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石人四十年行的軌跡

楊迎光

前些天,與女兒視頻聊天后,老伴說:“我們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去女兒家看外甥女了,雖然在手機視頻上經常可以看到,但畢竟不是當面,孩子與我們都生分了,要不過兩天咱去姑娘家轉轉?”

都說離家久的人歸心似箭,其實,對於年逾花甲的我與老伴來說,想見到久未親近的晚輩,享一享兒女繞膝,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那種急切比兒女的歸心不知要勝過多少倍。

於是,我當即就打開手機上的12306購票網,訂購了第二天從靈石東到天津西的換乘車票。第二天中午12點06分,D2508次動車從靈石東站出發,僅僅過了50分鐘,列車就準時到達了太原南站。在車站候車大廳,我們吃了午餐,之後稍作休息,又登上了從太原南開往天津西的G2610次列車,14點43分,列車緩緩啟動,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運行,於18點08分到達天津西站。這時,女婿已經等候在車站的出站口了,上了女婿的車,20分鐘後,我們便來到了女兒家裡。

坐在女兒家的客廳裡,想著這半天的行程,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我們家在靈石縣靜升鎮,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村裡人是很少出遠門的,年裡月裡進城買點東西或辦個事,三十里的路程,僅往返一趟就得走上六個多小時。所以人們有事要進城,通常要起早搭黑用上一整天。當時我們村裡有一位何姓師傅,在靈石煤礦趕馬車,因為要每天跑班,便成了村裡為數極少的有自行車的人。而從我們村到靈煤,縣城是必經之地,所以他的自行車便成了載村裡人進城的“班車”。隔三差五地,總會有人到他家約車進城。有時甚至會出現幾個人同時來約車的情形,搞得何師傅很為難。

我姨姨家在靈石縣城,小時候,母親和姥姥每年都要帶著我去看姨姨。那時,舅舅在靜升供銷社工作,靜升供銷社有一輛專門從縣城拉運貨物的馬車,隔一兩天就要到城裡進一次貨,於是,我們便有了搭馬車進城的方便。

可是那馬車走起來與人步行的速度差不了多少,冬天的時候,坐在車上凍得腳丫子生疼,於是,坐上一段,就得下車走一會兒。這馬車,姥姥一直坐到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這最後一回,姥姥坐馬車從城裡回來,馬車上裝滿了貨物,姥姥坐在堆得老高的貨物頂上,一不小心從上面滑了下來,骨折了。從此,姥姥就再也不坐那馬車了。

記得在一九六八年,父親所在單位的一位工友參加了武鬥隊,便把自行車寄放在我家。那年我十二歲,在母親下地幹活的時候,我就偷偷的將自行車推到生產隊的打穀場去學騎,沒多久就學會了。可惜後來父親的朋友將自行車取走了。那以後,我便鬧著要父親買一輛車子騎,父親說:“爹掙得工資,滿打滿算,也只是勉強夠交全家人的吃糧錢,哪裡還有餘錢買自行車呢?等以後有了錢再說吧!”不料,這一等就是近十年。而在那漫長的八九年時間內,騎著自行車飛駛在鄉間小路上的情景便成了我晚上做夢的主題。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準確地說,應該是7月23日以後一兩天——我爺爺病了,大約在上午十點多鐘,我正和小夥伴們在打麥場上玩,父親找到我,要我馬上去通知三姑。三姑家住在縣城北邊山頭上一個叫“苗旺”的村裡,距離我們村有30裡遠,我緊趕慢趕,到了三姑家,已經1點多鐘了,三姑一聽是我爺爺病了,急著立馬就要走,可我已跑的兩腿發酸,再也不想跟著她走回去了,於是,便帶著三姑給的一元錢,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向城裡的姨姨家走去。

走了大約十里地,好容易下了山,眼看就要進城到姨姨家了,不料縣城戒嚴,小水河北進城的路被解放軍封上了。據說戒嚴的部隊屬於69軍,他們在根據中央發佈的“7.23佈告”的精神,收繳武鬥隊的武器,為此,來往行人既不準進城,也不準出城。

看到眼前的情況,我傻眼了,走了四個多小時的路,又累又餓,如果進不了城,就只好再餓著肚子走回去,可我當時已經累得邁不開腿了,怎麼辦?

