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人口政策的形成與變革伴隨著人口轉變的進程, 為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文章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政策和人口轉變歷程。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萌芽、批判和停滯的初始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後得以恢復;改革開放後的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確立、穩定; 21世紀以後順應人口形勢進行微調和大調整。人口轉變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生育水平快速下降, 並穩定在低位, 生育年齡不斷推遲, 生育模式已經明顯改變;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顯著下降, 死因模式和死亡模式均向老年型轉變, 國民健康水平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然而, 後人口轉變時代考驗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體制, 需要做好準備。
關鍵詞：
新中國; 人口政策; 人口轉變; 生育率; 生育模式; 人口老齡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 我國由一窮二白的國家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在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伴隨著人口政策的變革和人口轉變, 人口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參與和推動了經濟起飛, 也促進了社會體制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 我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 帶來整個社會撫養負擔的下降, 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 人們的健康水平不斷提高, 兒童、孕產婦死亡率不斷下降,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當前, 人口形勢和人口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人口政策也在逐步調整以適應這些變化。本文將梳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人口政策變化, 並利用歷史數據分析我國人口轉變的發生過程, 為今後的人口政策提供參考。
一、中國人口政策的變動
雖然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 但限制生育的思想萌芽卻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依據人口思想的變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革, 我國人口政策發展變化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1階段:新中國成立到1969年, 人口政策從鼓勵生育到限制生育思想萌芽, 再到批判和停滯。1949年之後迎來了生育高峰, 國民生產和生活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總和生育率超過6, 人口快速增長, 1953年第1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總人口已經從1949年之前的4.5億增長到6億, 這引起了政府的關注, 節制生育的思想開始萌芽。1955年, 衛生部黨組在關於節制生育問題報告上指示:“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 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此後, 黨中央的許多政策文件或國家領導人講話都提及要節制生育。國務院於1962年出臺了《關於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1963年中央決定成立國家到地方的各級計劃生育機構, 1964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正式成立[1]。然而, 受政治運動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政策實施基本停滯。而且, 由於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被批判, 學術界幾乎無人敢提人口問題。儘管如此, 這一時期的人口政策和機構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2階段:1970—1980年,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逐漸回到正軌, 限制生育的政策正在逐漸發揮效用。從1949—1969年, 我國人口僅用短短20年的時間翻了一番, 這也促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快速推進。1971年, 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 並於1973年正式提出“晚、稀、少”政策, 即晚婚 (女性23週歲以上, 男性25週歲以上) 、稀生 (生育間隔3年以上) 和少生 (最好1個最多2個) 。這一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生育率前所未有地快速下降。
