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山向西和向北起起伏伏绵延而开，有莲花山、大岭山、大雾山还有最高峰笔架山，依山成风水势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居住地的一种体会和理解。就是在这个山势之下，惠安自开县一千多年来，县治（县政府）和文庙一直座于此处，虽不断翻建，而古意延续。这种不动，似乎诉说着惠安人骨子里的淳朴敦厚。
惠安从北宋年间开县，县治背依山势从西南延伸到西北，而滨江从县治前的东南往东北归流入海，这是经过蕴含传统风水之理的卜居后选定的。一开始县城连城墙都还未修建，因为宋代以来，人们的市井生活活跃，很多州县的设置不再从筑城开始，而是从市集聚落的兴盛而来。惠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晋江析出来设县，而后和南安、晋江并称“泉州三邑”，而泉州的其他县治则也是随着宋代以来泉州人文和港口的发达而不断增设的。
县府背依的山名叫螺山，山形好像螺狮吐肉，而以为名，县城则别号为螺城。城郊地处山的南面，古代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所以城郊的乡就称为螺阳乡（后来改螺阳镇）。螺山和西南方的科山相连一片，今天大多混称“科山”，螺山的名字用的比较少。科山，原叫“登科山”，登科是科举高中的意思，后来简化名为科山，爬山意象为“登科”。山名是伴随惠安开县后的人文荟萃而起，直到今天仍然是惠安的一处人文祥地。相传这是自古以来惠安的学子们在考前和高中后都会登山揽胜的地方，很多惠安人当年从乡镇到县城参加中考高考时也都有过登科山的经历。
而科山的登科意象历史悠久，惠安开县后所出的第一个进士及其家族也和它息息相关。惠安是北宋981年开县，仅8年后的989年，惠安就有了第一位“登科”的进士——崔拱。据史载，开县时的县城有“东董、西崔、南庄、北洪、中张”这几个大族。可见，当时崔氏家族就住在县府西边螺山下。
崔家是有名的诗礼书香门第，相传其子弟都非常勤奋向学。崔拱曾经和两个儿子崔正则、崔丽则在山上读书，崔拱中进士后，正则、丽则也相继高中进士。当时螺山之峰还因此得名“登龙峰”。其后，崔丽则的两个儿子崔南臣、崔宋臣也都高中进士，当时崔氏族人已经搬到泉州城内居住，因为崔拱到崔宋臣一门三代五进士，当时人号称他们为“南俊”，崔家在泉州所住的街巷名为“南俊巷”（即今天泉州东街的南俊路，有去泉州府怀古的惠安朋友可以去走走），而崔家所住的坊里也名为崔坊，坊内曾有崔府家庙，现在已经废弃不见了。
虽然千年来家族兴衰变迁，门第起伏往来，但他们所开创的文风却为惠安启发了千年锦绣人文。
惠安开县时并不筑墙，而是依山阻水自成形胜之地。一处县治和庙居中，千年位置不变地延续着。久远以来，惠安县就有流传下来的谶语（预言的意思），说县治不宜改迁他地。明代嘉靖年间襄惠公张岳编写的第一部《惠安县志·卷八》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先是，邑有遗谶，言不利改作。”
这种预言自古及今而来，渐渐地不再只是对预言的迷信，反而成了惠安人一种对自我特点的坚持。今天的惠安政府大院也是经过了历代残旧又复建，依然保有自己的古朴气色。在当下普遍的政府各种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中，这反而为惠安保存守护了一种质朴的文化特质。
而惠安开县四五百年后，才第一次为县城筑内外城墙，也和这位编修县志的襄惠公张岳有关。明朝中叶，倭寇猖獗东南沿海，屡次攻破惠安沿海的崇武、莲峰等卫城，直逼内地村镇和县城。为了加强防御，在当时担任朝廷重臣的襄惠公张岳等人的奔走请告下，朝廷下拨银两，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一月开始组织军民修建惠安内外城的城墙。
到第二年建好后，从山上向下俯瞰，城由南向北延伸，和山连着形状更如田螺。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惠安人就犹如这螺，当螺要行走的时候，才会把头伸出去。惠安人若要出头，就需走出去。
这种传说不仅是一种闲言碎语，也似乎成了惠安人性格和命运的组成部分，激励着世世代代的惠安人走出故园的安适圈去披荆斩棘、迎风搏浪。在惠安，世代男子的成长几乎都伴随着“学功夫”，然后出门“呷头路”的经历。这一代代人的走出去，才有了惠安的石雕遍及全国名山大寺乃至美国、中东等地，成就了惠安“世界石雕之都”美名；才有了惠安的建筑队出现在各种基础建设和高楼大厦的工地上，使得县城里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的著名顶尖建筑公司。
惠安城为了抗倭护民而兴建，四百年后它又为了抗日护民而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屡屡轰炸泉州沿海城市，并很容易将目标锁定为城墙之内以打击城市的中心地带。为了分散目标，也是便于疏散民众，惠安军民索性自己将城墙拆去，深入乡村山野中投入到这场民族抗日持久战中。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惠安人心系故土，喜爱在家中院子围围墙；可又心无围墙，时时诉求着在广阔天地中驰骋！而千年不迁的城关县府，正是这样岁月沉静地记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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