那時候,從縣城東邊進城有兩條路可走,我當時所在的是一條便路,位於小水河北,而另一條路是位於小水河南翠峰山麓的沙石公路,如果不是戒嚴,從我當時所在的位置,再往西走大約300米,然後向南轉,過了新店橋不遠,就與小水河南的沙石公路匯合了,兩條路合併後,走不了多遠,向右一轉,跨過鐵路,下了坡,就是姨姨家。現在,這條路不讓走,我便想到了越過小水河,到河對岸的公路上看看能不能進得城去。

踩著河中露在水面的過河石,我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跨過了小水河,然而,上岸後,眼前的情景卻讓我驚呆了。

在小水河南岸與砂石公路之間,有一片百十米寬的菜地,這菜地裡密密麻麻的立著很多磚塊,在每一塊磚塊上,都用粉筆寫著“小心地雷”的字樣,而在那些磚頭旁,從地下鑽出的一根根白色的拉線,緊繃繃地直穿入菜地西側縣革委大院內一幢二層樓的幾個窗戶中。

過還是不過?我心中充滿了矛盾。過,說不好會被炸死;不過,就只得再走三四個小時回家,可那時,我確實是既沒有走回去的力氣,也沒有走回去的勇氣了。糾結了半天,我最終還是咬了咬牙:“過!”就這樣,我冒著生命的危險,提心吊膽地走進了那隨時都有可能被我觸發地雷陣中。

對面公路旁站立的人們,看到一個孩子在地雷陣中穿行,剛開始還有人驚呼:“孩子,不敢過,快返回去!”後來,看著我一步步進入雷區,對面的人們都安靜了下來,大家一個個都瞪大了眼睛直直的盯著我,嘴巴張得像一個個漢語拼音中的“O”。我戰戰兢兢、哆哆嗦嗦、如臨深履薄般地繞過那一塊塊立著的磚頭,小心翼翼地低頭鑽過了那一根根白色的拉線,終於在眾人的驚呼聲中走出了那片地雷陣。

30裡艱難的回家路,竟讓一個13歲的孩子,以生命為代價,冒了一次險。知道這事後,父親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然後無奈的嘆了一口氣說:“咱要是有一輛自行車就好了!”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父親開始分分毛毛地積攢買自行車的錢。

一九七七年,在我和大妹妹從學校畢業都賺上工分的第四年,我家終於積攢夠了買自行車的170元錢,並通過舅舅走後門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那年月,能騎上一輛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比現在開上奔馳、寶馬轎車都要風光。父親把車子推回來之後,我當即就騎著它在街上兜了一圈風,那感覺,簡直就像是羽化登仙一般。

村裡有自行車的人不多,沒有自行車的人出門,就會向你借。我的車剛買回來半年多一點,就被鄰居借去撞斷了大梁。那時候買車子是要走後門的,鄰居買不來車子,只好賠錢,可他們家又沒有現錢,好在他家勞力多,在生產隊的賬面上有結餘,最後,鄰居只好通過生產隊的隊長,將他們家在隊裡存的結餘款撥到我們家的賬上。我百般不樂意,可也別無他法。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通過考試,由民辦教師轉為公辦,並調到縣城的重點中學——靈石二中工作,沒有自行車,上班、回家就成了問題。過了好長時間,在供銷社當主任的舅舅,才通過關係,又為我買了一輛紅旗牌自行車。

自行車剛買回不久,適逢家在南關鎮的一位男同事結婚,我的自行車理所當然地被選中作為載新娘的喜車。同事結婚的前一天,我騎車走了60裡地,提前住在他家,第二天吃過早飯,我騎著擦得錚亮的新車,隨著迎親的隊伍來到新娘家,然後載著新娘走在娶親隊伍的最前面,那派頭簡直就是如今的“悍馬”。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街上出現了騎摩托車的有錢人。一九八九年,我在靜升中學任校長,在鎮上經聯社的資助下,學校花了1500元買了一輛嘉陵摩托。那摩托不需掛檔,也沒有離合器,加油就跑,消油就停。儘管如此,在全縣學校中也算是領先了。

