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處，找到當初的痕跡。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一起下鄉的知青下鄉前一個月的合影。不難猜出哪個是我。後來，我和他們一樣高。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個不會忘懷的日子。
小學畢業的我，可能由於營養不良，身高只有約140cm。揹著 “黑五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沉重包袱，無奈被剝奪了上初中的機會。事實上，我父親僅僅是海南中學一名普通教師，卻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因為我家有華僑關係，父親又被打成"特務"。記得當時海南中學不到一百名教職工，就有幾十位教師被打成"特務"。
這一天，剛滿十二歲的我，正式成為一名“ 光榮的知識青年 ”。
穿著一身童裝和一雙憑知青證買的"勞動鞋"(用廢舊汽車輪胎簡單製作的一種涼鞋)，操著滿口的童聲，揹著一個小小的用煤油燈芯繩打的揹包和一頂寫著"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字樣配發的斗笠，我登上了帖滿紅色標語的汽車。
十多輛汽車排成一列，車下人頭湧動，鑼鼓喧天，鞭炮轟鳴，口號聲、哭聲、笑聲、吵雜聲混成一片。
其他知青都有家人送行，可我沒有，當時父親還被關在“牛欄"中。只有一位發小幫我拿行李，送我上車，這位發小是當今著名畫家，廣州美術學院教授一一陳海，當然，他父親這時也被關在“牛欄"裡，同樣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特務"。
跟著一群知青哥哥姐姐們一起下鄉到海南行政區瓊山縣大致坡公社，卻獨自一人被分配到昌褔大隊龍馬坡生產隊。這是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鄉村，算我在內才十三個勞動力。
晚上，生產隊召開歡迎會，全村老少都到齊了。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大家都以一種奇怪的眼光看著我，同情的感嘆聲聲不斷，生產隊長卻破口大罵……，當然，肯定不是在罵我，用今天的語言描述，即為: 講真話，敢擔當！
我所在的隊伍番號為:"廣東省海南行政區瓊山縣南渡江水輪泵水利工程指揮部大致坡民兵營二連"，全營駐紮在龍塘公社仁三村。所有人均為基幹民兵或武裝基幹民兵，但我們十幾個知青只能被定為普通民兵，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黑五類等階級敵人肯定不是民兵，而一般老弱病殘則是普通民兵，知青雖非老弱病殘，但也不能與貧下中農一樣，因為我們是被再教育者。
我幾乎幹過所有的工種:挖水渠、開山放炮、打料石、清基、砌石、扛石、挑土 …… 。但幹得較多的是打炮眼炸石，這是非常危險的工種，而且沒有任何勞保措施及勞保用品，為此，我負過傷。有兩位府城知青就犧牲在工地上！現在的年青人很難想象，但只須看過電影記錄片《紅旗渠》就明白了。那時的口號是: " 年老的拼老命，年青的獻青春"。
那時的“民兵營”，用今天的眼光看，實際上是一支半軍事化約束的、不發工資只管幹活的民工隊伍。
在水利工地幹了一年半。瘦弱的肩膀不知脫了多少層皮……
