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殘酷歷史後，戰後世界文學史上的回憶錄或自傳體小說，成為了寫作的一大主題。然而，在冷戰對峙的世界格局中，由於意識形態陣營的對陣，導致這些著作總是被不同陣營的人所利用，話語的解釋權往往被媒體的意見或官方的宣傳所奪取，作者反而喪失了辯護的權利。這種文學現象，在二戰後到九十年代的五十年間屢見不鮮，引發一段又一段的文壇秘史。
最為引人矚目的當數《日瓦戈醫生》的出版故事，蘇聯和美國都參與了對這本書的利用，甚至它的出版史就是一部意識形態對抗史。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類似的出版現象。而在戰後的西方世界，從殘酷歷史中存活下來的作者們所寫下的回憶錄或小說，同樣遭遇了類似的現象。比如，最近世紀文景引進出版的耶日·科辛斯基的《被塗汙的鳥》，在出版之後，不僅遭遇了祖國的圍剿，還面臨著西方世界的質疑，成為戰後文學的著名公案。
耶日·科辛斯基（1933—1991），出生于波蘭，在“二戰”納粹大屠殺中倖存，1957年移民美國。《被塗汙的鳥》是他引起文壇關注的重要代表作。1969年憑藉小說《Steps》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1970年獲得美國藝術和文學學會獎。1991年死於自殺。
生於波蘭的耶日· 科辛斯基，在戰時歷盡了苦難，甚至曾被虐待成啞巴，卻又因一次戰後的滑雪事故而重獲說話的能力。由於自己的刻苦勤奮，不滿二十四歲就晉升為副教授，進入了波蘭最高研究機構波蘭科學院。由於不習慣波蘭的集體主義生活，在1957年移居美國，在經歷了卡車司機、停車場收票員、電影放映員、攝影師乃至夜總會司機等社會職業之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獲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在他的著作中，不僅有著關於集體行為的著作《未來是我們的，同志》等非虛構作品，也有《沒有第三條路》《鬥雞場》《邪惡的樹》《激情遊戲》等非虛構作品。
尤其是1965年出版的小說《被塗汙的鳥》，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轟動，當年榮獲法國的“最佳外國小說獎”。這本小說講的是一個在二戰初期被父母送到原始落後鄉間從而逃脫了納粹魔掌的孩子的故事。然而，這本書出版之後，不僅遭遇了美國文學界的質疑，甚至對這本書是否出自科辛斯基之手，也引發了美國文壇的一場公案。在自己的國家波蘭，更是充斥著來自官方宣傳的敵意和汙衊。在後來的序言中，作者甚至不願寫或不屑於寫出自己國家的名字。每每提及波蘭的時候，都以故國、那個國家之類的詞彙替代。甚至，這本小說出版之後，還遭遇了秘密特工的騷擾。面對東西方世界的合力質疑和圍剿，在經歷了各種人生傳奇之後，1991年5月3日，科辛斯基在曼哈頓的家中自殺身亡，時年五十七歲。
《被塗汙的鳥》，[美] 耶日·科辛斯基著，莫雅平譯，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黑色文學的經典，被《時代》週刊評為1923年以來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說之一。1965年初版於美國，剛問世便引起轟動，同年獲法國“最佳外國小說獎”。
世紀文景授權新京報節選《被塗汙的鳥》的序言部分。作者講述了這本書在出版之後所遭遇的各種荒唐事件。然而，暫且不論圍繞這本書所引發的爭議與圍剿，小說內容為我們所呈現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這本書的命運就像書中的那個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難：“求生的衝動是與生俱來而不可遏止的。連個孩子都囚禁不了，怎麼可能囚禁想象呢？”
怎麼可能囚禁想象呢？
