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在家乡接受九年旧式教育之后，13岁的胡适跟随三哥来到上海求新学。那时的学堂并非官办，全由私人开办，自成风气，毫无系统，等级亦不完全，也没有正式的大、中、小学等名目。
胡适进入的第一所学堂——梅溪学堂，是他父亲的朋友张焕纶开办的一所私立学校。该校的课程设国文、英文、算术三科，但以国文科最为重要。梅溪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
次年，胡适转学于澄衷学堂。该校系浙江宁波商人叶澄衷所办。澄衷学堂的课程设置比较完备，除国文、英文、算术外，还设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澄衷学堂当时共分十二班。前六班本目当初中，后六班类似现在的小学。胡适最初编入第五班，不到半年升入第三班，第二年又升到第二班。
1906年暑期，胡适考入中国公学。那所学校是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歧视中国留学生而愤慨回国创办的。
1908年9月间，中国公学发生了一次风潮，结果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外组建了一所中国新公学。
“我这时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次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学，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正在这个时候，李琴鹤君来劝我在新公学作教员。我想了一会，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个钟头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一直教到第二年﹙一九0九﹚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为止。”﹙参见胡适《四十自述》﹚
在这所学校，胡适还是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
1910年7月，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8月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9月到达纽约州绮色佳镇，即入康乃尔大学。
胡适忆道：“我在一九一O年进康乃尔大学时，原是学农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我作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
又说：“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其后一共读了两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试及格，我就可以写论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学博士﹚的学位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季，我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所以两年的时间——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尔研究院就读的两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
也就是取得了报考“博士候选人”的资格。所以，胡适在日记中说他1917年5月22日“考过”申读博士学位的考试，并没有说“考取”。同年7月，他就回国了。8月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首先得取得报考的资格，然后参加考试，通过者即为考取。胡适只走了头两步。七年的留学生活就结束了。
年轻时的胡适
胡适在上海五年接受的并不是正规的新式教育。在美国留学也不知道主修哪一科。据胡适回忆：
“康乃尔文学院当时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一个‘学科程序’才能毕业。可是当我毕业时，我已完成了三个‘程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个程序在三个不同的学术范围之内，所以那时我实在不能说，哪一门才是我的主科。”﹙《胡适口述自传》﹚
幸运的是，生于清朝末年的胡适竟两次得风气之先。一次是到上海求学，一次是去美国留学。这两件事在当下的中国，用上海话来说，叫“扎台型”，而胡适在整整一个世纪前居然轻易做到了。如此幸运，未免使人心生妒意。
遗憾的是，青少年时代的胡适因而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学术根底较为浅显。
对自己的缺憾，胡适心知肚明，所以他常说“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胡适又说过“又开风气又为师”这样的话。
前一句是针对他个人而说的，后一句则是对大学而言的。他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说：“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去做大众师表的。”
胡适曾把“不为师”与“为师”概括为两种教育方法：“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把它普及了，又要把它提高，这样的教育才有稳固的基础。”
“不为师”，致力于普及也。
用后人的话来说：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唐德刚《胡适杂忆》﹚
胡适是怎样致力于普及的？
1930年他从已出版的三集《胡适文存》中选出22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学校教师愿意作课本的，也希望用这个选本。
胡适把22篇论文分作五组：第一组6篇，泛论思想方法；第二组3篇，论人生观；第三组3篇，论中西文化；第四组6篇，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第五组4篇，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胡适给每一组论文作一个提要，使“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胡适给第一组论文写的提要是这样开头的：“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这就披露了胡适思想方法的两个来源：达尔文主义和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只承认点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第二组论文是胡适本人的人生观，代表他的宗教。
他所提倡的人生观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方面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只有把自已铸造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一方面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胡适信奉的宗教想叫人知道：个人是“小我”，人类是“大我”。个人是要死灭的，而人类是不死的不朽的。“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第三组论文指摘东方文明，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两部分。说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这是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
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但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东方人过去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文明，但后世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不久就被物质征服了。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过来看西洋文明：“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东方文明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胡适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只不过达尔文进化论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实际运用。第四组论文有六篇。
步入中年的胡适
第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旨在贡献作者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
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在他看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文学自宋以来，虽见摒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
胡适将白话文学列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自从《诗》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馆的陈列品！”
胡风请读者不要误会，他并不是说：凡是用白话写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而是说：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
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
胡适答道：“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
胡适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就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提倡国语的文学，就是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胡适以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
而要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分三步走：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做准备，第三步才是创造新文学。
