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月河去世，朱大可的評析二月河帝國小說的一段評論，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也使得我們關注起朱大可的文風來。但朱大可的文風有一種不好的習慣，就是為了追求立論的正確，採取一種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策略。
有時候立論的勝負真的那麼重要麼？
比如，他當年在批謝晉電影模式的時候，確實轟動了電影圈，但事過境遷，謝晉沒有被批倒，依然是中國電影裡的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現在再去討論當初的爭論誰正確與否，又有什麼意義呢？
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朱大可卻沒有忘記發生在1986年的那件事。
2009年，離當年發生的事情已經相隔了二十多年，幾乎是一代人的時間了，朱大可又寫了一篇長文，回憶當年的那場大討論，題目叫：“謝晉電影模式”大爭鳴——關於八十年代文化復甦浪潮的黑色記憶”。
有趣的是，朱大可在篇文章中反而稱那件事，給自己留下的是“黑色的記憶”。
實際上對於謝晉那一方來說，何嘗不是“黑色的記憶”？所以小平同志提出不要爭論，關鍵是要創作出好作品來，的確是要言妙道。
在這篇回顧性文章中，已經52歲的朱大可依然像當年29歲的年紀一樣，十分在乎自己的勝負，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更上一層樓地指出謝晉是“四人幫電影的重要成員”，謝晉最不願提起的文革期間拍攝的電影《春苗》，朱大可卻說這是謝晉“一生中拍得最成功的片子”。
這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樣非要把謝晉壓倒，又有什麼意義？這篇文章出來的時候，謝晉剛剛離世一年，朱大可如此不禮貌地翻起舊賬，且從利於自己論點的角度，隨意編排史實，任意定性，實在做得有一點不厚道。
朱大可在任何時候都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態度，會對身邊人有什麼影響？
會不會出現存在“傷人一千，自傷八百”的現象呢？
我們不妨捕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看出，朱大可的批評之鋒，還是傷及了家庭與曾經的愛人。
當年，朱大可與妻子郎才女貌，志同道合，堪稱文化界的模範夫妻。
1993年，當時一位攝影師留下了朱大可與妻子在路燈下“纏綿恩愛”的畫面，那一年，朱大可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在1994年左右，朱大可到澳洲講學，本來夫妻相守在一起，又有一個可愛的孩子，該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家庭，但是卻在這裡發生了一件意外：妻子在孩子三歲的時候，選擇了離開了朱大可，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局外人當然無從得知，但是一個網絡事件的爆發還是透露出一些內幕信息來。
大概在2010年左右，當時朱大可的孩子在七歲左右，突然間，網上出現了一個攻擊朱大可前妻裴紫安的貼子《真相大白：上海名主持裴紫安殺夫不見血》，作者署名“張曉剛”。
據《申江服務導報》對這一事件的報道，這篇貼子裡說：“裴利用離婚，強搶了她婆婆的房子”，又說“她跟丈夫經常吵架，鄰居去勸架時，只見到她丈夫被她打得滿臉是血……有一次他們吵架，她丈夫為了避開，把自己關進小屋，裴竟然用切菜刀把門劈開……”文中還說：“（裴的）前夫專程回國探望孩子時，她竟將孩子藏起來，不讓探視，還在孩子面前千方百計地詆譭父親，把他父親描述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
這一篇貼子基本是化名的貼子，但所道及的內容，都是外人所難以知道的家內紛爭，一般外人難以知道的具體細節。所以，朱大可的前妻裴紫安甚為苦惱。
而同時期，朱大可還寫了一篇文章，登在《作家》雜誌上，這篇文章裡，稱在他和孩子之間“站著一個充滿仇恨的女人。”
如此錯綜複雜的信息，必然會使朱大可的前妻作出自己的判斷。
她後來寫了一個反駁的貼子，只能對著那個不肯露出真實身份的這篇文章的作者說了一番隔空對話：“此刻，我如同站在一個空曠的廣場上，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支暗箭來自於何方，同時我也知道它來自於一個時刻感覺著黑暗的心靈，這顆心靈一直不快樂，一直很焦慮，有時，它需要對世界採取進攻或極端的方式然後才能感覺釋放和安全。他一路狂奔而來，他打碎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裴紫安繼續在反駁的文章中苦口婆心地說道：“我始終無法理解，既然我們真誠地付出過、愛過、信賴過，為什麼要採用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方式？為什麼覺得個人的恩怨應該耗費大家的時光？”
你能從裴紫安的這一番話中，看出她所要責難的對象是誰嗎？
其實，“毒舌”、“文化殺手”什麼的，幽默一下可以，但如果過分尖刻，傷筋動骨，那麼，就不可愛了。
就像朱大可批評二月河的那幾句話，看似有道理，但似是而非，除了“國家主義作家”的大帽子，揣度的是作者的寫作動機，好像有這種動機的作者就是卑劣的，而這種動機，完全是評論者強加在二月河頭上的，總之一句話，沒有對文學本身的分析，只有先人為主的有罪認定，這顯然是不可取的。你對此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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