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7年秋季考入丰顺县第一中学读书的。一中的校园据说是文昌庙旧址，但由于多年战乱，原来的庙堂殿宇早已荡然无存，惟有那棵古老的玉兰树仍然郁郁葱葱，花香流溢。就是在这棵大树的庇荫下，我从初中读到高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转瞬之间，三十九年过去了，可是那馥郁的玉兰花香却至今留存在胸间。
“越…越…，越…越
我对一中的认识最早来自我小学时代的老师。他们大多数是一中的毕业生，甚至是因为教学需要，高中没有毕业就提前分配来我们小学。当时他们年青，朝气蓬勃，才情横溢，又非常敬业，和学生打成一片。在课余，这些年轻的老师和我们一起唱歌、打球，甚至上山野营。我们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从老师那我还学会了三四十年代的进步电影歌曲，如“四季歌”、“天涯歌女”和“夜半歌声”，以至上初中以后和我同桌的家在丰良镇的女同学听说我不仅知道、而且会唱“天涯歌女”，感到大为惊奇。在球场上，我们大声的喊着“pass”（传球）、“outside”（出界）、“good ball”（好球）这些等到我上中学学了英语以后才明白的英文球场用语，真是神气和快活得不得了。
我的丰一中毕业的这些“黄泥塘小学”老师自然就成了我这个山村少年的偶像，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丰顺县第一中学。 在老师的陪送下，我们踌躇满志走进了设在一中的统考考场。考试分算术和语文两科。别的题目我都忘记了，只记得语文考试有一道题，要求用“越…越…，越…越…”造一个句子。我慕然想起暴雨天坐在低矮的、有瓦顶的教室学习时的情景，未加思索，立刻写下了：“教室里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窗外下起了大雨，随着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房顶上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考完走出教室，老师关切地问我是怎么造的这一句，听完我的回答，老师只是笑，不说坏，也不说好。现在看来，可能造的句子还算生动，但是太写实了，没有新意，也不浪漫。几十年以后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读书读得不错，教书也还可以，做事也算踏实，但是一辈子没有什么创造，更没有做出像样的事业，正好应了“从小看大”的一句老话。当时老师从我的句子大概也看出来了：这孩子还算聪明，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我深感愧对母校的培育之恩。
我和我的同学
开学后我被分到初一（甲）班，同班一共有四五十人，教室和男生宿舍把整个杨家祠全占领了。那个时代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最小，只有12岁，而我们班有一个19岁的同学，他叫黎崇拾，字百初，成西人氏，人绝顶聪明，写一手好字，我对这个老大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整天如影随形。第一年寒假，他带我到他家，山脚下一座简朴的瓦房和同样简朴的房间，两扇对开的窗户上写着一副对联：“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笔迹。他还有很多藏书，我是第一次在他家里看到“水浒传”、“三国演义”。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做人的道理。可惜的是第二年，黎百初就因为家庭困难辍学了，要不然，丰一中肯定多一个才子。在我们的同学中因为家庭困难辍学的人不在少数。我们年级1957年入学时有五个班，到初中毕业时只剩下三个班，由此可知那个年代上学真的很艰难。我庆幸我有我的父亲、母亲和叔叔，尽管家境艰难，仍然支持我把书读下去；我更庆幸我有很好的校长和老师，我几乎每年都享受免交学费。
学习生活是艰苦的。我把他总结成几个“一”：
一根扁担。我们这些家不在丰良镇的学生都要在校住宿，一个星期（我从上初一就定了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星期六下午回去，星期天下回来。那时，通往丰良的山路上到处可见结伴成行的挑着一周的干粮匆匆赶回学校的莘莘学子。扁担的一头是装着番薯的菜篮子，上边放着一个冬菜罐，里头是压得密密实实的咸菜，扁担的另一头是大米，还有书籍或其他杂物。
一个蒸饭钵。我们每餐的伙食永远是千篇一律：几两米（困难时期只有很少一点或没有米），一两条番薯，就着咸菜。吃完这一顿，随手把下一顿的米淘好，米上边放番薯，把他放到食堂的大蒸笼上。
一盏煤油灯。那时学校还没有电灯，我们每天上晚自习时，前后两张桌子一并，四个人共用一盏油灯。灯光昏暗，但读起书来，照样乐此不疲。
女同学还比男同学多一个水桶，她们每天晚上要去挑汤水洗澡。
穷而弥坚，不堕青云之志。也许正是艰苦的生活，更能磨练人的意志。
辅导员
丰一中有很好的学生辅导员制度和传统。那是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教室自习，突然有一个高中的大哥哥来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 说是高二的学生，叫胡仲理，是少先队辅导员。他动员我参加少先队的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三条杠”的少先队的大队委员，后来又当了大队长。胡仲理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在他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怎样当 干部。胡仲理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以后，巫素娇、郑绍强接着当我们的辅导员。等我上了高中，担任了校团委的委员，自己也当上了初中一个班的辅导员，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做工作。