第3階段:1980—2000年, 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 政策、機構都逐步穩定下來。受政策影響, 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 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 並繼續下降。1980年, 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2], “獨生子女政策”基本成型, 計劃生育政策成為國家大刀闊斧改革的重要一環被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但是, 一孩政策的實行在農村地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考慮到農民的生育需求, 國家做出了相應的調整。1984年, 國家計生委《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彙報》做出了“開小口、堵大口、煞歪口”的調整, 主要包含2個方面:一是農村地區適當放開2胎, 二是一千萬人口以下的少數民族可以依習俗放寬2胎, 甚至3胎。到1990年代初, 各省、市、自治區均制定了計劃生育條例, 並開始穩定執行。大部分農村地區實行“一孩半”政策, 即第1胎生育女孩的家庭被允許再生育1胎, 少數民族地區也依照規定實行二孩或三孩政策。這一階段的生育率下降不止有政策的影響,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的進程, 城市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使得年輕人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20世紀末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左右, 是國際標準中的“很低生育率”。
第4階段:2000年至今, 人們注意到人口快速轉變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限制生育的政策得到反思, 計劃生育政策再次進入調整通道。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 隨著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人口轉變完成, 人口結構開始發生顯著變化, 2000年的老齡化係數超過7%, 成為國際標準的老齡化國家, 勞動力供給2011年達到峰值。為了適應人口形勢的新變化, 完善和調整生育政策成為必然選擇。事實上, 早在20世紀末就開始了生育政策的微調, 山東、四川等27個省、市、區在2000年之前就完成了由獨生子女政策向“雙獨二孩”的轉變, 《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2011年修訂完成, 這是最後一個實施“雙獨二孩”的省份。2013年開始, 我國啟動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進程, 為了規避可能出現的生育堆積問題, 放寬限制生育是循序漸進的, 2013年3月, 國務院將衛生部與計劃生育委員會職能合併, 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同年11月,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2015年12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 (草案) 》, “全面二孩”政策於2016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3月, 國務院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承擔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老齡委等相關部門的職能, 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機構正式成為歷史。遼寧、陝西、湖北等地甚至將鼓勵生育的條文寫入了政府文件, 計劃生育政策終將成為歷史。
二、中國人口轉變歷程
人口轉變是指人口發展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歷程。經典人口轉變理論將這一歷程分成3個階段:原始階段表現出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特徵, 人們的生育不受任何限制, 由於生活資料的限制、衛生醫療條件的低下以及戰爭、瘟疫的盛行, 人口通常也保持較高的死亡率。中期階段則表現出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雙雙下降, 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推進, 農業的進步、交通運輸和製造業的發達帶來了食物的豐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提高了健康水平, 死亡率首先出現下降。工業化和城市化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 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興起, 家庭功能弱化, 養育子女的成本不斷提高, 生育率也不斷下降。由於生育率晚於死亡率的下降, 中期階段出現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到現代階段, 生育率和死亡率均下降到較低水平, 自然增長率較低, 人口不僅出現老齡化趨勢, 也出現新的均衡。影響人口轉變的兩大基本要素是生育和死亡。下文從這兩個方面闡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轉變歷程。
(一) 生育的轉變
1. 經歷3次出生高峰後, 出生率降至低位
新中國成立以來, 我國一共經歷了3次人口出生高峰。第1次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隨著多年的國內戰爭結束, 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逐漸恢復, 社會環境安定, 人口出生率在1950—1954年一直維持在37‰以上的高位, 人口自然增長率也一路攀升, 1949—1957年, 總人口增長了1個億。然後國內政治環境開始動盪, 特別是1959—1961年的3年自然災害期間, 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 自然增長率甚至降為負數。緊接著迎來第2個人口出生高峰, 補償性生育使得出生率直接從1961年的18.13‰反彈至1962年的37.22‰, 1962—1969年的這次出生高峰使得中國人口增加了1.5億。1970年代, 中國政府開始鼓勵人們節制生育, 出生率有了明顯的下降, 1979年降至20‰以下。改革開放之後, 由於第2次出生高峰時生育的孩子進入育齡期, 中國迎來第3次出生高峰, 但峰值比前2次明顯減弱, 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上升至1987年23.3‰的峰值。從1981—1990年, 總人口增長了1.4億。此後, 出生率一直穩定在低水平的12‰左右1 (見圖1) 。
圖1 1949—2016年中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 下載原圖
2. 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並繼續下降
