮地寫出了一部如此冷酷無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卻不是很好。《失明症漫遊記》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縮影罷了。作為一個人和一名作家，我不願不留下這個印記而離開人世。”2010年6月18日，這位葡萄牙文學史偉大的作家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家中去世，葡萄牙外交部宣佈，政府決定派飛機前往加那利群島，將薩拉馬戈的遺體接回里斯本，並於里斯本舉行國葬。他在世間留下了他深刻的生命印記。
要問為什麼薩拉馬戈會離開自己的國家居住在西班牙，也許和他的政治立場有關。他不僅僅是小說家，還是是公共知識分子，是革命家，還是個固執的共產黨人。薩拉馬戈在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的古巴和講葡萄牙語的巴西，都大受歡迎，但在美國，由於其共產黨員身份和無神論立場，往往被知識界和主流媒體視為異類。1991年，他發表了他的新小說《耶穌基督福音》引起軒然大波，被公開指責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將此書查禁。薩拉馬戈怒不可遏，憤而選擇自我流亡，去國別鄉，跟著他的新娘回了孃家西班牙，後定居於加那利群島，直到今年去世。這是一個容易憤怒的人，但是他的憤怒不是因為自私，而是因為世界的不公和不義。2002年3月，他因在約旦河西岸公開將拉馬拉與奧斯威辛相提並論而受到強烈批評之後，更為主流所疏遠。當時國際作家議會委派了一個八人作家代表團，其中有薩拉馬戈和中國詩人北島，前往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和以色列考察和聲援。薩拉馬戈是其中最直言和最憤怒的一個，他說：“此地所發生的一切是犯罪，足以與在奧斯威辛、布痕瓦爾德發生的事情相提並論。除去時間地點上的不同之外，這就是同樣的罪行。”很少有哪個想在美國賣書、授課、講演的作家，敢如此公開抨擊以色列。但在薩拉馬戈看來，包括作家在內的當今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成為我們時代的評論員和批評者，無論現在、過去還是將來都是如此，是把矛頭對準其所置身的時代的評論員，原因是，儘管今天的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總是有必要以批判的方式看待。
1997年3月，薩拉馬戈訪問北京，出席了他的小說《修道院紀事》中譯本首發式。他告訴中國聽眾，希望死後在墓碑刻上如下文字：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也許，我們該把他的小說人生和他真實的人生統一來看，無論用虛構的方式還是現實的方式看待這個不甚完美的世界，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我們都有義務用一種審慎的眼光，反思的態度，批判的方式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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