要创造新文学，必须先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工具。这工具便是白话。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方法。光有工具没有方法创造不出新文学。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一、收集材料的方法；二、结构的方法；三、描写的方法。
关于第一类方法，胡适以为中国以往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如下：﹙1﹚推广材料的区域；﹙2﹚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3﹚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胡适把第二类方法，分为剪裁和布局两步。有剪裁，方可“做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始能把这些材料用得最合适最得当。第三类方法，千头万绪，大致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
工具用得成熟自然了，方法也掌握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
至于怎样创造新文学，胡适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第二篇《〈尝试集〉自序》意在提倡用白话作诗。
胡适把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1927年9月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
第一集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这些诗的大缺点是句法太整齐了，没有自然的音节，而有截长补短的毛病。
第二集的诗以诗体的大解放为理想的目的。“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齐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二集的诗虽不能处处达到这个目的，但大致都朝这个目的去做。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为什么要印行《尝试集》？作者答道：为了这本诗集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实验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到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这篇序言的结论是：“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第三篇《文学进化观念》论证作者的文学观乃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
文学进化的观念有四层意义，每一层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
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从极低微的起源，渐渐地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某一类文学的进化史，就是摆脱种种束缚力争自由发展的历史。
第三层意义是：一类文学的进化，往往带有前一个时代留下的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早先本是有用的，后来渐渐地失去效用了，但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仍保存这些过时的纪念品。这种物品叫“遗形物”。
比如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鼔、马鞭、跑龙套等等，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依旧存留，遂成为一种遗形物。
“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
居然有人把这些遗形物当成中国戏剧的精华，这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造成的祸害。
第四层意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步，就停住不进步了，直到它与別种文学相接触，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有意吸收别人的长处，方才继续进步。
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就不少。六朝至唐三四百年间，中亚各国的音乐、歌舞、戏剧传入中国的甚多。此外，中国词曲中受外国影响的地方比比皆是。中国戏曲使用的乐器，十之六七是外国传入的，最著名的当推“胡琴”。
第四篇《国语的进化》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白话是古文的进步，还是古文的退步？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应用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故发明某种器物、创造某种制度。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应用的能力减少，便是退步。
语言文字也是应用的。其用处简单说：1、表情达意；2、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3、教育的工具；4、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这几种用处增加了，便是进步；减少了，便是退化。
以上四种用处，文言竟没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而白话在这四个方面的应用都比文言大得多。总之，文言的应用能力，久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而白话的应用能力不但未曾减少，反而增加发达了，故是进步的。
接着，胡适进一步说明白话是怎样进化的。“白话的变迁，因为不受文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有理由的变迁；都是改良，都是进化。”
从古代的文言变为近代的白话的历史有两个大方向：一是该変繁的渐渐变繁了；一是该变简的渐渐变简了。
变繁的例子很多，比如：单音字变为复音字，白话因有会话的需要，故复音字最多。
又如：字数增加，白话的字数比文言多得多。
再如：形容词和副词的增加。
至于第二个方向，文言中该变简的地方，白话都变简了。比如：文言中一切无用的区別都废除了。例马二岁叫“驹”，三岁叫“駣”，八岁叫“马八”。白话只保留一个“驹”字，用以指代所有小马。
又如：文法变化多由繁杂不整齐变为简单画一。例文言有“吾”“我”之別、“尔”“汝”之別、“彼”“之”“其”之別，白话把这些无谓的区別都废除了，变成：第一人称，即我、我们；第二人称，即你、你们；第三人称，即他、他们。
再如：古文的疑问代词有“谁”“孰”“何”“奚”“曷”“胡”“恶”“焉”“安”等字，白话的疑问代词简化为一个“谁”用以问人，一个“什么”用以问物。
以上所说，只是要证明白话的变迁，无论变繁还是变简，都是有理由的变迁。就是那些该变而不曾变的，也都有不能变的理由。改变的动机是实际应用上的困难。改变的目的是要补救这种困难。改变的结果是应用能力的加多。这便是国语的进化简史。
第五篇《文学革命运动》说说这五六年的文学革命运动。
中国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那时候的小吏已不能了解诏书律令了。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这种死文字。于是他们想出一个法子鼔励民间研究古文，凡“通一艺以上”者，都有官做，“先用诵多者”。这个法子后来逐渐变成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延长了古文的寿命。
但民间的白话文学是压不住的。尽管这二千年来贵族文学得势，但挡不住平民文学发展的势头。
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是第一时期白话文学的代表。唐代白话诗和禅宗的白话散文则代表第二时期的白话文学。
五代、北宋和南宋的白话词，代表第三时期的白话文学。金元时代的白话小曲和白话杂剧则是第四时期白话文学的代表。
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代表第五时期的白话文学。500多年间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部白话小说。
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是有意识地主张白话文学的运动。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1917年1月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于文学的态度，他始终只是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常说他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是陈独秀。他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这一年的《新青年》中有许多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1918年的《新青年》完全用白话做文章。4月胡适的一篇文章把从前他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归纳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实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旗帜更明白，进行也就更顺利了。
1918年冬，陈独秀等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刋，叫《新潮》。
1919年开幕时，除了上述三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更多了。
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二三月间谣言四起。三月间林纾作书给蔡元培，攻击新文学运动。蔡元培也作长书答他。
林与蔡的辩论发生在三月间，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于是有“五四”的学生运动，有“六三”事件。那时各地的学生团体突然出了无数小报，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完全用白话。还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1919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