剛滿十三歲的我，是大致坡民兵營的唱歌指揮兼唱歌教員。
在水利工地，每五天(龍塘鎮五天一集市)能吃上一小片肉，大夥都盼著能吃上肉的這一天。
後來，可能是資金出了問題，沒錢買菜了。我們只能吃一種醬油渣下飯，每人每頓飯一小勺，這是醬油廠生產醬油剩下的渣，一角錢可買10公斤，事實上，這東西是賣給農民餵豬的。
初期，飯管夠，我們稱之為“自由飯"，後來飯也定量，每人每頓半斤米飯，打飯時總是希望人家給多一點。對這種勞動強度和沒油水的年代，老是感覺肚子整天都是餓的！民兵營長告訴我們:"想吃飽就要蹲著吃，還要多喝水！"
我姐姐下鄉在另一水利工地，據她回憶，吃完一份飯後不知不覺又去排隊領飯，直到吃完飽了，才意識到自己是吃了兩份，害怕得不敢吱聲。
下鄉第三年，從水利工地回到了龍馬坡，過著平時每日"三刻工"，農忙每日“四刻工"的日子。我拼命地幹著那力不從心的農活，經常是傍晚下工後，因為太累了，想坐在床邊眯一會兒再煮飯吃，結果是當睜開眼時，已經是第二天出工的梆子在敲響了。
生產隊給我分了一塊自留地，大約0.2畝。由於在龍馬坡生產隊只有我一個知青，挑水、碾米、做飯、拾柴等一切都只能由自己來完成，如果自留地種菜則沒時間管理，所以只能種花生、地瓜等作物。每次耕種時，鄉親們和其他生產隊的知青哥哥姐姐們都會來幫忙！那年春，我種了花生，收穫後拿去榨油，這樣，我就有油吃了。記得第一次收穫共榨得約三斤花生油，生產隊長送給我五個玻璃瓶，裝瓶後送給別村的知青兩瓶，自已留三瓶，這是我一年的食用油了！
1993年，我在華南理工大學教書，回海南時抽空回村與鄉親相聚，生產隊長告訴我 :"你那塊自留地是用你的名字命的名，叫"小康地"，分田到戶時分給了三叔。"
三叔，大躍進時讀過一年初中，村裡文化最高者，是我最敬重的長輩之一。得知三叔喜歡喝壯骨酒，立馬買兩箱送他，他興奮得直掉淚，不停地說:"謝小康！謝小康！" 接著三叔還問了一個我絕對想不到的問題:“小康，你都當教授了，是不是已經把世間的書都讀完了?" 哈哈！當時我只是副教授。
記得當年曾和三叔合力在我的小柴房裡抓了一條約三斤重叫“過山龍"的蛇，吊在樹上剝皮，在三叔家煮了吃。
村裡一位婦女有回說我是"牛鬼蛇神狗崽子"，三叔和村裡一位老華僑合力把那那位女人罵得無地自容。
說到老華僑爺爺，那年除夕，我一個人正吃著年夜飯 (蘿蔔乾+白米飯)，他小心地從我的窗口遞進來用芭蕉葉包著的一個雞腿，輕聲喊道:"小康，過年了，快！別讓人看見！"……
我們龍馬坡生產隊勞動力雖少，但戰略戰術得當，溫飽不成問題！每個勞動力平均月口糧為70斤穀子，70斤穀子大約可碾得46斤米，而且自留口糧均為“珍珠矮"品種，這種稻米產量不太高但品質不錯，口感很好。而"科六" 則專門種來交公糧的，因為它產量高且為推廣品種。龍馬坡生產隊那幾年勞動日約為0.5元左右。在當時大致坡公社屬中偏上水平。
說到"珍珠矮"，想起一件有點心酸的故事。
那年，父親讓我回瓊海老家一趟，因為老家缺糧，我揹著新打的三十斤"珍珠矮"大米，懷揣大隊開的證明(茲有我大隊知識青年王小康……)，路經瓊海縣加積鎮準備住店，卻被革命警惕性極高的旅店工作人員扣下，準備扭送保衛組(公安局，當時砸爛公檢法後，公安局叫保衛組)，罪名是"這個小孩冒充知青！這麼好的大米是去哪偷的？"，我又哭又喊，極力爭辯，他們才放過我，但不許住店。
我只好抱著我的大米，在萬泉河客船碼頭的一個角落裡蹲了一夜。碼頭巡邏的“工人糾察隊"看過我的大隊證明，無不投來同情的眼光和感嘆！但我還是感到了恐懼和無助！
回到家後，父親含淚盯著我，半天才問了一句: "你這條褲子原來是什麼顏色的?"
