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 第十五卷公佈了一封塵封70餘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再次引發了史沫特萊可能是前共產國際（蘇共）派到中國的間諜的爭議。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上世紀中葉活躍在東方戰場上的與眾不同的女性。1892年，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奧斯古德。早年當過侍女、菸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曾在《紐約呼聲報》任職。1918年因聲援印度獨立運動而被捕入獄6個月。1919年起僑居柏林8年，積極投身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曾在柏林會見尼赫魯。史沫特萊1928年底來華，在中國一待就是12年。在中國抗戰的初、中期，她親眼目睹了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她奔赴抗戰前線，她去了延安，用所見所聞，用自己的紙和筆，向世界發出了正義的聲音。
曾經，與朱老總的共舞，也傳為昔日延安的一段‘花邊’新聞。雖然已經故去多年，但籠罩在她身份上的神秘感卻從未消失，一直有分析指她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間諜。而實際上，早在1941年日本特高課破獲佐爾格案件的卷宗中，就直接指稱史沫特萊為蘇聯間諜。究竟她是不是前共產國際特工？有的國家（學者）堅決主張是，有的國家（學者）含糊其辭，有的國家則堅決否認（學者），撲朔迷離。至今研究者對外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在中國，我們還是採用的官方的統一稱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實事求是的說，至今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史沫特萊從事過直接的間諜活動。確實，這樣一個聲名在外的左翼人士，歷來行事高調張揚，從一般的甄別情況來說，也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間諜人選。而她在華期間，交遊甚廣。和著名的左翼人士都成為了朋友，或者是一個階段裡的朋友。
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魯迅
但她也的確不是佐爾格小組的成員。但，上世紀著名的間諜團隊，前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的佐爾格上海小組和東京小組的建立卻跟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她本人也確與佐爾格本人過從甚密。
依據佐爾格在日本的“口供”，他和史沫特萊是在上海相識，兩人當時都租住在著名的高檔酒店，華懋飯店，聯繫非常方便。佐爾格對日本檢察官說：“我在歐洲就曾聽說過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組時，曾請她幫過忙。”
但從資料上分析，1928年，史沫特萊到中國之前曾前往莫斯科，佐爾格當時正在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工作。更早的時候，史沫特萊在1919年後曾旅居柏林長達8年。另有一個巧合耐人尋味，史沫特萊在中國時是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1933年佐爾格去日本，身份也是《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 也許，兩人早已經認識。
當然，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史沫特萊知道佐爾格蘇聯紅軍情報部特工的身份。作為一位很有號召力的左翼人士，她同情革命，支持國際共運，能夠為共產國際的佐爾格提供熱情幫助，但幫助的對象一旦變成了蘇聯軍方，性質就決然不同。
佐爾格說：“我儘可能與她的所有中國朋友見面，努力結交那些願意為了左翼事業而與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合作和工作的人。”史沫特萊的朋友不只中國人，在她身邊聚集著一大批旅居上海的西方和日本進步人士、左翼分子，包括記者、作家、流亡者等等。這些人自然是佐爾格開拓情報網絡的理想目標。
在史沫特萊的寓所，她把自己的密友、日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介紹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有了“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
尾崎秀實出生於日本，在日據時期的臺灣長大，對中國抱有特殊感情。他是一個有良知，而且能夠保持清醒頭腦的日本人，在軍國主義日漸狂熱之時，尾崎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他比佐爾格早兩年來到上海，憑藉對中國的熟悉，很快就成為日本駐華記者中的佼佼者。他和當時上海的左聯等進步文藝團體有密切聯繫，同魯迅、夏衍、田漢等人都有交往，還參與翻譯了《阿Q正傳》的日本版。魯迅對尾崎印象很好，說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佐爾格說：“我們的關係，無論是私交還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從日本人士那裡為我搞到了許多準確、全面而又有價值的信息。”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尾崎秀實都不知道佐爾格的間諜身份，甚至連他的真名都不知道，一直把他當做“約翰遜”。據後來與佐爾格有過接觸的諸多當事人回憶，他與史沫特萊一起出現時經常用這個名字。很可能佐爾格自己也清楚史沫特萊太過惹眼，因而在她與自己之間刷了這層“保護色”。