出生率受年齡結構的影響不能準確反映人們的生育水平變動, 總和生育率則可以避免這一缺陷。總和生育率 (TFR) 是假定婦女同批人按照某一時期的分年齡生育率度過育齡期, 最終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子女數。但是, 我國自1990年以來的真實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爭議, 由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樣調查所得到的總和生育率明顯偏低, 偏低多少不同專家則有不同解答。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樣調查均屬於回顧性的調查, 對出生的登記本來就存在漏洞, 再加上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超生家庭故意隱瞞出生人口登記, 真實的生育率便不得而知。為了保持數據的連續性, 這裡引用聯合國對於中國歷史生育率的估計來看生育率的變動 (見圖2) 。
按照人口轉變理論, 我國生育率經歷了2次轉變。第1次轉變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 從6.0以上的高位迅速下降, 到90年代初, 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一般將總和生育率TFR=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 ;第2次轉變發生在改革開放後, 總和生育率由更替水平繼續下降到2000年1.5左右的“很低生育率”, 此後十多年,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維持在1.5~1.6。生育率的下降存在2個特點:從下降的速度看, 中國大約是世界上人口轉變最快的國家之一;生育率的下降不僅有政策因素的影響, 也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
圖2 1950—2015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訂版》
國際組織大多把中國近期生育率設定為1.5~1.6的水平並非偶然, 這也是絕大多數人口學家的估計結果, 但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卻相差甚遠, 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得到的總和生育率 (TER) 分別僅為1.22和1.18, 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再刷新低, 僅為1.047。儘管許多學者對數據進行調整, 主要有兩類調整方法:一類是對普查數據本身進行調整估計, 如利用人口普查的年齡結構數據回推普查前歷年的出生人口, 從而得到生育率數據;將母親的曾生子女信息與子女信息進行匹配, 得到過去的生育率或分孩次生育率。另一類是利用其他來源的數據 (如公安部門的戶籍人口數據, 衛生部門的住院分娩數據, 教育部門的學齡兒童數據) 來推測實際的出生人口, 從而計算總和生育率。
這裡選取了2位學者的估計結果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結果進行比較[3]。從圖3可知, 自2005年開始, 調整後的總和生育率大約為1.5~1.6, 高於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但趨勢上有走低的跡象。2013年之後, 隨著我國不斷放寬生育限制, 總和生育率又有提升的趨勢, 2017年達到1.7左右。隨著生育勢能的釋放, 總和生育率仍然會下降。
圖3 2005—201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 下載原圖
注:總和生育率是依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樣調查資料計算得出;調整總和生育率1為陳衛計算結果;調整總和生育率2為喬曉春計算結果。數據來源:文獻[3]
3. 生育年齡推遲, 生育模式發生改變
生育轉變的真正完成, 並非只有生育率下降, 也包含生育模式的完全轉變。由於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延長, 在職場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人們的婚姻、家庭觀念發生轉變, 生育模式隨之變動。
首先是生育年齡的變動。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婦女的初育年齡總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1970年代之前, 初育年齡比較穩定, 大約為22歲左右。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主要是提倡晚婚晚育, 政策促使初育年齡快速提升, 平均初育年齡上升到1980年的24.44歲, 10年間推遲了2.44歲。1980年後修訂的《婚姻法》第六條規定:“結婚年齡, 男不得早於二十二週歲, 女不得早於二十週歲。”這一規定使得“晚、稀、少”的計生政策失去了法律依據, 平均初育年齡開始下降, 1987年下降為23.04歲[4]。由此可見, 改革開放之前的初育年齡的推遲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響。但改革開放之後, 人們的婚育觀念開始發生變化, 導致初育年齡再次推遲, 到2008年, 平均初育年齡達到26.71歲[5]。總體說, 從1960—2012年, 平均初育年齡年均推遲0.08歲, 即大約每12年推遲1歲 (見圖4) 。
其次是生育率年齡模式的變化。以20~29歲作為適齡生育年齡組的話, 我國女性仍然以適齡生育為主, 但隨著初育年齡推遲, 適齡生育的比例正在減少。1995年20~29歲的適齡婦女生育子女數佔全年出生人口的83.68%, 30~39歲婦女生育子女數佔全年出生人口的11.75%, 40歲以上的僅佔0.81%;到2005年, 20~29歲的適齡婦女生育子女數佔全年出生人口的比例下降為77.66%, 30~39歲婦女生育子女數佔全年出生人口的比例上升到18.84%, 40歲以上的婦女生育子女數上升為1.11%;到2015年, 晚育的趨勢更加突出, 20~29歲、30~39歲、40歲以上年齡組婦女的生育貢獻率分別為61.58%、30.15%和3.96%。而這主要是1孩的生育模式改變造成的。20~29歲年齡組婦女對1孩的生育貢獻率由1995年的91.38%下降到72.62%, 而30~39歲年齡組婦女對1孩的生育貢獻率由1995年的3.23%上升到2015年的17.54%[6] (見圖5) 。
中國女性生育年齡的推遲並不是單調的, 而是在一些年份存在波動, 最近幾年來, 不僅生育政策處在調整的過程中, 而且對於違規生育的處罰執行力度也遠不如以前, 這種政策因素也使得婦女生育年齡又有提前之勢。同時, 20歲之前就生育子女的婦女比例不是在減少, 而是在增加。這也反映出社會的包容度在升高, 致使生育觀念的離散程度在增加。
