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卡尼曼关于如何提升“决策效率”或“决策水平”的建议

丹尼尔·卡尼曼关于如何提升“决策效率”或“决策水平”的建议

  • 努力养成采纳外部意见的决策习惯。
  • 使决策概率化、前景化。一种可以保证不变性的方法是通过保险精算的结果来评估某项选择。引申出的概率是主观的,原因是不同的人可以对同样的事件作出不同的概率评估。
  • 理性决策的两条原则:主导性和不变性。主导性要求如果前景A在各方面和前景B都一样好,但至少A在一方面强于B,那A就应比B更受青睐。不变性要求在众多前景中的偏向不应依从于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如果两种表达方式不同的问题同时出现,能被界定为实质是相同的,那么这两种表达方式不在同一时间出现时,人们也应该对它们持有同样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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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决策制定者从公众压力中隔离开来,让资源的分配由公正的专家来决定并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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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多种框架。用多种方法来构架决策问题的行为来测试偏向的稳定性是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构架不变性很难被预测,而且人们在某个特殊选择中的自信不能确保其在另外一个框架下还会做出同样的决策。运用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建立广泛的框架。由无关紧要的措辞变化引起的巨大偏好变化。对风险的表述方式不同,所做决策可能截然相反,顺畅性、生动性以及想象的轻松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决策权重,当你将框架放大时,你就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事实往往如此。广泛的框架和包括多种情况的账户往往会导致更理性的决策。决策框架不仅影响了决策,还影响了体验。例如,某笔花费被构架为无法补偿的损失或保险费的话,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人们对结果的体验。在这些情况下,制定决策时,对结果的评估不仅能预期到体验,还能构架模式。
  • 画面感越强,决策权重越大。对相同的可能性,更加生动的描述产生了更高的决策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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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分析决策制定时,将有风险的决策和无风险的决策区分开来。是否会做出某项决策可以被看成是否会打某种赌,当然,是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且不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概率。因此,对于在一定风险下的决策制定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在简单的赌钱和确定的概率间的决策。“参考类别预测”,是对规划谬误的修正如今也有了对应的专业术语,也是提高决策正确性的有效方法。计划者应该尽力划分出预测问题的类别,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所有能够获取的分布信息。情绪启发式,在决策情境需要时,架构情绪,在决策情境不需要时,排除情绪架构。人们在作判断和决策时会受情绪的影响,人们对结果的情感反应、身体状态,以及与之对应的取舍抉择在决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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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专家型直觉。专家们的直觉往往很准确,并且可以通过NLP训练来习得。这种准确性与其说是启发法在发生作用,熟练和启发法皆可成为直觉性判断和决策的选择依据。
  • 想变得理性的决策制定者“一定”要遵从预期原理
    。前景、期望效用理论,决策制定者在看到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时,就会规避风险。决策权重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担忧程度。在前景理论中,根据结果的好坏,我们对打赌还是确定的事的选择也会不同。当结果是正面的时候,决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他们是风险规避者);当结果都是负面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拒绝确定的事,愿意赌一把(他们会冒险)。运用期望-效用理论进行风险的理性选择。经济学家赋予了期望效用理论双重角色:作为一种规定决策制定方式的逻辑,作为对经济人决策方式的描述。线性风险前景的价值分析。早期用于线性风险前景的价值分析可运用到这种决策中来,其方法是通过假设现状可定义问题所有因素的参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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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在做决策时过高权衡了罕见事件(小数定律)。从零到5%的巨大转变表明了“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这一效应会是我们高估那些出现可能性极低的结果的发生频率。在极端情况下,决策权重和相应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当结果不可能出现时,两者都是零;当结果肯定会出现时,两者都是100。但是,在这些点附近,决策权重却明显与可能性拉开了距离。在距离最远处,出现了可能性效应:不可能出现的事往往受到重视。