作者 | 耶日· 科辛斯基
《被塗汙的鳥》在美國和西歐出版之後
（它從未在我的祖國出版過，在其境內被列為禁書）
，一些東歐的報紙和雜誌發起了一場針對它的圍攻。儘管彼此存在意識形態差異，眾多雜誌卻一致攻擊小說中同樣的一些段落
（通常都是不顧上下文斷章取義的）
，甚至不惜顛倒先後順序以支持他們的指控。國家控制的出版機構中被冒犯的主筆們指控說，美國當局授意我創作《被塗汙的鳥》，旨在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些出版機構公然忽視一個事實——在美國出版的每一本書都必須在國會圖書館登記備案——竟然援引國會圖書館的圖書編碼作為下結論的證據，認定美國政府為該書的出版提供了資助。相反，那些反蘇聯的期刊則把我正面描寫蘇軍士兵的內容挑出來作為靶子，聲稱它們足以證明，《被塗汙的鳥》企圖證明蘇軍在東歐存在的正當性。
多數來自東歐的責難瞄準的是小說的影射意味。儘管我早已保證過，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與任何特定的民族群體掛鉤，抨擊我的評論家們仍然指控《被塗汙的鳥》是一本煽動性的紀實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認的一些社群在“二戰”時期的生活。有些惡意的批判者甚至堅持認為，我引用民間傳說和本國習俗細緻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是對他們特定的家鄉省份的醜化與嘲諷。其他一些人則抨擊這本小說，說它歪曲了本國的民間傳說，詆譭了農民的形象，為本國的敵人的宣傳武器提供了炮彈。
我後來得知，這些花樣繁多的抨擊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大規模陰謀的一部分，他們企圖在我的祖國營造一種危險和分裂的感覺，企圖迫使仍然留在這個國家的猶太人離開。《紐約時報》報道說，《被塗汙的鳥》被公開指責為敵對勢力所做的宣傳，“尋求的是與東歐進行武力攤牌”。富於諷刺意味的是，《被塗汙的鳥》開始扮演與書中主人公不無相似的角色了，這主人公是一個男孩，一個本土出生卻變成外來異類的人，一個據信掌控著毀滅性力量，並能對撞見他的所有人施魔咒的人。圍剿這本書的戰役發起於那個國家的首都，它很快就在全國展開了。幾個星期之內，數百篇文章以及雪崩般的閒言碎語一湧而出。國家控制的電視網絡辦了一個系列節目，叫“追蹤《被塗汙的鳥》的足跡”，專門播放對一些可能在戰時跟我或我的家人有過接觸的人的採訪。採訪者會從《被塗汙的鳥》中讀一段文字，然後指出一個人來，說這個人就是小說中某人物的原型。這些沒有判斷力、通常沒受過教育的證人被推上前臺，對他們可能做過的事情莫名驚恐，於是他們就憤怒地詆譭起那本書及其作者來。
東歐最有成就、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讀完《被塗汙的鳥》的法文譯本後，曾在一次採訪中讚揚了這部小說。不久，來自政府的壓力便迫使他改變了立場。他發表了他修改之後的看法，接著還發表了《致科辛斯基的公開信》，就發表在他本人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在公開信裡，他對我提出了警告，說我跟另一位獲獎小說家一個德行，竟為一種異族語言和墮落的西方的獎金背棄了母語，並說我會不得善終，將在裡維埃拉的某個破敗旅館割喉自盡。
在《被塗汙的鳥》出版之際，我的母親，我唯一倖存下來的血親，當時已有六十多歲，並且因患癌症已做了兩次手術。當地占主導地位的一家報社發現她還生活在我出生的那個城市，便發表了一些辱罵的文章，指證她是一個叛徒的母親，煽動當地的狂熱分子襲擊她的住所。我母親的護士報了警，警察到達現場後卻站在一旁無所事事，只是裝作在管束那些“業餘警察”。
