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穆王的遠征以後，西周開始走向了衰落。 周穆王去世後，西周經歷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幾代，其在位時間都不長。這時期，戎狄不斷進攻周朝，《竹書紀年》曾記載，懿王時期“西戎侵鎬”、“翟人侵岐”，懿王為了躲避西戎的鋒芒，“自宗周遷於槐裡”。不過在這段時期，周朝和周邊部族總體還是處於互有進退的階段，懿王時，“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孝王時期“命申侯伐西戎……西戎來獻馬”，夷王時，“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該時期的諸王還能勉強維持對周邊的主動態勢。
此時，南方的楚國更加強大，甚至公然挑戰周天子的權威。楚國吞併了江漢地區的許多小國，當時楚國國君為熊渠。《史記》載：
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蠆，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楚國自從周昭王南征以來，就一直是周朝的強敵。昭王和穆王的不斷征伐並沒有遏制住楚國的發展勢頭。熊渠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就是試圖和周朝平起平坐，甚至分封自己的三個兒子為“王”，也就是公然挑戰周朝。
衛盉
衛盉，是一種酒器，在蓋內鑄有132字銘文，記載了在周共王三年三月，矩伯為參加共王的太常典禮，與裘衛(掌管裘皮生產的小官)用朝覲的玉彰(一種玉器)、赤琥(赤色的虎皮)等物交換了13田土地(約合現在的1300多畝)，榮伯、定伯等執政大臣命令有司主持雙方土地交易，這件器物的銘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地契。
在內政方面，諸侯和周天子的矛盾也在不斷激化。《竹書紀年》載：“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由於年代久遠，諸侯國已經和周天子的血緣已經疏遠，其關係也逐漸疏散，開始出現離心離德的局面。《史記》載：“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在號令不時的局面下，周天子不得不採取一些殘酷的措施來維護自己的權威，《竹書紀年》記載，夷王曾烹殺齊哀公，這在周朝建國以來，算是史無前例的事件。
公元前865年，胡繼位，稱“周厲王”。周厲王是西周著名的“暴君”，《國語》中就有《召公諫厲王弭謗》一篇專門諷刺厲王實行特務統治，監察國人言論，以至於“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專利作威”，壟斷山林川澤。此項政策無疑破壞了其他貴族的利益，因此遭到大夫芮良夫等人的反對。此外，厲王“爵以賄成”，也就是允許賣官鬻爵。
這從側面反映了周厲王時期王室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因此實行自然資源國有化和“爵以賄成”的政策，這和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官營”有相似之處。之所以會出現財政困難，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邊患嚴重，需要加強軍事投入；二是修建宮殿等建築。
史料記載了周厲王時期與周邊部族的戰爭不斷，且多以失敗告終，如“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徵之，不克”，“西戎入於犬丘”、“皞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於洛”。戎狄和淮夷已經長驅直入宗周和洛陽，足以證明當時國家危機嚴重。
多友鼎
周厲王時代的《多友鼎》銘文，就記載了一場王畿內周軍抗擊玁狁的短線防禦戰。
《竹書紀年》載厲王初期，“作夷宮”，也就是修建新的宮殿，修建宮殿肯定是一筆大的花費。從戎狄的入侵和修建宮殿來看，足以證明西周財政危機的嚴重。但周厲王的政策影響了貴族的利益，因此最終導致貴族聯合起來，發動政變。公元前841年，共伯和發動貴族發起了著名的“國人暴動”，將周厲王驅逐到了彘。
此後，共伯和攝行天子事，控制朝政，長達14年之久。另外一種觀點是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號為共和。同時，中國歷史有嚴格的紀年也是從這一年開始。
周厲王實行的政策是針對西周當時財政困難而採取的政策，但是由於周厲王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加上採取高壓政策，導致國內矛盾激化，最終引起了政變。周厲王沒有讓西周度過危機，周厲王也成為了歷史記載的“暴君”之一。但是歷史總是為勝利者書寫的，如果周厲王在這場鬥爭中勝利，或許書寫的就是另外一個版本。
厲王簋
這是西周的周厲王的名字，周厲王害夫 (hu)作器，高大魁偉，穩重大方。內底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厲王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詞。大意為：我晝夜盡心經營先王事業，以配皇天，我任用義土獻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將彝寶簋，安惠幹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賜降多福、長壽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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