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經整整90歲了，雖說我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一直不太習慣說陝西關中方言，但我卻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老西安”。因為我已在西安這片土地上生活了84年。
6歲獨自一人坐馬車從山西前往西安
我1925年出生在山西省臨晉縣溝村，我在6歲那年便獨自一人乘坐馬車遠離故土來到西安，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西安半步，我的童年可以說是在位於西安市中山門內靠北的陝西災童教養院裡度過的。在我的心裡，早已把西安當成了故鄉。
我1984年從西安銅材廠退休，我平時最愛做的事就是讀書看報，退休後一如既往地關心著西安的一切，而且平時還經常去中山門內一帶走走看看。雖說陝西災童教養院早已沒有了蹤影，但在我的心裡，那個地方是我終生的念想。
在我很小的時候，家庭便發生了變故，生母張迎春不知去向，父親昝海珠為生計去了西安，我就靠姑媽代管。1931年我6歲那一年秋天，我稍微有一點記事了，就吵鬧著要去西安尋找父親。姑媽拗不過我，只好託人打聽出了我父親在西安的地址，臨行前給我買了一個大鍋盔饃，還準備了12個銅錢做路途盤纏，我便告別了姑媽，獨自一人坐著鄰村往返西安跑運輸的一輛馬車，經過了不少村莊來到了黃河邊，有一隻大船將我和許多乘客及這輛馬車一起運到了黃河的對岸，上岸後我就到了陝西境內的韓城縣。
一路上雖說農村風光和即將成熟的秋季作物煞是迷人，但我卻無心觀賞風景，一心盼著儘快見到父親。傍晚時馬車停在了一片空地上，乘客們很自然地下了馬車，沿著臺階往一個大坑裡走去，我也好奇地跟在後面下到坑底，看到這個坑還真大，坑邊有好幾孔窯洞一字兒排開，而且裡面燈火通明。啊！我才明白這個大坑裡原來是一所客店。我平生第一次睡在窯洞裡輾轉反側，折騰了好久才迷迷糊糊睡著了。
第二天繼續上路，不知走了多久，在一天天快黑時進了西安城。
兩年教養院歲月終生懷念
那時候的西安城裡街道上跑的大多都是人力拉車、牛馬車，馬車車伕把我拉到了皇城南門外路東的一家低矮房子跟前，我終於見到了離別一年多的父親。父親把車費交給了馬車車伕後，便帶我拜見了這戶人家主人。讓我把男主人叫王伯，把女主人叫王媽，由於這戶人家沒有兒子，便把我認成了乾兒子。
現在的西安新城那時候叫皇城，並且皇城的四周都是城牆，城牆上還能走人。每到中午12點時，要在城牆的南門上放一次午炮，提醒全城的人知道已是當天中午12點了。那時候的皇城南門就是出入正門，當時南門口經常設有兩個身背手槍的門崗。兩個崗哨來回走動甚是威嚴，我也不敢靠近。我在王伯王媽家住了一段時間後，父親又把我接到了另一個新地方。原來楊虎城將軍為了提高軍隊官兵素質，成立了一個軍隊幹部軍官訓練班，在皇城西門靠北邊的順城巷下，我父親就在這個訓練班的炊事班做飯。經過管理員的同意，父親把我接到城牆下多餘的牆洞裡住下。當時，軍官訓練班的伙食很好，每桌六個人，四菜一湯，餐餐有肉，有雞蛋，盡是洋麵蒸饃。那時軍訓很嚴，一吹哨子，正在吃飯的軍官們便丟下飯碗去列隊，所以，每頓飯總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饃，而我就去“打掃戰場”，在吃不完的飯菜裡盡挑好的吃。
後來，為了我的成長和接受教育，經人介紹，父親又把我送到中山門內靠北邊的陝西省災童教養院，人們習慣把它叫作“孤兒院”。院內一共有四個孤兒隊，分別叫作忠孝隊、仁愛隊、信義隊、和平女子隊。我被分到了仁愛隊。大門口是隊長室，接著就是一個長廈瓦房，靠牆有一長條大通鋪，每人一條藍色的薄被子。每天起床後，由兩個值班的孩子將所有的被子摺疊成方塊狀，靠牆整齊堆放在一條線上。我記得那裡的孩子有不少都有晚上尿床的毛病，但尿溼的被子也得疊整齊統一放置。所有的孩子幾乎都染上了疥瘡，疥瘡膏的藥味瀰漫在宿舍的每個角落。我在那裡僅僅住了三天，就被傳染上了疥瘡。當時每天開兩頓飯，每頓每人一碗稀飯一個小饃，有時的菜就只是雪裡蕻葉子，兩個人一條葉子，沒有刀子就用瓦片把雪裡蕻葉子割開吃。每天上一次識字課，上課只是一個名稱，其實學生沒有課本，沒有寫字本，沒有寫字的筆，只是聽聽老師講課而已。
我在陝西省災童教養院待了兩個月之後，就被分配到院裡的倒紗車間做工。這樣每天勞動時就能多吃一個饃，晚上下班後再上識字班。當時的教養院裡有不少工種，制毯車間、織布車間、經緯車間、木工車間、鐵工車間等等。我初到倒紗車間勞動時，開始學習倒線紗筒子，並被下達了一定數量的倒紗任務，必須在規定時間裡完成分給自己的任務，完不成任務的就不能下班，要留下繼續幹。最初先學結線頭，手法要快，然後開始倒線筒子，漿過的紗心須先用手多揉幾遍，倒起來就順利一些，速度也能提高。這個小竅門每個人必須掌握好，才能保障按時完成自己的任務。倒紗的小木車轉得飛快，雖然開始學時辛苦一些，但大家都盼望早點學會並提高速度早幹完早下班。
每到星期天，大家排成很長的隊，跟著前面的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時候，教養院裡還有和尚。唸完經後，就可以到大門口去見家裡來探望的親人。來探望的親人大都是送些鍋盔饃之類的吃食，我也不例外。記得有一次，我的生母經多方打聽，得知我在陝西省災童教養院，便委託親屬給我送來了吃食，但生母不知何因卻一直未到那裡去看我。那時候在教養院的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盼著吃飽肚子不受飢餓之苦，但卻難以得到滿足，幾乎都處於半捱餓狀態。我的父親後來聽說我在那裡捱餓吃苦，便又把我接了出來，送到北大街的一家山西鄉黨家裡寄養。於是，我便離開了生活兩年多的陝西省災童教養院，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
在陝西省災童教養院的歲月，雖說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畢竟有了一個可以落腳避難的場所，而且學習了許多技能。真應該感謝興辦陝西省災童教養院的那些慈善家們，為眾多無家可歸的窮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可以暫且安身的居所。也不知道當時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仁愛隊的隊友們，如今都身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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