一九九三年,我個人花4000多元,買了一輛雅馬哈80摩托。之後,在我調到馬和中學工作的五年多時間內,這輛摩托一直陪著我。

二零零一年,我在段純中學工作期間,曹玉萍鎮長將鎮上一輛舊的2020吉普車給了學校。這一年我學會了開汽車。

二零零二年,在從段純中學調往兩渡教委工作的時候,我花兩萬三千元買了一輛二手桑塔納轎車。那時候,村裡有車的人很少,所以儘管是一輛二手車,竟也常常會被鄉親們用作娶親載新娘的婚車。

二零零四年,我兒子花四萬餘元買了一輛吉利優利歐轎車,二零零九年,兒子賣了優利歐,花十萬餘元買了一輛的北京現代——伊蘭特。再後來,兒媳婦買了本田思域。2013年,女兒從南開大學研究生畢業後,被招聘到了韓國三星設在天津的電子研究所工作,第三年,她用自己賺的工資買了一輛日產陽光。而我的座駕,也幾經調換,在2016年換成了現在開的北京現代自動炫酷版悅納轎車。現在,我們家除了連電動自行車都不敢騎的老伴和兩個未成年的孫子之外,人人都開上了轎車。

說罷私家車,再說公共交通,1979年我與老婆結婚,老婆是南關鎮人,離我們家有九十里遠。那時候,我們縣裡還沒有公交車,大家出門還是以步行和騎自行車為主,為此,在談戀愛的時候,我岳母有點不同意,箇中原因,竟然是因為離孃家太遠,來往不方便。她對女兒說:“嫁這麼遠,無論是你回孃家,還是我們去看你,都十分不方便,還是在附近找一個吧!”好在老婆的叔叔曾經是我的初中老師,他當時就落戶在我們村,由於這個原因,這樁親事才沒有告吹。可見,在那個時候,八十里的路程,就堪比隔在牛郎和織女之間的銀河,足以阻斷一對有情人的婚姻。

記得2007年9月1日,考入廣西大學的女兒開學。早在之前幾天,女兒就在網上訂好了從太原到南寧的機票。這天上午十點半,兒子駕車載著我和他媽一同到太原武宿機場為女兒送行。說實話,若是在三十年前,望著天上的飛機,我們是做夢也不敢想能坐到它上面去的。可是,從那一天開始,女兒成了飛機上的常客。

十二點五十分,飛機從武宿機場起飛,下午兩點多,女兒打來電話說,飛機已在長沙降落,停留一小時以後起飛,直達南寧。下午五點,女兒又打電話來說,說已經到了學校,叫我們放心。從山西靈石到廣西南寧,兩千裡的路程,僅用了五個多小時。

如今,高速公路、高鐵站修到了家門口,大家出遠門,不僅可以坐飛機,還可選擇自駕或者乘坐高鐵,幾百上千公里的路程,說走咱就走!

從為了那艱難的30里路程而以生命冒險,到數千裡之外的的目的地在談笑間輕鬆到達;從步行進城,到乘飛機上學;從八十里的距離差點摧毀一段婚姻,到五個小時後坐到千里之外的姑娘家的客廳;從買一輛自行車的願望用了十年時間才實現,到全家人個個都開上了轎車;從伴著綠皮車“卡登卡登”緩慢的行車節奏遠行,到乘著高鐵在縱橫交錯的鐵路網上風馳電掣般地穿梭,老百姓出行方式的變化,描繪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時代飛速發展的軌跡。

俗話說,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陽。筆者一家這些年在出行方面的變遷,正是時代發展、國家繁榮、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縮影。欣逢盛世,這是我們的幸運。可是,就在我們充分享受著祖國賜予的美好生活的時候,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置身於戰亂和恐怖中的人們正翹首期盼和平與安寧;生活在貧困與飢餓中的人民正夢寐以求得到溫飽;流亡在異國他鄉的難民正虔誠地祈禱著能早日回到自己的家鄉。親愛的朋友,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你對自己所擁有的和平、富裕、幸福的生活珍惜了嗎?

在我們村的一座古廟裡,珍藏著一塊殘碑,乃是追記我村在明末清初村民屢遭戰亂禍害,民不聊生,建堡自衛的碑碣,碑文最後如此寫道:“向之褞褐霑體者,今已繡裳錦茵矣;向之臭糧備囊者,今已茗飲肉食矣;向之敝間破垣,野處穴居者,今已安居樂業矣。然思患預防,安不忘危之意,不可不令我後人知之也”。

值此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我將此金玉良言錄之於文末,希望與諸君共勉。

201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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