心理账户的构建。许多决策问题都以在维持现状和选择一个替代选项的形式出现。决策问题可用多种关于不同偏好的方式来进行描述或建构。心理账户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会组织交易的结果)可以解释一些消费行为中的反常现象。是否采取某个选择取决于这个选择可能的负面结果是被评估为一种成本还是无法补偿的损失。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局部账户来构架决策,在制定决策时,该账户的作用在感觉上和“好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相似;在认知上,和基本层次范畴相似。局部账户使得人们从相关而不是单独的角度来评估收益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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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益、损失和中立的结果的前景理论构建。人们通常不会从财富状态出发来考虑概率相对较小的结果,人们常会从收益、损失和中立的结果(比如维持现状)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主观价值的表示方式如我们提出的那样,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最终的财富状态,那么对于结果的心理物理学分析就应该应用到获得和损失上来,而不是应用于总财产上。这种假设在对待有风险的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在思考每一个决策问题时,从总值的角度考虑,而非仅从收益和损失上考虑。决策者在批准某个提议之前,需要先了解其成本和利益的实际评估。在决策时将竞争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困难的问题不能被忽视了。
  • 风险前景的常规表述需要计算同时出现的决策的所有结果。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判断的三种启发式:
  • (1)代表性。人们通常在需要判断物体A是否属于类别B或是事件A是否属于过程B时,就会使用代表性;
  • (2)事件的可得性。当人们需要估测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是某个特定进展的合理性时,就会使用可得性。
  • (3)通过锚定进行调整。当相关数值可得时,许多预测都会用到锚定。使用这些启发式不仅能节约很多时间,大多数时候也很奏效,但它们也会导致一些系统性的错误。更好地理解这些启发式和它们带来的偏见,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提高判断和决策的质量。
  • 躲避后见之明,方法是:在做有长远影响的决策之时,不要太过周密,但也不要完全凭偶然行事。如果你考虑到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事后说,“我本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这种后见之明就更会令你很不甘心。
  • 机构化决策。机构要比个人更容易犯规避错误,因为机构的人多,自然就会思考得很慢,也更有能力按规则行事。机构可以制定和有效使用检查表,还可以深入开展,比如参考类别的预测以及“事前验尸”练习。机构能够鼓励其成员形成一种在靠近雷区时互相留意和提醒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一部分是通过为其成员提供一些独特的词汇。无论机构是干什么的,都涉及判断和制定决策,就像是工厂生产产品,每个工厂都应该有保障其产品在最初设计、装配及最后检查时的质量的方法。决策产生的相关阶段包括解决框架问题、收集引导决策的相关信息、反馈以及检查。想要提高其决策质量的机构应该经常在每一个阶段里搜寻可提高效率的环节。这个运作的概念是有规律的。持续的质量控制通常是在危机产生后机构采取的对过程的全面回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明显缺乏主持高效会议必要技能的系统训练。如果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不相符,那么肯定是决策出错了。有时,相应的政策和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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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前验尸,保留对决策的乐观程度。对决策高度乐观带来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但乐观对顺利进行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各个组织也许比个人更能抑制乐观主义情绪,而抑制这一情绪的最佳方法是“事前验尸”。当一个机构即将做出一个重要决策但还没有正式下达决议时,召集对这个决策有所了解的人开一次简短的会议。在会议之前有一个简短的演说:“设想我们在一年后的今天已经实施了现有计划,但结果惨败。请用5~10分钟简短写下这次惨败的缘由。”事前验尸观点有两个主要优点:决策快要制定好时,许多团队成员会受到集体思考的影响,而事前验尸则扼制住了这种影响。另外,它还激发了那些见多识广的个人的想象力,并将他们的想法引导到最需要它们的方向。事前验尸并不是灵丹妙药,也不能提供完整措施使我们避免恼人的意外,但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计划的损失。而这些损失一般都是因眼见即为事实的偏差以及盲目的乐观主义导致的。事前验尸的主要优点是它引发了怀疑。另外,它还助长了支持决策的人去探寻他们先前没有考虑到但却可能存在的威胁。沉没成本悖论,当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时,对亏损账户进行额外投资的决策被称为“沉没成本悖论”,由于买了门票而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演出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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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容观点来源于《快思慢想》。下篇我们分享“对主要风险的评估 ——情景设计、敏感分析、决策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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