圖4 1960—2012年中國婦女初育年齡 下載原圖
資料來源:1982年全國1‰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 1988年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和歷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其中1962—1987年數據來自文獻[4];1995—2012年數據來自文獻[5]
圖5 中國生育率年齡模式的變化:1995—2015年 下載原圖
(二) 死亡的轉變
人口轉變中死亡轉變與生育轉變有很大不同, 通常死亡轉變早於生育轉變, 生育轉變一般伴隨著工業化發生, 是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的結果;但死亡轉變是持續的, 延長壽命是人類最天然的追求, 不受文化、宗教、種族、社會制度的限制, 除非遇到戰爭、瘟疫、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因素的干擾, 死亡率都是下降的, 只是速度不同。
1. 粗死亡率快速下降且持續低位, 特殊人群死亡率顯著下降
新中國成立以後, 我國的粗死亡率快速下降, 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下降至低位, 此後持續處於低位。1949年, 粗死亡率為20‰, 8年後的1957年下降到了10‰。在1959—1961年的3年自然災害期間, 粗死亡率經歷了短暫的回升, 隨後繼續下降到最低點 (1979年的6.21‰) 。由於人口老齡化,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使得粗死亡率略有回升, 但也始終處於6‰~7‰的低位水平。
由於粗死亡率易受年齡結構的影響, 國際上常用的衡量健康水平的死亡率指標還有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1949年之前, 嬰兒死亡率高達200‰, 新中國用大約20年時間, 將嬰兒死亡率降到50‰以下2。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1981年嬰兒死亡率繼續下降到34.7‰。但由於回顧性調查的死亡漏報比較嚴重, 以上數據可能存在低估。1991年後, 我國官方公佈的嬰兒死亡率以婦幼衛生監測數據為準, 大大提高了準確度。不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 嬰兒死亡率都在持續下降, 特別是農村地區的下降速度更快。城市的嬰兒死亡率由1991年的17.3‰下降到2016年的4.2‰;農村的嬰兒死亡率由1991年的58‰下降到2016年的9‰ (見圖6) 。這一指標已經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2016年美國的嬰兒死亡率為6‰, 俄羅斯為7‰, 德國、意大利、韓國均為3‰, 日本、新加坡為2‰, 而印度則高達35‰, 印尼為22‰, 土耳其為11‰, 反映出新中國在衛生醫療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特別是在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的建設和基層醫務人員的培養方面成績更為顯著。
圖6 中國嬰兒死亡率的變化:1991—2015年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
我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也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城市的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由1991年的20.9‰下降到2016年的5.2‰, 農村的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得更快, 由71.1‰下降到2016年的12.4‰ (圖7) 。從國際比較看,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 2016年美國、俄羅斯的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分別為7‰和8‰, 德國、法國、英國均為4‰, 日本、韓國均為3‰, 印度為42‰, 泰國為12‰。
圖7 中國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變化:1991—2015年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
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城市的孕產婦死亡率由1991年的46.3/10萬 (即每10萬人有46.3個死亡案例) 下降到2015年的19.5/10萬, 而農村的孕產婦死亡率由1991年的100/10萬下降到2015年的20/10萬, 城鄉差距縮小至幾乎為零 (見圖8) 。從國際比較看,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 2016年美國、俄羅斯的孕產婦死亡率分別為14/10萬和25/10萬, 德國、法國、英國分別為6/10萬、8/10萬和9/10萬, 日本、新加坡分別為5/10萬和10/10萬, 印度為174/10萬, 泰國為20/10萬。總之, 我國的婦幼保健衛生水平已經走在發展中國家的前列, 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圖8 中國孕產婦死亡率的變化:1991—2015年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
2. 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延長壽命一直是全人類共同的願望, 然而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 平均壽命的延長十分緩慢, 直到近100~200年, 醫療技術突飛猛進, 公共衛生水平不斷提高, 人類延長壽命的成果大約比之前幾萬年加起來的成果還高。新中國成立前,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大約僅為35歲, 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 1950—1954年的人均預期壽命很快上升到48歲。1970—1974年, 預期壽命幾乎提高1倍, 男性達到63.6歲, 女性達到66.3歲[7](見圖9) 。從1981—2015年, 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67.9歲延長至76.3歲, 年均延長0.25歲, 即每4年延長1歲。預期壽命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的重要指標之一, 它不僅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 也是社會、經濟共同進步的體現。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得益於4個方面: (1) 經濟快速發展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 (2) 公共衛生支出的增長提高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 (3) 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中的優生優育服務促進了婦幼保健知識的傳播和住院分娩率的提高。 (4) 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衛生健康知識的獲得。