1964年我考上了清华以后，我发现清华也有辅导员制度，辅导员也是高班同学。1970年清华大学毕业我留校当了教师，不久系里让我一边教书，一边担任学生辅导员（清华把这叫做“双肩挑”），以后我还担任过化工系的学生辅导组组长、系党委副书记，再后来出国，在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分管留学生工作，回国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学生处处长。几十年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学生打交道，我发现我所有的本事就是中学时代的刘仪南老师、陈友生老师、陈铭盛老师和胡仲理等几位辅导员传授的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在一中的学习和锻炼，让我终身收益匪浅。我常想，一个人在成长阶段一定要有一个楷模，在他们身边的辅导员其实就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榜样。我觉得中学阶段派高年级的同学到初中班当辅导员是很好的制度。
我的语文老师被打成右派
初一教我语文的是邹奕华老师，据说他是部队转业回来的，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他阅历丰富而又很有文采，讲课生动活泼，我们都很喜欢他。可是突然有一天听说他有右派言论，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其实，所谓的右派言论不过是说了一句：“人的肚子是橡皮肚，哪有什么够吃不够吃”，批判者于是上纲上线，说他反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1957年秋季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反右斗争的高潮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听说丰一中出了十个右派，其中就有丰顺第一才子之称的吴培云校长，其实何止吴校长是才子，这十个右派个个都是人才。正当我们还在为无缘当面聆听这些丰顺才子们的教诲而感到可惜的时候，没想到邹老师又被打成了右派。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批判会，我实在是没有兴趣。我们班另一个年龄最小的同学、小才子彭银锋也不满这种无休止的批判，禁不住在旁边嘟哝了一句：“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这下可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扣上了同情右派的帽子。彭银锋为此付出了代价，高中没有考取，上了一个师范学校，后来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听说干得不错，曾经担任过母校的校长。
五十年代以前，丰一中是名副其实的丰顺第一中学，教学质量在粤东一带很有名。这一美誉的取得首先是因为一中有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师资。反右斗争一下子打下去十几个右派，一中从此元气大伤。再加上后来一中没有成为县重点，一批优秀教师陆续被调离，接着又是文革一场浩劫。此后虽经二十几年拨乱反正，可是恢复元气终非易事，诚是可惜。
永远记住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回顾一中的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始终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一批热血青年走出校园，奔赴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的战场，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在和平年代，母校也通过很多生动活泼的形式，教育我们要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始终和劳动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年夏、秋农忙季节，学校要放农忙假，让我们回乡参加劳动，或是集体组织起来到更边远的山村抢种抢收。每逢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哥和学生妹们，个个都生龙活虎。