一個老校友在紐約給我打電話，小心翼翼地把我母親的遭遇告訴了我，於是我動員了能動員的所有力量，向各種國際組織尋求支持，但是幾個月下來收效甚微，因為憤怒的居民們照樣繼續他們的攻擊，儘管他們誰也沒見過我的書。最後，迫於來自該國之外的相關國際組織的壓力，政府官員在尷尬之餘下了命令，指示市政當局把我母親遷移到了另一個城市。她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直到襲擊消停，然後她移居首都，把一切都拋在了身後。多虧朋友們的幫助，我才得以知道她的下落並定期給她寄點錢。
儘管她的大部分家人早已在現在迫害她的國家被消滅了，但是我母親拒絕移民國外，她堅持要死在故國並葬在我父親旁邊，因為那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而且她所有的親人都在那裡安息。到她後來真的死去時，對她的朋友們來說，她的死變成了一種恥辱和一種警告。當局不允許發佈任何治喪訃告，直到喪事結束幾天後才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在美國，報紙對這些發生在國外的攻擊做了報道，導致匿名的恐嚇信潮水般地湧來，這些信來自已經歸化美國的東歐移民，他們覺得我誹謗了他們的同胞，詆譭了他們的種族文化遺產。看上去幾乎所有的匿名信作者都沒有讀過《被塗汙的鳥》；他們大多數人都是鸚鵡學舌，模仿移民出版物上那些根據二手材料炮製的謾罵。
有一天，我獨自待在我那位於曼哈頓的套房裡，突然門鈴響了。我滿以為是我正好在等的包裹來了，立即就打開了門。兩個穿厚重雨衣的男人把我推進屋裡，一進門就砰的一聲關上了門。他們把我頂在牆上，仔細地打量我。顯然，他們對我的身份不大確定，他們中的一個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的剪報。那是《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關於東歐人攻擊《被塗汙的鳥》的文章，文中有我的一張老照片的模糊的複製品。攻擊我的兩個人針對《被塗汙的鳥》咆哮了幾句，從雨衣衣袖裡抽出兩根包在報紙裡的鋼管，開始威脅要用鋼管打我。我抗辯說我不是書的作者；我說照片中那個人是我的表兄弟，經常被別人誤以為是我。我還補充說他剛出去不久，但隨時可能回來。他們在沙發上坐下來等待，手裡仍然拿著武器，我問他們想要幹什麼。他們中的一個回答說，他們來的目的是為《被塗汙的鳥》一書懲罰科辛斯基，因為這本書誹謗了他們的國家，嘲諷了他們的同胞。他們讓我確信，儘管他們生活在美國，但他們是愛國主義者。不久另一個男人也加入進來，對“科辛斯基”罵罵咧咧的，還操起了我仍記憶猶新的鄉野粗話。我一聲不吭地待著，一邊研究他們那寬大的農夫型臉龐、那壯實的身板以及那不合身的雨衣。雖然他們這代人已離開茅屋草房、沼澤雜草和牛拉的犁耙，但他們仍然是我所熟悉的農民。他們看上去真像是從《被塗汙的鳥》的書頁中走出來的，一時間我竟強烈地感到這對搭檔是屬於我的。假如他們真是我書中的人物，他們來找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兒，因此我友善地給他們奉上伏特加，在開頭的勉強推辭之後，他們熱切地接受了。在他們喝酒的過程中，我開始整理散佈在書架上的零散物件，然後，從一個書架盡頭的一套兩卷本《美國英語詞典》後面，我非常隨意地抽出一把小型左輪手槍。我告訴那兩個男人放下武器，把雙手舉在頭上；他們一服從指揮，我就拿起了相機。一隻手拿著手槍，另一隻手拿著相機，我迅速拍了五六張照片。我宣佈說，假如我決定指控他們強闖民宅和蓄意傷害，用這些快照足以驗明正身。他們乞求我饒恕他們，他們申辯說，畢竟他們還沒有傷害到我或科辛斯基。我裝出一副可以考慮的樣子，最後我回復說，既然他們的照片已被保留在相機中，我再沒有必要繼續拘留他們的人身。
讓我體會到中歐誹謗戰役之影響的，不止這件事情。在我的住所外或車庫裡，曾有人多次來騷擾我。有三四次，陌生人在街上認出我，用惡意或侮辱的言語對付我。在向出生於我的祖國的一位鋼琴家致敬的音樂會上，一幫愛國狂老太太用她們的雨傘攻擊我，還尖聲發出一連串老套到荒唐地步的咒罵。哪怕現在，在《被塗汙的鳥》出版十年之後，由於該書在我的故國被禁，故國的公民們仍然在斥責我有背叛行為；富於悲劇意味的是，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政府通過有意欺騙他們，繼續滋養著他們的偏見，使他們成了邪惡勢力的犧牲品卻渾然不覺，正是在同樣的邪惡勢力之下，我的主人公，那個小男孩僥倖逃脫，可謂九死一生。