3. 中國死因模式向老年型轉變
死亡轉變還表現在死因結構的轉變方面, 死因結構的轉變是完成人口轉變的重要特徵之一。根據流行病轉變的理論, 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 死因結構的轉變會經歷3個階段 (Abdel R Omran, 1971) [8]:第1個階段被稱為大流行與饑荒時期, 人們對待傳染病毫無招架之力和破除之法, 瘟疫、戰爭和饑荒使得這一階段的人口死亡率非常高, 這也對應著人口轉變的初始階段, 平均預期壽命為20~40歲;第2個階段是流行減退期, 人類逐漸掌握了一些傳染病的治療和預防方法, 公共衛生管理體制也開始建立起來, 傳染病的死亡率逐漸下降, 平均預期壽命延長至30~50歲;第3個階段是退化及人為疾病期, 隨著抗生素和疫苗的發明, 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人口老化帶來的退化性疾病成為死亡的主因[9]。
圖9 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變化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文獻[7]和《2016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
由於我國人口轉變中的死亡率下降開始於新中國成立之前, 我們很難獲得那時的死因構成數據。1957—1975年城市地區的數據顯示, 死因第1位的呼吸系統疾病已經從1957年的16.7% (即當年16.7%的死亡人口死於呼吸系統疾病) 下降到1975年的10.8%, 死因第2位的傳染病 (含呼吸道結核) 由1957年的15.4%下降到1975年的5.8%。退行性疾病的比例顯著提升, 城市地區惡性腫瘤的比例由1957年的5.2%上升到1975年的18.8%;腦血管病的比例由1957年的5.5%上升到1975年的21.6%;心臟病的比例由1957年的6.6%上升到1975年的19.5%, 以上三類疾病佔全部死因的一半以上。從這些數據可知, 我國在1975年已經進入了流行病轉變的第3階段。
改革開放之後, 我國人口死因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 從1990—2016年, 城市地區的死亡人口向主要死因集中, 惡性腫瘤、心臟病的死因比例分別由21.88%和15.81%上升到26.06%和22.58%, 這兩類疾病與腦血管病一起佔全部死因的7成。而由傳染病、呼吸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妊娠、分娩產褥期併發症、圍生期疾病、先天畸形、變形和染色體異常等造成死亡的比例均明顯下降 (見表1) 。
表1 中國城市、農村居民死因構成:1990年、2000年、2010年、2016年 下載原表
注:*2016年數據的“呼吸道結核”歸入“傳染病”類別數據來源:1990年、2000年、2010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和2016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鑑》
農村地區的死因結構變化與城市地區類似, 而且死因結構與城市越來越接近。農村地區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的死因比例分別由1990年的17.47%、10.82%和16.16%上升到2016年的22.92%、22.24%和23.26%。因呼吸系統疾病而死亡的比例顯著下降, 由24.82%下降到12.02%。另外, 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 因消化系統疾病和圍生期疾病而死亡的比例也顯著下降, 分別由5.01%和2.51%下降到2.11%和0.31% (見表1) 。
4. 中國死亡模式的J型轉變
按照人口轉變理論, 在死亡模式轉變的過程中, 最典型的特徵就是由U型向J型的轉變。死亡模式是以年齡為橫軸, 將分年齡的死亡率用折線圖描繪出來。傳統社會的死亡模式呈U型, 即低年齡段的嬰兒死亡率最高, 隨著年齡的增長死亡率逐步下降, 而到高年齡段, 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隨著年齡增長不斷提高, 中間年齡組的死亡率較低。現代社會的死亡模式呈J型, 即隨著嬰兒死亡率和兒童死亡率的不斷下降, 傳統U型的前半段被逐漸拉平, 而隨著人口壽命的延長, 高年齡組的後半段也不再是隨年齡增長死亡率急劇上升的狀態, 而是轉變成隨年齡增長死亡率緩慢上升的狀態。由圖10可知, 1950—1970年, 死亡模式處於U型向J型轉變的過程中, 到2010年, 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死亡人口越來越集中在高年齡組, 真正完成了由U型向J型的轉變。
圖1 0 中國分年齡死亡率的變化 下載原圖
資料來源:文獻[7]和1990年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三、人口前景和挑戰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 我國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 進入了後人口轉變時期。人口轉變過程中產生的人口紅利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催化劑, 據學者估算, 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15%~25% (王豐[10], 2006;蔡昉等[11], 1999) 。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 人口結構開始朝著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方向發展, 中國人口變動趨勢將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挑戰。
(一) 生育率可能繼續走低
生育意願不足引起了廣泛關注, 我國生育率是否繼續下行?
