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山向西和向北起起伏伏綿延而開，有蓮花山、大嶺山、大霧山還有最高峰筆架山，依山成風水勢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居住地的一種體會和理解。就是在這個山勢之下，惠安自開縣一千多年來，縣治（縣政府）和文廟一直座於此處，雖不斷翻建，而古意延續。這種不動，似乎訴說著惠安人骨子裡的淳樸敦厚。
惠安從北宋年間開縣，縣治背依山勢從西南延伸到西北，而濱江從縣治前的東南往東北歸流入海，這是經過蘊含傳統風水之理的卜居後選定的。一開始縣城連城牆都還未修建，因為宋代以來，人們的市井生活活躍，很多州縣的設置不再從築城開始，而是從市集聚落的興盛而來。惠安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從晉江析出來設縣，而後和南安、晉江並稱“泉州三邑”，而泉州的其他縣治則也是隨著宋代以來泉州人文和港口的發達而不斷增設的。
縣府背依的山名叫螺山，山形好像螺獅吐肉，而以為名，縣城則別號為螺城。城郊地處山的南面，古代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所以城郊的鄉就稱為螺陽鄉（後來改螺陽鎮）。螺山和西南方的科山相連一片，今天大多混稱“科山”，螺山的名字用的比較少。科山，原叫“登科山”，登科是科舉高中的意思，後來簡化名為科山，爬山意象為“登科”。山名是伴隨惠安開縣後的人文薈萃而起，直到今天仍然是惠安的一處人文祥地。相傳這是自古以來惠安的學子們在考前和高中後都會登山攬勝的地方，很多惠安人當年從鄉鎮到縣城參加中考高考時也都有過登科山的經歷。
而科山的登科意象歷史悠久，惠安開縣後所出的第一個進士及其家族也和它息息相關。惠安是北宋981年開縣，僅8年後的989年，惠安就有了第一位“登科”的進士——崔拱。據史載，開縣時的縣城有“東董、西崔、南莊、北洪、中張”這幾個大族。可見，當時崔氏家族就住在縣府西邊螺山下。
崔家是有名的詩禮書香門第，相傳其子弟都非常勤奮向學。崔拱曾經和兩個兒子崔正則、崔麗則在山上讀書，崔拱中進士後，正則、麗則也相繼高中進士。當時螺山之峰還因此得名“登龍峰”。其後，崔麗則的兩個兒子崔南臣、崔宋臣也都高中進士，當時崔氏族人已經搬到泉州城內居住，因為崔拱到崔宋臣一門三代五進士，當時人號稱他們為“南俊”，崔家在泉州所住的街巷名為“南俊巷”（即今天泉州東街的南俊路，有去泉州府懷古的惠安朋友可以去走走），而崔家所住的坊裡也名為崔坊，坊內曾有崔府家廟，現在已經廢棄不見了。
雖然千年來家族興衰變遷，門第起伏往來，但他們所開創的文風卻為惠安啟發了千年錦繡人文。
惠安開縣時並不築牆，而是依山阻水自成形勝之地。一處縣治和廟居中，千年位置不變地延續著。久遠以來，惠安縣就有流傳下來的讖語（預言的意思），說縣治不宜改遷他地。明代嘉靖年間襄惠公張嶽編寫的第一部《惠安縣誌·卷八》裡就有這樣的記載：“先是，邑有遺讖，言不利改作。”
這種預言自古及今而來，漸漸地不再只是對預言的迷信，反而成了惠安人一種對自我特點的堅持。今天的惠安政府大院也是經過了歷代殘舊又復建，依然保有自己的古樸氣色。在當下普遍的政府各種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中，這反而為惠安保存守護了一種質樸的文化特質。
而惠安開縣四五百年後，才第一次為縣城築內外城牆，也和這位編修縣誌的襄惠公張嶽有關。明朝中葉，倭寇猖獗東南沿海，屢次攻破惠安沿海的崇武、蓮峰等衛城，直逼內地村鎮和縣城。為了加強防禦，在當時擔任朝廷重臣的襄惠公張嶽等人的奔走請告下，朝廷下撥銀兩，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一月開始組織軍民修建惠安內外城的城牆。
到第二年建好後，從山上向下俯瞰，城由南向北延伸，和山連著形狀更如田螺。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流傳著一個說法，說惠安人就猶如這螺，當螺要行走的時候，才會把頭伸出去。惠安人若要出頭，就需走出去。
這種傳說不僅是一種閒言碎語，也似乎成了惠安人性格和命運的組成部分，激勵著世世代代的惠安人走出故園的安適圈去披荊斬棘、迎風搏浪。在惠安，世代男子的成長几乎都伴隨著“學功夫”，然後出門“呷頭路”的經歷。這一代代人的走出去，才有了惠安的石雕遍及全國名山大寺乃至美國、中東等地，成就了惠安“世界石雕之都”美名；才有了惠安的建築隊出現在各種基礎建設和高樓大廈的工地上，使得縣城裡聚集了許許多多的的著名頂尖建築公司。
惠安城為了抗倭護民而興建，四百年後它又為了抗日護民而拆。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屢屢轟炸泉州沿海城市，並很容易將目標鎖定為城牆之內以打擊城市的中心地帶。為了分散目標，也是便於疏散民眾，惠安軍民索性自己將城牆拆去，深入鄉村山野中投入到這場民族抗日持久戰中。
孟子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惠安人心繫故土，喜愛在家中院子圍圍牆；可又心無圍牆，時時訴求著在廣闊天地中馳騁！而千年不遷的城關縣府，正是這樣歲月沉靜地記著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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