在《被塗汙的鳥》出版一年後，P. E. N.，一個國際文學協會，為一個來自我的故國的年輕詩人的事情聯繫我。她來美國做一個複雜的心臟手術，不幸的是手術並未如所有醫生所希望的那樣圓滿。她不會說英語，P. E. N. 告訴我她在術後的頭幾個月裡需要幫助。她只有二十多歲，但已經出版了好幾卷詩作，被視為她那個國家裡最有希望的年輕作家之一。我瞭解和推崇她的作品好幾年了，因此對有望會晤她頗感欣喜。
在她等待康復的那幾個星期裡，我們把紐約逛了個遍。我經常給她拍照片，以曼哈頓公園和摩天大樓為背景。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她申請延長她的簽證，但是領事館拒絕延期。由於不願永久地拋棄她的語言和她的家人，她除了回家別無選擇。後來我收到她的一封信，是通過第三方轉交的，在信中她警告我說，那個國家的作家協會已經知道我們的親密關係，而且現在正要求她寫一篇短篇故事，反映她與《被塗汙的鳥》的作者在紐約的遭遇。這個故事將把我描繪成一個沒有道德的人，一個發誓要玷汙她的祖國所代表的一切的性變態。一開始她拒絕寫；她告訴他們，由於她不懂英語，她從未讀過《被塗汙的鳥》，另外她從未和我討論過政治。但她的同事們連續不斷地提醒她，是作家協會使得她去美國做手術成為可能，並且現在還在為她支付術後的康復治療費。他們堅持說，由於她是一個傑出詩人，由於她在年輕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她有義務履行愛國職責，發表文章抨擊那個背叛了她的國家的人。
朋友們把那期的文學週刊寄給了我，上面刊登有她被迫寫的那篇詆譭性的故事。我試圖通過共同的朋友跟她取得聯繫，告訴她我理解她被置於無路可逃之境的苦衷，但她始終沒有回覆。幾個月之後，我得知因她心臟病發作而逝。
無論是讚揚還是譴責這本小說，西方文壇對《被塗汙的鳥》的評論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大多數美國和英國的評論家都反對我對那個孩子的經歷的描寫，理由是它們太深地植根於殘忍。很多人傾向於對作者和小說忽略不計，聲稱我濫用了戰爭的恐怖以滿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在第二十五屆年度國家圖書獎頒獎典禮上，一位受尊敬的當代美國小說家寫道，像《被塗汙的鳥》這樣的書，由於不加修飾地渲染了暴行，對英語小說的未來而言不是吉兆。其他評論家則聲稱此書不過是一本個人回憶錄；他們堅持認為，只要擁有了被戰爭撕裂的東歐的原始素材，任何人都能編出充斥暴行的戲劇性情節來。
事實上，在那些選擇把此書視為歷史小說的人中，幾乎沒有誰費心去查閱那些真實的源素材。那些評論我的作品的人，對倖存者們的自述和官方的戰時文件要麼是一無所知，要麼是覺得毫不相干。好像沒有誰花時間去閱讀很容易便可獲得的證據，比如那個十九歲的倖存者的記錄，它描述的是一個東歐村莊因庇護德國政府的一個敵人而遭到的懲罰：“我目睹了德國人和卡爾梅克人一起來平定那個村莊的情景。”她寫道，“那是恐怖的一幕，我到死都不會忘記。村民們投降之後，他們開始強姦婦女，然後下了一道放火燒房的命令，連房裡的所有居民一起燒。那些亢奮的野蠻人用火把點燃一座座房屋，跑出屋子的人不是被擊斃，就是被趕回火焰中。他們還從母親的懷裡奪走小孩，把他們丟進火中。當痛苦萬分的婦女們跑去救她們的孩子時，他們先朝她們的一條腿開槍，然後槍擊另一條腿。只有在她們受夠了罪時，他們才會殺死她們。那種殺戮的狂歡進行了一整天。夜晚降臨，在德國人離開之後，漏網的村民才慢慢爬回村子去救殘餘的村民。我們看到的情景太可怕了：到處是餘火未盡的木頭，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已燒得一片狼藉。村子後面的田地裡隨處可見死者的屍體；這裡，一位死去的母親抱著她的孩子，孩子的腦髓濺在她的臉上；那裡，一個十歲的孩子橫屍在地，一本書還在他手裡。所有的死者被一起埋在五個大大的墳堆裡。”東歐的每個村莊都熟知這樣的殘殺，數以百計的居民點遭受過相似的命運。