首先來看中國當前的真實生育率。世界銀行和OECD對中國2016年總和生育率的估算結果為1.624, 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推算, 2016年、2017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74和1.615。這個結果並不樂觀,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前兩年總和生育率並沒有反彈到期望的水平 (1.8或更高) , 即便生育政策還有進一步放寬的空間, 總和生育率回調到1.8以上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生育率的趨勢具有不確定性。許多發達國家都正在面臨生育率過低的問題, “低生育率陷阱”是否存在是有爭議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一些國家在經歷極低生育率之後, 生育率開始明顯回彈, 最典型的是俄羅斯, 1999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6, 2015年上升到1.78, 這與俄羅斯國內經濟形勢好轉, 政府加大鼓勵生育措施有著密切關係;瑞典的總和生育率也由最低1.5左右的水平回升到1.8以上。日本、德國在經歷了極低生育率 (TFR小於1.3) 之後其總和生育率也開始回升 (見圖11) 。但並非所有發達國家都如此幸運, 如韓國的生育率還沒有回升跡象, 意大利、希臘等南歐國家在經歷了經濟危機之後, 生育率變動趨勢調轉往下。Myrskyl等人的研究表明:當一國人類發展指數 (HDI) 超過0.85~0.9, 生育率就會開始回升[12], 然而2016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僅為0.727, 全球排名第90位。
因此, 我們雖然不必過分悲觀, 但中國生育率繼續下行的風險仍然較大。一方面, 人們的生育意願長時間受到生育政策的壓抑, 若生育政策繼續放寬, 生育率仍有一定回彈空間, 但回到理想狀態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 由於育齡期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結婚和生育的推遲等原因, 一孩生育率明顯下降, 這也會進一步影響二孩及多孩的生育率, 一旦政策紅利釋放完畢, 生育率必將進一步走低, 我們不得不未雨綢繆。
圖1 1 部分國家1980—2016年總和生育率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OECD Database
(二) 勞動力供給的轉變挑戰傳統發展模式
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加速萎縮將倒逼產業結構升級。從2012年開始,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 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 727萬人, 比2011年減少345萬人, 2013年又比2012年減少244萬。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訂版》的預測, 到2050年, 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由高峰期的10億下降到8億, 20~49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將由高峰期的5.7億下降到3.9億 (見圖12) ;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開始下滑, 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高峰期 (2010年) 的73.8%下降到59.7%, 20~49歲的青壯年勞動力佔總人口的比例將由高峰期 (2001年) 的41.1%下降到28.6% (見圖13) 。
改革開放以後, 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 我國利用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 深入參與國際貿易分工, 並取得令其他發展中國家羨慕的成績。但勞動力供給的轉變, 將帶來勞動力價格的提升, 使得原有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要繼續維持經濟高速增長, 必須提高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這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需求愈發迫切。另外, 勞動力數量下降還將造成儲蓄率、投資率和消費率的下降, 從而引起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令人欣喜的是, “十二五”時期以來, 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取得了明顯進展, 中高端產品的競爭力顯著增強, 高端製造業在出口中的比例快速上升, 在部分新產業革命領域, 如3D打印、納米技術和機器人技術等已經具備了領先的優勢。然而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 落後產業的淘汰和傳統產業的調整帶來的陣痛仍將持續, 科技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歇。同時,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 “機器換人”已經成為產業升級的大方向之一, 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引入工業機器人替代簡單重複勞動或危險係數較高的人工崗位。一旦機器人技術成熟, 勞動密集型企業將逐漸轉化成資本密集型企業, 可以徹底解決勞動力總量不足的問題, 但新的產業鏈條會產生新的就業崗位, 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將極大提升, 引起結構性短缺。
圖1 2 1950—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數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訂版》
圖1 3 1950—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訂版》
(三) 老齡化加深引起撫養負擔加重
我國未來人口將進一步老齡化, 越來越沉重的養老負擔, 考驗著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大, 2015年, 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了10.5%, 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同時, 中國是比肩日本的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預測數據, 從2001—2025年的24年, 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由7.1%提升到14.2%, 日本、英國、瑞士、美國、法國完成同樣的老年比例提升幅度分別經歷了24年、45年、50年、65年和115年。但若生育率繼續下降,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甚至快過日本。
