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余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引发了史沫特莱可能是前共产国际（苏共）派到中国的间谍的争议。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上世纪中叶活跃在东方战场上的与众不同的女性。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於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待就是12年。在中国抗战的初、中期，她亲眼目睹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她奔赴抗战前线，她去了延安，用所见所闻，用自己的纸和笔，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曾经，与朱老总的共舞，也传为昔日延安的一段‘花边’新闻。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笼罩在她身份上的神秘感却从未消失，一直有分析指她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间谍。而实际上，早在1941年日本特高课破获佐尔格案件的卷宗中，就直接指称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究竟她是不是前共产国际特工？有的国家（学者）坚决主张是，有的国家（学者）含糊其辞，有的国家则坚决否认（学者），扑朔迷离。至今研究者对外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中国，我们还是采用的官方的统一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实事求是的说，至今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史沫特莱从事过直接的间谍活动。确实，这样一个声名在外的左翼人士，历来行事高调张扬，从一般的甄别情况来说，也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间谍人选。而她在华期间，交游甚广。和著名的左翼人士都成为了朋友，或者是一个阶段里的朋友。
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
但她也的确不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但，上世纪著名的间谍团队，前共产国际、苏共（苏军）的佐尔格上海小组和东京小组的建立却跟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她本人也确与佐尔格本人过从甚密。
依据佐尔格在日本的“口供”，他和史沫特莱是在上海相识，两人当时都租住在著名的高档酒店，华懋饭店，联系非常方便。佐尔格对日本检察官说：“我在欧洲就曾听说过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组时，曾请她帮过忙。”
但从资料上分析，1928年，史沫特莱到中国之前曾前往莫斯科，佐尔格当时正在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工作。更早的时候，史沫特莱在1919年后曾旅居柏林长达8年。另有一个巧合耐人寻味，史沫特莱在中国时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1933年佐尔格去日本，身份也是《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 也许，两人早已经认识。
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史沫特莱知道佐尔格苏联红军情报部特工的身份。作为一位很有号召力的左翼人士，她同情革命，支持国际共运，能够为共产国际的佐尔格提供热情帮助，但帮助的对象一旦变成了苏联军方，性质就决然不同。
佐尔格说：“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史沫特莱的朋友不只中国人，在她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旅居上海的西方和日本进步人士、左翼分子，包括记者、作家、流亡者等等。这些人自然是佐尔格开拓情报网络的理想目标。
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她把自己的密友、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介绍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有了“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
尾崎秀实出生于日本，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长大，对中国抱有特殊感情。他是一个有良知，而且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日渐狂热之时，尾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上海，凭借对中国的熟悉，很快就成为日本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他和当时上海的左联等进步文艺团体有密切联系，同鲁迅、夏衍、田汉等人都有交往，还参与翻译了《阿Q正传》的日本版。鲁迅对尾崎印象很好，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佐尔格说：“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尾崎秀实都不知道佐尔格的间谍身份，甚至连他的真名都不知道，一直把他当做“约翰逊”。据后来与佐尔格有过接触的诸多当事人回忆，他与史沫特莱一起出现时经常用这个名字。很可能佐尔格自己也清楚史沫特莱太过惹眼，因而在她与自己之间刷了这层“保护色”。
后来，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佐尔格向尾崎秀实表露了真实身份，这没有影响尾崎的态度。两人的情报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佐尔格案爆发，尾崎秀实一直都是佐尔格最主要的情报来源之一。
尾崎秀实在狱中回忆：“与他们两人（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的相遇决定了我的道路。他们都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和信念，并为之全力以赴且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他们有一点私心或者仅仅是想利用我，我会和他们一刀两断。可他们不是那样的人。特别是佐尔格，是一位真挚的同志，始终如一待我如手足。因而我十分信赖地协助他工作。”
另一位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的重要人物是鲁特.维尔纳，也就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汉堡嘉夫人”。她是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世界著名作家。出版情报史文献级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名《谍海忆旧》。二十多年的谍报生涯从未发生纰漏，最辉煌的作为是与流亡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合作，把英美研制核武器的绝密资料包括“曼哈顿计划”透露给苏联。
维尔纳在《索尼娅的报告》中，首次披露了她在上海和佐尔格共事的岁月。在书中，她称佐尔格为“导师和榜样”。
维尔纳在上海与史沫特莱相识。一天，史沫特莱问她“愿不愿意认识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共产党人”。由此，维尔纳结识了佐尔格，开始了谍报生涯。
维尔纳在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任务主要是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等。佐尔格每周至少要在她的家里开一次会。“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维尔纳的任务虽然相对外围，但她的回忆录却让人们知道了更多的佐尔格情报组成员。比如报务员弗兰茨，德国人格哈特.艾斯勒、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姑娘伊萨、德国商人瓦尔特、中国翻译家董秋思夫妇、经济学家王学文夫妇等。其中有不少人则需要很多历史档案交叉对比，才能辨别出究竟是谁。像“幽默的杨教授”，实际是中共秘密党员、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
后来研究者们依据各种公开档案、当事人回忆以及种种蛛丝马迹的记录考证，佐尔格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成员有近百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南至广州、香港，北至哈尔滨的庞大谍报网络。
在今天已经公开的日本对佐尔格的审讯材料中，他对自己在中国的三年情报工作有很多叙述，却很少提及情报组中的中国人。偶尔几次，也以“中国人的名字难记，年头多了实在想不起来”为由，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可供查询、追踪的姓名。显然，他在尽可能地保护中国同志。毕竟，那时的中国还有大片国土沦陷于日本之手，他的情报活动中心上海，就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佐尔格“交待”的惟一个中国人，在他的口中也只有一个中国姓氏，“很有本事的王君”。奇怪的是，这位还有着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的间谍，竟然在三年中没有留下任何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的记录。这显然是佐尔格故意“忘记”的。实际上，他的情报组织与中共隐蔽战线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其实，“王”这个姓氏也是假的。“王君”就是方文（刘进中，1946年调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后，向中共代表团建议由刘进中担任他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员，刘随即调到南京，成为司徒雷登与周恩来、董必武之间的秘密联络人。49年任北京公安局秘书长，负责毛主席进城时的保卫工作。原中国国家安全部顾问）。
1991年，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内部出版的佐尔格案件资料书稿中，由方文在《佐尔格在中国》一文里回忆，他在1936年从苏联返回国内，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就在佐尔格在日本被抓捕后不久，方文因为受到其它案件牵连，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逮捕，经历了长期的关押审讯。幸而方文并非要犯，看管不严，他成功地越狱逃了出来。“他们如果知道这人就是佐尔格供出的那个姓王的，早就押解到东京归案，和佐尔格一同上绞刑架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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