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到了一个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经验，也带来了不少与之相关的难题，比如房地产发展成为经济的支柱，但是相关的土地财政问题亟待化解；比如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越来越强，但是与之相关的影子银行问题亟待化解；比如产业政策和各种刺激措施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关的产能过剩问题。
这些经验和难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复杂程度不断加深，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百花齐放，世界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过往的发展经验可能变得不一定适用了。追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需要大转型，一方面着手解决经济中累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找到新的经验和方法。
从学术到实务，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很热烈，如果用系统思维去分析，更能够找到转型背后的逻辑。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与王永钦教授主编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做了很好的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的差距有二：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很低，一开始很难通过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因为价格根本不准确；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可以通过学习、仿制、山寨来追赶，一定时间内并不需要创新。
张军和王永钦提出，中国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经济中的次优理论，也就是只要经济中存在许多扭曲，如果只消除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扭曲，而不是全部扭曲，情况可能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会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之前城乡二元经济的剪刀差），有利于加速资本的积累，同时GDP锦标赛的激励机制也容易更好地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 做错劳动力价格，做对激励，再加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完全与全球产业链整合，成为世界工厂，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但现在中国面临的转型恰恰是中国经济的特征和禀赋，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需要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向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最新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以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来计算，把中国所有的高铁、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码头、工业园等等的存量基础设施除以中国14亿人口，中国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跃居全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
另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说5G，中国已经做到了技术的引领，参与到最新的标准制定过程中。这种情况下，复制和追赶的发展模式，必须尽快转变为鼓励创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在这样的全新经济发展阶段，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比如说压低工资，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创新。
全球经济也正在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对有形资产的投资，正在让位于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这是一个外部的大格局。同时，全球化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从深层次上挖掘，原因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全球资本精英是全球化当仁不让的赢家，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虽然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也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尤其体现在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大量工作转移上。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他的新书《预见未来：新时代投资机遇》中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挖掘新需求。他列举出新需求是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以及全球化的4.0。他认为新需求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推手。很多专家都提出，中国经济需要从城镇化1.0的版本迈向城镇化2.0的版本。1.0的版本是土地的城镇化，却忽视了人的城镇化，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最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没有办法在大城市中真正留下来，也出现了农民工二代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样的社会问题。城镇化2.0的版本，强调的恰恰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邵宇则强调在中国构建大型都市圈和卫星城来吸纳广大人口的重要性。“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应该成为身份的标签。”打破城乡的差距，让更多人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享受到其中的福利，将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消费升级与城镇化2.0息息相关，也凸显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的同步性。消费升级不仅仅是对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是对更好的环境，更丰富的体验，更多元的娱乐的向往。消费升级更不只是局限在传统定义的消费领域，还涉及公共服务领域，人们对更好、更便捷、更安心的医疗服务，人们对更好、更贴近孩子需求（个性化）、更挖掘孩子发展潜力的教育服务，也有着非常大的需求。城镇化的发展，如果在医疗和教育上没有同步的发展和创新，当然也包括养老领域的创新，那很难完成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也很难挖掘出消费真正的潜力。
全球化4.0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也跟今年冬季达沃斯的主题契合。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大战略帮助新兴市场构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全球金融和贸易治理的框架下，比如WTO、世界银行和IMF，中国参与更多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正视全球化有赢家和输家，更好化解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开放和闭塞（也就是拥抱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复杂系统与转型
为什么过去的经验有可能不适用了？需要用系统思维的方式来观察，把经济当作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来观察。
我们身边有很多复杂的系统，企业、城市、国家，乃至整个地球，都是复杂的系统。系统思维就是如何去理解分析复杂系统的思维。复杂系统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系统可以由各种简单的部分组成，比如说一个白蚁群由上百万构造简单的白蚁组成，但是系统的整体却不是简单的部分的加总，比如白蚁群可能涌现出许多非常复杂的行为，系统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系统能形成自己的（不同于系统组成部分）的目标，系统还能够进化。
一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复杂多样性，已经非40年前可比。
按照系统思维来分析，改革就是改变经济中的制度和规则，创建更适合或者说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则。同样，按照系统思维来分析，开放就是让信息流变得更通畅。信息越是公开透明，信息越流畅，就能够吸纳更多多方面的信息，就能够加快系统的反馈，增强系统对变化的反应。
举一个例子，一个健全的股市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股市有信息加总和反馈的功能，能够集合参与者的集体智慧。信息加总会把乐观者和悲观者的观点加总。反馈也非常重要，如果信息流通畅，却没有及时的反馈，仍然会为系统带来很大的隐患。股市要真正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就是其信息加总和反馈功能的体现。
为什么需要转型？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系统而言，无论是动物、生态圈，还是企业、社群，当内部外部
摘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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