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时期，上帝和他的门徒是唯一的叙事者。故事只有经由他们的讲述，我们才认为是真实的。现代世界之后，理性主义和科学剥夺了神性的叙事者，所有故事的作者都是凡人，他们的故事也不再被看作是真实的。这种状况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现代的叙事者不得不在写作的时候运用一种文学策略找回自己艺术作品的权威性。比如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就告诉我们，他是在某个市场里捡到了堂吉诃德冒险经历的手稿，好像是出于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手稿。二十世纪中这种找回权威的方法更具多样化，比如马尔克斯魔幻叙事，建立在家族叙事的基础之上。而另一位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游记》（又译《盲目》）中采取更为隐秘的叙事策略，颇似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是荒诞的，但是精神隐喻却是无比真实的。
在这部1995年出版的《失明症漫游记》中，萨拉马戈讲述了一个人类失序的寓言。在一个没有提及名字的城市（城市的普遍化隐喻？），一位司机在繁忙的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双眼失明。一位好心人开车送他回家，却成了第二个牺牲品。眼科医生闻讯赶来，成了第三个……疾病蔓延开来，城市一片混乱。于是，当局下令将所有的失明者都赶进一个废置的精神病院，派武装士兵把守，并开始开枪。此时，罪恶也开始在幸存的盲者中滋生和蔓延，口粮被偷走，妇女遭强奸，仿佛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城市，无序的世界。这所有的一切都落入一位没有失明的妇女的眼中，她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牙科医生——而伪称自己也是瞎子。她带领着七个陌生人行走在城市空旷的街道，我们跟随她的一双眼睛去见证这个城市的一片狼藉，暴力、混乱、无序、杀戮充斥在任何的角落，仿佛人类所有文明都丧失殆尽。但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中，没有任何征兆和预示，就这样莫名的，第一个失明者恢复了视力，随后其他人也陆续恢复了视力。
“城市还在那里。”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仿佛一切恍如隔世，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能当作这一切没发生过么，这个已经一片狼藉面目全非的城市我们能视而不见么？这个城市仿佛打了一个长长的盹儿，但是人类的文明却差点消亡殆尽，如果说这是上帝的玩笑，也未免太大了。这当然不是上帝的玩笑，尽管他可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全知叙事者，但是在小说家萨拉马戈笔下，他才是那个不动声色地叙事者，他成了那个虚构城市的上帝，那个唯一的叙事者，文学中的权威者。萨拉马戈因为这部作品荣获了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葡萄牙文学史上唯一荣获这种荣誉的作家。诺贝尔委员会陈述这部小说的获奖原因时说：“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明明是一部虚构甚至具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跟历史有什么关系？难道历史也可以这样虚构么？也许虚构的是历史，但其中彰显出人性的丑陋和暴虐却是无比真实的。对这部帮他戴上桂冠的杰作，萨拉马戈如是说：“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做了，世界上就不会有饥饿。”
所谓失明，所谓盲目，在这部小说中完全都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病变，没有任何征兆的失明和恢复。借用小说中话说，他们都是“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作家在小说的扉页上也这样写着：“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看见。”这种话语把我们引向了人类的隐喻，人类的盲目，理智的盲目，狂妄的盲目，蒙昧的盲目，自以为掌握一切的盲目。小说用虚构的历史和城市，隐喻了人类的真实境况，正如作家本人所言：“这部作品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在接受采访时，萨拉马戈也曾说到：“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了一部如此冷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失明症漫游记》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这个印记而离开人世。”2010年6月18日，这位葡萄牙文学史伟大的作家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家中去世，葡萄牙外交部宣布，政府决定派飞机前往加那利群岛，将萨拉马戈的遗体接回里斯本，并于里斯本举行国葬。他在世间留下了他深刻的生命印记。
要问为什么萨拉马戈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居住在西班牙，也许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他不仅仅是小说家，还是是公共知识分子，是革命家，还是个固执的共产党人。萨拉马戈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都大受欢迎，但在美国，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神论立场，往往被知识界和主流媒体视为异类。1991年，他发表了他的新小说《耶稣基督福音》引起轩然大波，被公开指责冒犯天主教，政府出面将此书查禁。萨拉马戈怒不可遏，愤而选择自我流亡，去国别乡，跟着他的新娘回了娘家西班牙，后定居于加那利群岛，直到今年去世。这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但是他的愤怒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世界的不公和不义。2002年3月，他因在约旦河西岸公开将拉马拉与奥斯威辛相提并论而受到强烈批评之后，更为主流所疏远。当时国际作家议会委派了一个八人作家代表团，其中有萨拉马戈和中国诗人北岛，前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考察和声援。萨拉马戈是其中最直言和最愤怒的一个，他说：“此地所发生的一切是犯罪，足以与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除去时间地点上的不同之外，这就是同样的罪行。”很少有哪个想在美国卖书、授课、讲演的作家，敢如此公开抨击以色列。但在萨拉马戈看来，包括作家在内的当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成为我们时代的评论员和批评者，无论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如此，是把矛头对准其所置身的时代的评论员，原因是，尽管今天的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总是有必要以批判的方式看待。
1997年3月，萨拉马戈访问北京，出席了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中译本首发式。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墓碑刻上如下文字：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也许，我们该把他的小说人生和他真实的人生统一来看，无论用虚构的方式还是现实的方式看待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我们都有义务用一种审慎的眼光，反思的态度，批判的方式度过一生。
閱讀更多 說書人思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