在其他的文件中，一個集中營的指揮官毫不猶豫地坦承：“規則是立即殺死小孩，因為他們不能幹活。”另一個指揮官承認說，他在四十七天裡已經收集到原屬於已被毒氣室處決的猶太小孩的十萬件衣物，準備把它們運回德國。一個曾任毒氣室工人的猶太人遺留下來的日記寫道：“在每天死於毒氣室的一百個吉卜賽人中，超過半數是孩子。”而另一個猶太侍者描述說，在每個少女走向毒氣室的路上，那些黨衛軍看守會滿不在乎地摸她們的性器官。
對作為東歐戰爭歲月的顯著特點的暴行和殘忍，我的描寫絲毫沒有言過其實，最能證明這點的也許要數這樣一個事實：我的一些老校友成功地獲得了幾本走私的《被塗汙的鳥》，他們在讀完後寫道，跟他們中的很多人及其家人在戰爭期間遭受的磨難相比，小說所述簡直就是田園牧歌故事。他們責備我沖淡了歷史真相，還指責我迎合了某種盎格魯- 撒克遜式的敏感，因為美國人對國家鉅變的見識充其量只是一個世紀前的內戰，當時不過是被拋棄的孩子們三三兩兩在被譭棄的南方流浪而已。
對我來說，要反對這樣的批評是困難的。早在1938 年，我的家族舉行了最後一次年度聚會，參加者大約有六十人之多。他們之中有傑出的學者、慈善家、外科醫生、律師和金融家。而這六十來人中，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只有三人。此外，我母親和父親熬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他們熬過的每一個年頭都有苦難的深深烙印，不是妻離子散，就是親人或死或傷，但即使是他們，儘管見識了無數的磨難，卻仍然沒有對1939 年爆發的野蠻做好心理準備。
在整個“二戰”時期，他們始終處於危險之中。幾乎每天被迫尋找新的藏身之所，他們只是在恐懼、奔逃和飢餓中活命而已；總是棲身在陌生人中間，為掩藏自我要在別人的生活中淹沒自己，這導致一種被連根拔起的無休止的折磨感。我母親後來告訴我，即使在他們身體獲得安全之後，他們在精神上仍然飽受折磨，老是覺得他們把我送走可能是錯誤的，覺得我跟他們在一起可能更安全。她還說，每當看到年輕的孩子們被押上火車，前往分散在全國的焚屍爐或可怕的特別集中營，他們的痛苦真是無法言表。
因此看在他們以及很多像他們一樣的人分兒上，我想通過寫小說來反映他們感到難以言傳的那些恐懼，或許還能祛除它。
在我父親去世之後，我母親把父親那幾百本小筆記本給了我，那是他在戰爭期間所記下的。她說，哪怕是在逃亡途中，儘管決不真的相信能死裡逃生，但我父親仍然千方百計研習高等數學，用雅緻而纖巧的字體做了大量筆記。他主要是一個語言學家和古典學者，但在戰爭期間唯有數學能給他慰藉，讓他擺脫每天的現實折磨。唯有在純粹邏輯的王國中裹緊自己，同時從文字世界中抽身而出，遠離它所蘊含的對人類事務的含蓄評註，我父親才得以超越每天包圍他的可怕事情。
在我父親去世之後，我母親在我身上尋找到他的性格和氣質的某種影子。她首先關心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與我父親不同的是，我選擇了通過寫作來公開表達自我。我父親一生都始終如一地拒絕公開做自我表達，拒絕做演講，拒絕寫書或文章，因為他相信隱私的神聖不可侵犯。在他看來，最有益的人生狀態莫過於默默無聞，不為世界所注意。他相信，富於創造力的人以技藝吸引世界的關注，他為其作品的成功付出的代價，便是犧牲掉他自己的幸福和所愛的人們的幸福。
我父親對無名狀態的渴望，是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的終生企圖的一部分，該體系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觸及的。而我則截然相反，儘管離群索居和默默無聞是我兒時的日常狀態，但我卻感到某種力量驅使我，要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進入的小說世界。
