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對戰爭感興趣；不是所有上戰場的人，都會意志堅定毫不動搖。也正是因為這種人之常情，讓一些士兵們有了最極端的表現，這就是逃亡和抗命。因為宗教信仰，因為政治動機，因為愛情和家庭，或是純粹因為膽怯，都可能會成為他們違反紀律、扔掉武器的原因。
因此，就出現了特別的一群人——逃兵
抗命和逃亡的現象古已有之，在古代，它們發生的頻率遠遠高於今天：事實上，在19世紀之前，走上戰場的士兵們遠不像後來那般意氣風發、興高采烈——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要麼是被強徵到戰場的，要麼只是為了軍餉和戰利品而戰。如果戰爭曠日持久，或是主力部隊一敗塗地，大部分士兵都會選擇從軍營逃跑——畢竟，在大眾不知“國家”和“民族”為何物的年代，堅守職責的榮譽感可能遠比不上田裡的收成貴重。
但隨著民族國家形成，逃兵和抗命變得愈發為人所不齒。自19世紀以後，雖然戰爭愈發殘酷，逃兵的比例卻大幅下降了。
例如在1812年、美國的對英戰爭中，有超過14%的美國士兵開了小差，但到一戰時，美軍逃兵的比率已經下降到了不足1%。
最初，出於一種樸實的榮譽感，逃亡和抗命經常被直接安上“怯懦”的標籤，軍方也會簡單粗暴地對當事人處決了事。直到近代，一些心理學家才發現，問題也許不能一概而論：戰場上的血腥場面會給當事人帶來強烈刺激，進而產生精神障礙。它們不僅影響巨大、且難以恢復，有時連激勵和威脅都無濟於事。按照一份統計，在一戰結束後的25年，各國的療養院中仍然躺著超過5萬名因精神創傷無法正常生活的患者。畢竟，只要想象一下那些被炮彈炸碎的屍塊，很難有人不大驚失色，轉身逃走。
但有些身處後方的軍官卻認為，抗命和膽怯是一種無法饒恕的罪過，因此必須給與最嚴厲的懲戒。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以此“以儆效尤”，這種行為還會引發其他士兵的效仿，導致軍隊的紀律徹底崩潰。正是因此，在一戰期間各國進行的軍法審判中，逃亡和抗命的懲罰一般是最嚴厲的，其從審判到執行的速度也最快——一般情況下，軍事法庭一做出判決，犯人就會被直接押往刑場。
油畫：《逃兵》，由俄國畫家創作於一戰期間
不過，在處理逃兵的問題上，還有個重大的議題。
那就是，由誰來進行槍決？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各國軍隊。和殺敵不同，參與行刑的官兵實際是將槍口對準了自己的戰友。不僅如此，最初，行刑者往往是從後方抽調的輕傷員，由於一種推己及人的心態，他們通常會對受刑者表示同情——畢竟，他們自己都還沒有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
樹立在西歐一戰戰場上的、紀念因逃亡而被處決者的雕像
一些犯人的情況也會讓行刑者內心不安。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一戰的西線，當時，一支行刑隊發現，在帶往刑場的途中，這名逃兵哭得撕心裂肺，始終不肯走下囚車——因為他當時才只有16歲。為了讓他就範，行刑隊不得不用烈酒把他灌醉，但即使如此，許多行刑者還是拒絕扣動扳機。
隨著一戰繼續，違反軍令被處決者的數量不斷增加，更多問題也浮出水面，一些參與行刑因為精神備受打擊，甚至拒絕返回前線。為減少行刑者的心理負擔，法國軍隊採取了一種辦法——這就是把槍決對象捆得像粽子一樣，並且儘可能不讓他們露臉。
一戰中，法軍在檢查一名被槍決的逃兵
這不是當時各國軍隊採用的唯一辦法。有時，軍方還會強制要求死刑犯的戰友們行刑。在高級軍官們的看來，這些戰友也有連帶責任，因為他們沒能做到防微杜漸、將違反軍令的苗頭掐滅在萌芽階段。另外，通過讓潛在的“被影響者”目睹受刑者的慘狀，它也可以杜絕“厭戰情緒”在同一部隊蔓延。
當然，對於戰友們來說，在親自扣動扳機前，他們一定會經過激烈的鬥爭。為減輕心理壓力，各國軍隊通常會告訴行刑者，其使用的子彈中有一部分是空包彈。雖然這些子彈的比例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但它確實減輕了行刑者們“槍殺戰友”的心理負擔。
由於逃兵和抗命者都屬於“犯罪者”，在被槍決之後，他們的名字並不會被鐫刻在紀念碑上，甚至軍方都不會為他們樹立墓碑。至於他們的親屬只會在一段時間後接到一張紙條，表示此人已在某地死亡，但其中根本不會提到死亡的原因。