老年負擔加重最明顯的表現是養老金危機, 《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2016》顯示:中國社會保險基金的收入增長已經趕不上支出的增長, 黑龍江成為了全國首個養老金結餘被花光的省份, 遼寧、河北、吉林、內蒙古、湖北、青海7個省份2016年的累計結餘均入不敷出。然而2016年的老年撫養比為14%, 是1973年的2倍 (7%) , 2033年將再翻一番, 達到29% (見圖14) 。可想而知, 未來養老金將極度依賴公共財政的補貼, 這將是越來越沉重的負擔。
圖1 4 中國1950—2050年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 下載原圖
數據來源: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7修訂版》
(四) 老齡化挑戰社會福利體制
人口老齡化還會帶來一系列養老、醫療和照料的社會問題, 醫療衛生服務、養老產業、社區照料等方面都急需健全和完善。以養老服務為例, 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進入老齡階段, 家庭越來越無力承擔養老責任, 不得不求助社會養老服務, 但養老服務供給嚴重不足。我國養老服務體系存在諸多問題:社區養老發展嚴重滯後, 無法對居家養老形成有效支撐[14]。養老機構功能紊亂, 質量參差不齊, 一些養老企業利潤微薄, 無法生存;另一些則價格過高, 普通民眾消費不起, 無法起到機構養老的補充作用。我國當前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也不能滿足老齡化社會的需求。我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始終存在資源分佈不均衡, 優質資源過度集中的問題, 大機構人滿為患, 小機構無人問津。老年群體的醫療需求大, 病程時間長, 慢性病種集中, 自理能力差, 但偏偏方便就醫的社區醫院醫療水平參差不齊, 硬件設施不完善, 軟件條件差。人口老齡化是世界性的難題, 考驗著社會體制的方方面面, 我國需要從更宏觀的視角、更長遠的眼光、更堅定的決心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四、結論
新中國成立70年來, 人口政策的變革與人口轉變的進程相互影響和促進。新中國成立之初, 解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溫飽問題是頭等大事, 人口政策從鼓勵生育到限制生育思想萌芽, 再到批判和停滯;1970年後, 計劃生育工作逐漸恢復, “晚、稀、少”的限制生育政策開始發揮作用;1980年後, 計劃生育政策基本成型, 並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 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2000年以後, 人口結構問題逐漸顯現, 限制生育的政策得到反思, 計劃生育政策開始調整, 生育限制被放寬, 計劃生育政策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在人口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推動下, 我國人口發展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轉變。從生育指標方面來說, 我國經歷了3次人口出生高峰後, 出生率降至低位, 生育年齡大約每12年推遲1歲, 生育率年齡模式發生明顯變化, 晚育的趨勢更加突出。從死亡指標方面來說, 粗死亡率快速下降且持續低位, 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顯著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 大約每4年延長1歲;死因模式向老年型轉變, 退化性疾病成為死亡的主因, 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佔全部死因的7成;死亡年齡模式完成了由U型向J型的轉變, 死亡人口越來越集中在高年齡組。
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 我國將面臨人口發展方面的諸多挑戰。生育率的前景不容樂觀, 隨著生育限制的放寬, 政策紅利逐漸釋放, 生育率還可能進一步下降;勞動力資源的加速萎縮將倒逼產業結構升級, 勞動力供給的轉變挑戰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老齡化加深引起撫養負擔加重, 極度依賴公共財政補貼的養老金體系可能面臨風險;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醫療和照料等問題將挑戰未來的社會福利體制。
因此, 為了應對即將出現的人口問題, 我國應及早進行政策調整:一方面, 我國應該從產業規劃、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管理體制等方面出發, 及早應對老齡化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 我國應該著力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 不僅從婦幼保健、托幼服務、兒童教育、產假保障、婦女勞動權益保護等角度支持家庭生育和撫育子女, 還可以從住房、稅收、生育津貼等方面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雖然過去的人口轉變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輕的社會撫養負擔, 但後人口轉變時期可能出現更多的問題和挑戰, 需要為此做好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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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數據來自《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彙編》和《2017年中國統計年鑑》
2 數據來自2016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 全國3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的數據計算, 1973~1976年嬰兒死亡率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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