白天我们是劳动大军，晚上又成了宣传队。我自己就曾经几次随学校文工团下乡，去过黄金、大龙华、马图演出。记得有一次我们初二（甲） 班到田背参加夏收，那天晚上演出。我们临时编了一个丰收舞，要四个女演员，但班上只有邹兰芷、吴味珍和一个姓陈的女同学会跳舞，三缺一。这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让我男扮女装凑个数。我那时个子小，长着一张娃娃脸，跟女同学借了一件衣服，再披上头巾，在场上跳了一多半，观众也没看出我和别的女孩有什么不同。后来跳到高兴处，我不禁也参加了伴唱，这一下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小孩子大声说：“他是个男的”，台下先是一阵骚动，跟着大家又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倒一点不感到窘，相反我觉得能为自己的乡亲们带来欢笑感到很快乐。至于他们识破我是一个男孩，我更高兴，我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我们上中学的时代劳动很多，但是我们并不看作是一个负担，也没有因此影响学习。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校的老师同学都自觉地参加劳动，把这看作是生产自救，为国家减轻负担。那时，每人都要参加一个劳动组，有动物组、养猪组、蔬菜组等等。我分在蔬菜组，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都要到大坝的菜地劳动。物理教研组的李清老师带领一个“小球藻”组，据说小球藻的蛋白含量极高，可惜我没有尝过。我怀念中学的劳动教育。它让我永远记住，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爱我师
我在中学聆听过很多老师的教诲，初中阶段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几何的李佐尧师和刘良铁师，他们讲课书声朗朗，条理清晰，培养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学会了逻辑思维。李老师还是我班主任，对我关爱有加，如同是自己的儿子。高中阶段的老师就更多了，教我化学的陈汉哲师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步子迈得又大又快，课堂上永远是那么自信；陈伟庆师教化学从没有看他瞧过讲稿，再长的反应方程式他都可以倒背如流。
还有英俊潇洒的刘志明师和老迈着八字步的杨宴豪师，他们的学识、人品都深深的感染着我。还有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恩解老师，60年代我因为患支气管炎没有及时治疗，最后发展成浸润型肺结核，高中刚上了一个月就不得不休学。那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严重匮乏，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我国尚不能生产。恩解老师居然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个疗程的进口链霉素。当我从恩师手上接过这珍贵的药品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老师的恩情，学校的恩情，国家的恩情。我爱我师，我爱母校，终身不忘。
《新丰中》——黑板报和我
上过一中的人都知道，一中有一个学生自己办的黑板报。学校叫丰顺县第一中学的时候，黑板报的刊名叫“新一中”，后来叫揭阳县丰良中学、丰顺县丰良中学的时候，黑板报的刊名就叫“新丰中”。一中的传统是由团委宣传部和学生会学习部共同主办这个宣传栏，组织一个编委会组稿和编辑，出版（当时叫“缮写”）则由高中每个班轮流负责， 一般每周出一期，一个学期差不多每班要出二至三次。黑板报的位置就在一进校门路边的玉兰树下（2002年国庆探亲，我还不忘到校园寻踪，但是玉兰树没有了，黑板报也没有看见），一字排列着四、五块黑板。
每到出版那天，总得有六、七个人写写画画整整一个下午才能完成。内容有时事、新闻、报道，有散文、诗歌，丰富多采，都是学生投的稿（校门口有一个大大的投稿箱）或是编委、通讯员自己写的稿。黑板报是团委、学生会的宣传阵地，也是爱好文学的学子们的演练场，丰一中很多学生就是从这里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所知道的学长中，如何葆玉（丰缘报主编）、巫表兴、王集门当年都曾经是《新丰中》的主编或编辑。在高中阶段我有两年的时间参与《新丰中》的工作，我和我的同学张锦毡、张芬田、彭赞修、冯宗浪、欧阳强、曹世宝、彭获炉、彭友水……不知有多少次共同战斗在黑板报旁。惭愧的是我并没有成材，倒是从中得到了很多鼓励。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抄写一篇文章，刚刚用草书写完标题，这时正好有一个初中小同学从旁边走过，他不经意地赞叹了一句：“写得真漂亮，将来准能考上大学”。借了这位小同学的鼓励和祝福，一年以后我果然考上了清华， 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开始了人生的一段新的篇章。
光阴荏苒，丰一中从建校至今已走过一百年的风雨历程。北京的校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用什么方式来纪念母校的百年华诞？大家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每人写一篇纪念文章，最后汇集成册，献给母校。我，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谨以此篇短文表达我对母校满腔的感激之情和衷心的爱戴，表达我对母校真诚的期盼和深深的祝福。
老的玉兰树虽然不在了，但新的玉兰树正在茁壮成长。丰一中，我心中永远的玉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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