空包彈，為減少行刑者的心理負擔，上級會隨機向他們的步槍中填充這種彈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時期，軍法執行的力度差異也很大，總的來說，在戰局惡化或者陷入僵持時，軍法通常要比平時更為嚴厲。其中一個例子發生在1914年，當時，英國軍隊正在前線節節潰敗，期間的死刑判決佔到了一戰總數的三分之一。
在二戰時期，各國對於逃兵的處置都有所偏重
對於蘇軍對逃兵的處置，人們總會第一時間聯想到電影《兵臨城下》中、督戰隊用機槍掃射撤退者的情形。這種情況當然屬於戲說和誇大，但針對違反軍法者，蘇軍的態度確異常嚴苛：按照一份統計，僅在1942年8月1日-10月15日的2.5個月中，督戰隊便在前線槍決了1189人。有的情況下，擅自撤退、部隊崩潰和消極言論都會成為槍決的原因——這在歷史上都是相當罕見的。
《兵臨城下》劇照
當然，蘇軍的嚴刑峻法還不僅體現於此，另一個知名的例子是“懲戒營”和“懲戒連”：一部分違法的士兵將被編入其中“戴罪立功”。但由於這些單位執行的是突破防線、清掃雷區等危險任務，士兵陣亡率經常超過50%。因此，“懲戒營”和“懲戒連”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變相的行刑。
俄國電視劇《懲戒營》劇照
德國的情況同樣如此：按照軍法部門的記錄，僅在1939-1944年期間，德軍便處決了9395名各級官兵——即便其中有部分刑事犯，這一數字也令人震驚。但真正的處決浪潮發生在1945年。在這一年，納粹德國已經奄奄一息。
和歷史上許多窮途末路的軍隊情況一樣，逃兵和抗命在德軍中成了尋常現象，在一些單位，紀律不復存在。為了震懾逃亡者，德國憲兵和督戰隊會在後方搜捕一切有逃亡嫌疑的人員。漢斯·馮·盧克——德軍的一位團長——就回憶過一個事件，他派遣一位副官前往後方領取車輛，在旅館稍作停留期間，這名副官遭遇了憲兵，隨後便被按上“臨陣脫逃”的罪名處決了。
戰爭末期進行的處決通常不會經過任何審判，更沒有辯護人和取證環節，在通常情況下，受害者只會在胸口掛上一塊牌子，隨後被吊死在道旁的樹上或路燈上。更為駭人的是，直到德國投降之後，一小部分德軍司令部仍在執行戰時的槍決判決，甚至盟軍司令部表達抗議都無濟於事。
一名在戰爭末期被處決的德國軍官，牌子上的字樣是“我勾結了布爾什維克”
與蘇聯和德國相比，西方盟軍的做法顯得更為“溫情脈脈”。二戰期間，美軍和英軍有超過10萬人有過臨陣脫逃、抗命和開小差行為，但最終因此被判處死刑的只有48人，但其中大部分又被改判為有期徒刑——無論總數和比例，它們都比一戰時期低得多。
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士兵艾迪·斯洛維克（Eddie Slovik）。1944年8月，開赴前線途中，這位曾有過犯罪經歷的新兵選擇了開溜。最初，他裝作迷路，跟著一支加拿大憲兵部隊在後方遊蕩，後來真相揭曉後，他又被送回了前線，但這次，他還是沒有在部隊中待多久。幾天後，一隊美軍憲兵在後方攔截了斯洛維克。
根據這位士兵2次臨陣脫逃的行為，其所在部隊的軍法委員會決定判處他死刑。期間，委員會進行了3輪複審和投票，並最終維持了這一決定。1945年1月，斯洛維克被行刑隊槍決，屍體被埋在了一座軍事公墓的一角，與之一道埋在此處的是數十位犯強姦和殺人罪被槍決的官兵——他們都是臉朝下埋葬的。
一般認為，法庭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嚴厲，與當時美軍的處境有關，尤其是在斯洛維克所在的第28步兵師。在1944年末到1945年初，該部隊經歷了2場血腥戰役，傷亡率超過了70%。許多人認為只有嚴懲“軟骨頭”，才能告慰堅守崗位的犧牲者。
隨軍牧師正在為斯洛維克進行臨終彌撒，此人也是美軍處決的最後一名逃兵
事實上，斯洛維克也是因為逃亡而被處決的最後一位美軍。二戰後，雖然逃兵和抗命仍在美軍中時有發生，但這些人再也不需要面對行刑隊。不僅如此，“統一司法法典”也取代了“戰時條款”，雖然在其中，逃亡和抗命依然是重罪，但犯人通常會被送往後方進行長期的審判，而不會像斯洛維克那樣，被前線部隊臨時組建的“軍法委員會”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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