儘管他對寫作的世界缺乏信任，第一個不經意間引導我從事英語寫作的人正是我父親。在我到達美國之後，他開始給我寫一系列信件，以他做筆記的那種耐心和精細，不厭其煩地對我講解英語語法和成語的精微要義，可謂條分縷析、旁徵博引。這些課程講義是以哲學家的精確打印在航空信的信紙上的，但它們不包含任何個人信息或當地新聞。也許生活未教給我的東西少之又少了，我父親這樣宣稱，而且他沒有新穎的洞見要傳授給他的兒子。
在那之前，我父親已遭受過幾次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而且他的視力日漸退化，能看清圖像的視野範圍縮到了一頁四開本的尺寸。他知道他的人生快走到盡頭了，他一定覺得，他能給我的唯一禮物就是他自己的英語語言知識，經過一輩子的修煉，他的英語功夫已是爐火純青。
只有當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他時，我才意識到他是多麼瞭解我和多麼愛我。他煞費苦心地根據我特定的心理狀況設計了那些課程。他解說英語習語的例句都是選自我崇拜的詩人和作家，而且自始至終涉及的是我感興趣的話題或想法。
我父親在《被塗汙的鳥》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始終沒有看到這本他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書。現在重讀他的信件，我才意識到我父親的智慧的廣博：他想遺贈給我一種聲音，引導我穿過一個新國家。他一定希望這一遺贈能給予我自由，讓我能在自己選擇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創造自己的未來。
六十年代末，美國社會和藝術領域的禁錮出現了鬆動，很多大學和中學開始把《被塗汙的鳥》作為現代文學課程的輔助讀物。經常有老師和學生寫信給我，我收到了一些有關這本書的學期論文和隨筆。在我的很多年輕讀者看來，書中的人物和事件與他們自己生活中的人與事是彼此相通的；對那些把世界視為捕鳥人和鳥兒之間的戰爭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地形學。這些讀者，尤其是少數族裔成員和那些感到受社會羈絆的人，在那個孩子的抗爭中看到了他們自己的處境的某些因素，並認為《被塗汙的鳥》映照出了他們自己為心智、情感和肉體的倖存所做的抗爭。他們發現那個孩子在沼澤地和森林裡的各種磨難，繼續存在於另一塊大陸的猶太人居住區和大小城鎮，在這些地方，膚色、語言和教育背景為那些“局外人”、那些精神自由的流浪者打上了烙印，他們是那些“局內人”、那些強大有力的多數族群所恐懼、排斥和攻擊的對象。另外，還有一群讀者讀這本小說，則是希望能開闊自己的視野，在一個博斯的畫作般的世界裡領略別樣的人生。
自《被塗汙的鳥》創作之時至今，很多年過去了，而我對它的問世卻還心存疑慮。過去的十年已使我變得超然，能以一個評論家的冷眼審視這本小說；但是這本書所引發的爭議，以及它給我本人及我的親友們帶來的人生變故，卻讓我對最初打算寫作這本書的決定產生了懷疑。
當初我沒有預見到，這本小說會獲得其自身的生命，會對我的親友們構成一種人生威脅，而不是成為一種文學挑戰。在我的祖國的統治者們看來，這本小說有如那隻鳥，非得把它從鳥群中驅逐不可；他們逮住了那隻鳥，給它的羽毛塗了顏料，然後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邊，眼睜睜地看著它遭受劫難。假如我預見到了書的厄運，或許我就不會寫《被塗汙的鳥》了。然而，這本書就像那個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難。求生的衝動是與生俱來而不可遏止的。連個孩子都囚禁不了，怎麼可能囚禁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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