一天夜裡，電閃雷鳴，屋外傾盆大雨，屋內也小雨不斷。我用所有能遮雨的東西保護著糧食和床鋪。突然有一念頭一閃，在昏暗的小煤油燈下，我拿起了久違的筆，趴在床邊，給縣知青辦寫了一封信。記得開始是這樣寫的：
“尊敬的瓊山縣知青辦軍代表領導同志：
我是69年1月23日下鄉來大致坡公社昌福大隊龍馬坡生產隊的知識青年王小康，雖說是知青，我卻只是小學畢業，且下鄉三年多至今仍不滿十六歲。……”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十天後竟然收到回信：“王小康同志：來信收悉，若有單位同意接收你，我們可再作研究。……”
我立即將回信寄給父親。後來父親告訴我，他拿著這封信到海南行政區革命委員會找了他的一位五十年代的學生……
我要"回城"了，準確的說，是到屯昌縣楓木五七幹校三連，再準確的說，三連位於瓊中縣灣嶺公社金竹大隊坡竂村的大山腳下，已屬五指山腹地。這裡，用現在人的話說，"風景如畫、天然氧吧！" 但是他們哪裡知道這裡山螞蝗的厲害！哪裡知道伐木工的辛苦！
要和知青哥哥們分別了，在大致坡市最好且唯一的“大飯店"，我請哥哥們富"搓“了一頓，每人半斤米飯和一碗肉片青菜湯，四角錢半斤糧票一份，那是當時最豪華的享受。餐後合影留念。
感謝知青哥哥姐姐們對我的呵護和幫助，這些年待我像親弟弟一樣，沒有他們的照顧，很難想像我如何渡過那段歲月！
這時，我似乎長大了許多，下鄉三年多了，仍未滿十六歲。
1976年，三位知青在海口相聚。當時這三人中，我在海口罐頭廠(即現在的椰樹集團)，一位在瓊山建築公司，另有一位還在農村當知青，當然，從照片中不難辨認出哪位還在農村。
就是這位知青哥哥，下鄉時由於餓得難受，記得有一天煮了兩斤米飯和六個鴨蛋，一口氣吃完！痛快！他原本是最早有機會回城當工人的，但每次政審都不過關。
我發現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在大學的"工農兵學員"中，好象藝術類院校還保留“考"，所以，我拜著名畫家關則駒為師，刻苦學習油畫，同時，也得到何東老師的指導，練習小提琴。希望有朝一日，能上個美術學院或音樂學院。
我的油畫老師關則駒和小提琴老師都是當時海南島油畫和小提琴的第一把交椅！
在海口罐頭廠工作期間，被派往海口市輕工局舉辦工業學大慶展覽，負責美術工作。剛開始，有人懷疑這個小年青的繪畫技能行嗎?！後來才知道，我是海口市一輕系統畫畫最棒的！不過我清楚，二輕系統美術高手如雲，比如，陳海教授當時就在二輕系統當工人。
1977年恢復高考，我順利考上華南工學院(華南理工大學)數學專業。那年，廣東省包括本科、專科、中專在內，錄取率僅為1.63%，可謂百裡挑一。據說，我的高考作文還是海南第一名！父親那年參加了高考評卷，得到消息後騎自行車直奔海口罐頭廠，那天是我多年來見到父親最燦爛的笑容！
後來，聽我的同事說，他高考時讀過的高考範文中就有我的文章。
用句土話說，以前，可能由於只上過小學的原故，有些人說我"不識字"，從此，再也沒有人說我"不識字“了。後來還成為母校華南理工大學的一名教師，並擔任華南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副系主任，是當時全校最年輕的系主任。那肯定是算“識字"的了。
上大學後，我覺得我真是個“知識青年"了，但是我們的老師鄧韻秋教授告訴我們: 你們是“知識分子"了！
歲月如流，
似水悠悠。
該走的誰也無法將她挽留，
該留的誰也無法把她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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