後來，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佐爾格向尾崎秀實表露了真實身份，這沒有影響尾崎的態度。兩人的情報關係一直保持到1941年佐爾格案爆發，尾崎秀實一直都是佐爾格最主要的情報來源之一。
尾崎秀實在獄中回憶：“與他們兩人（佐爾格和史沫特萊）的相遇決定了我的道路。他們都是忠實於自己的主義和信念，併為之全力以赴且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他們有一點私心或者僅僅是想利用我，我會和他們一刀兩斷。可他們不是那樣的人。特別是佐爾格，是一位真摯的同志，始終如一待我如手足。因而我十分信賴地協助他工作。”
另一位史沫特萊介紹給佐爾格的重要人物是魯特.維爾納，也就是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多次提到的“漢堡嘉夫人”。她是德國經濟史學大師于爾根.庫欽斯基的胞妹，共產國際功勳女間諜，世界著名作家。出版情報史文獻級回憶錄《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名《諜海憶舊》。二十多年的諜報生涯從未發生紕漏，最輝煌的作為是與流亡的德國核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合作，把英美研製核武器的絕密資料包括“曼哈頓計劃”透露給蘇聯。
維爾納在《索尼婭的報告》中，首次披露了她在上海和佐爾格共事的歲月。在書中，她稱佐爾格為“導師和榜樣”。
維爾納在上海與史沫特萊相識。一天，史沫特萊問她“願不願意認識一個可以完全相信的共產黨人”。由此，維爾納結識了佐爾格，開始了諜報生涯。
維爾納在佐爾格情報組織中的任務主要是提供秘密接頭地點、收藏情報資料、保存武器和電臺等。佐爾格每週至少要在她的家裡開一次會。“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後，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要儘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
維爾納的任務雖然相對外圍，但她的回憶錄卻讓人們知道了更多的佐爾格情報組成員。比如報務員弗蘭茨，德國人格哈特.艾斯勒、愛沙尼亞人保爾.裡姆、德國姑娘伊薩、德國商人瓦爾特、中國翻譯家董秋思夫婦、經濟學家王學文夫婦等。其中有不少人則需要很多歷史檔案交叉對比，才能辨別出究竟是誰。像“幽默的楊教授”，實際是中共秘密黨員、地下組織領導人之一，著名社會學家陳翰笙。
後來研究者們依據各種公開檔案、當事人回憶以及種種蛛絲馬跡的記錄考證，佐爾格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成員有近百人，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南至廣州、香港，北至哈爾濱的龐大諜報網絡。
在今天已經公開的日本對佐爾格的審訊材料中，他對自己在中國的三年情報工作有很多敘述，卻很少提及情報組中的中國人。偶爾幾次，也以“中國人的名字難記，年頭多了實在想不起來”為由，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可供查詢、追蹤的姓名。顯然，他在儘可能地保護中國同志。畢竟，那時的中國還有大片國土淪陷於日本之手，他的情報活動中心上海，就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佐爾格“交待”的惟一箇中國人，在他的口中也只有一箇中國姓氏，“很有本事的王君”。奇怪的是，這位還有著共產國際特派員身份的間諜，竟然在三年中沒有留下任何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繫的記錄。這顯然是佐爾格故意“忘記”的。實際上，他的情報組織與中共隱蔽戰線有著非常密切的合作。
其實，“王”這個姓氏也是假的。“王君”就是方文（劉進中，1946年調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後，向中共代表團建議由劉進中擔任他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聯絡員，劉隨即調到南京，成為司徒雷登與周恩來、董必武之間的秘密聯絡人。49年任北京公安局秘書長，負責毛主席進城時的保衛工作。原中國國家安全部顧問）。
1991年，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內部出版的佐爾格案件資料書稿中，由方文在《佐爾格在中國》一文裡回憶，他在1936年從蘇聯返回國內，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就在佐爾格在日本被抓捕後不久，方文因為受到其它案件牽連，在天津被日本憲兵逮捕，經歷了長期的關押審訊。幸而方文並非要犯，看管不嚴，他成功地越獄逃了出來。“他們如果知道這人就是佐爾格供出的那個姓王的，早就押解到東京歸案，和佐爾格一同上絞刑架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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