1919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況且“五四”运动以后，国人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运动因此得到自由发展。
1920年教育部颁布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又令“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1920—1921年，白话公然叫国语了。
第六篇《〈词选〉自序》 代表作者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
胡适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自然演变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其“投胎再世”的历史。
第三时期自清初至今﹙1650--1900﹚，为模仿填词时期，是词的“鬼影”的历史。
词起源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渐为文人学士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丰富。但也渐渐和平民离远了。到宋朝末年，词连文人也看不懂了，词的生气完全没有了。但民间的娼女歌伶仍继续变化她们的歌曲。“曲子”便是她们翻新的花样。先有“小令”，次有“双调”，再有“套数”。套数一变就成了“杂剧”。杂剧又变为明代的剧曲。这时文人又来了，既做曲子，也做剧本。于是，体裁变复杂了，内容也变丰富了。然而，这帮文人带来的典故，搬来的书袋，传染的酸腐气味又使这类新文学渐渐和平民离远了，渐渐失去生气，渐渐步入坟墓。
清代学者读书最博，离平民也最远。清代的文学作品，除小说之外，都朝着复古方向走。清代文人很有用全力做词的，也有许多佳作，然而词的时代早过去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往昔的潮流。有清一代的词作，终究跳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故曰清代是词的鬼影的时代。
“我的本意想选三本长短句的选本：第一部是《词选》，表现词的演变；第二部是《曲选》，表现第二时期的曲子；第三部是《清词选》，代表清朝一代才子借词体表现的作品。”
这部《词选》专门表现第二时期。这个时期也可分作三段：﹙1﹚歌者的词，即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唱的词；﹙2﹚诗人的词，即词的作者都是天才的诗人，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3﹚词匠的词。这个时期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既没有情感，也没有意境，只能侧重于咏物。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作品。
“这是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
胡适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不过是赫胥黎和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运用。
何谓国故？在胡适看来，“国故”这个名词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学”的使命就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
第五组论文有四篇。
第一篇《〈国学季刋〉发刊宣言》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无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从明末到于今的三百年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其成绩可分三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
这三百年古学研究的缺点有三层：一是研究范围太狹窄，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
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是可以补救的；我们又反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光明与黑暗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因此，提出三个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第二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乃是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学者讨论古史的文章的读后感。
这次讨论的双方旗鼔相当，阵势整严。趁讨论暂时休战之机，写了这篇文章请予以指教。
顾先生说：“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经过了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自然随处也有它的自卫的理由。现在我尽寻它的罅漏，刘先生尽寻它的自卫的理由，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结论，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这是无疑的。”
胡适希望讨论双方都依着这个态度去搜求证据，以求明白古史的真相。“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胡适以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这个见解有三个意思：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即使不能知道某件事的真确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上述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的见解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是他的根本方法。
他的方法可以概括如下：
﹙1﹚把每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每件史事在每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某件史事的演进过程：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力图解释每次演变的原因。
刘先生的根本态度和方法是：“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或“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
刘先生列举的三者，证在最后一位。情在第一位。崔述曾痛斥这个方法的危害：“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岂有当乎？”
至于“验之以理”，就更危险了。史学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找客观的条理。如果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物，那样的理往往是主观的意见。
最后是“验之以证”。证据在史学上固然很重要，但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这样的方法很危险。“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从时间和空间看，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的资格，但他提供证据时有作伪的可能吗？”
第三篇《〈红楼梦〉考证》运用科学的方法，首次考订《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胡适假定，“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曹雪芹做的。”
然后，根据这个假定予以求证。他先从袁枚《随园诗话》中找到有关曹寅的记载，找到“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等语，并查到许多有关曹寅的资料，后来又找到曹寅的文集，从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
二、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差使。
三、曹寅会写字，会做诗词，有诗词集行世。他曾管领《全唐诗》的刻印，他又刻有二十几种书。他家中藏书极多。
四、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根据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內的材料，胡适得出关于曹雪芹的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作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因为不得志，他过着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四、曹家极盛时接驾四次，后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是曹雪芹破家倾产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解决了《红楼梦》的“著者”问题，胡适又解决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
一、《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
二、后四十回的著者是高鹗。
三、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最后，胡适指出：“以上是我对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者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
还指出：“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第四篇《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认为，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文章最后，胡适希望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回头想想：“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中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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