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上午，“近代史所學術論壇2018年第19期”在後副樓會議室舉行。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唐啟華教授應中外關係史研究室的邀請，作了題為“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的學術講座。講座由中外關係史研究室主任張俊義研究員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近代史系研究生及所外師生40餘人出席。
（唐啟華 教授）
唐啟華教授是近代中外關係史領域的著名學者，早年畢業於臺灣東海大學，1991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臺灣中興大學、政治大學，現為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對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史有著精深的研究，先後出版有《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等多部專著，近年來主要的學術興趣為陸徵祥與中國外交。
唐啟華教授的報告分為六個部分，首先是與大家分享個人專治外交史研究30餘年的經驗及體認。唐教授簡單地回顧了自己的研究經歷，表示自己從博士階段開始使用英國外交檔案和北洋政府外交檔案進行研究，在多年來不斷地研讀各國外交檔案的過程中，發現在近代中國外交史的基礎研究和學術積累仍有很多不足，許多以為已經解決的問題實際上離真正的高水平的研究還有很大差距，許多專題和個案仍有待細緻的梳理和研究。
報告第二部分是外交史研究的基本路徑。唐教授介紹，自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史系就讀時所受到學術訓練是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法（multi-archival approach）。這是蘭克在150多年前建立的一套研究方法，被奉為實證史學、現代史學的基礎。儘管自誕生至今，這種研究法受到各種各樣的批判，但仍然是今天外交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其原因在於，外交檔案一般是國與國的談判過程，而談判結果往往是條約或協議等法律文書，其製造者是歐洲各國的政治精英，其中的記載較為詳細、造假作偽的可能性較小，因而被認為是較為可靠的史料。通過多國檔案的對照梳理有可能還原出歷史的真實。但是亦有人批評，這種研究法雖然號稱科學，但背後仍然有較強的預設，特別是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並且，外交史往往被批評只關注上層統治集團，而忽略普通民眾的生活與意志及社會形態，年鑑學派則往往詬病外交史的研究沒有觸及人類社會變遷的深層動因。
唐啟華教授報告的第三部分是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史路徑。唐教授指出，一戰以後，人文科學領域開始反省各國曆史書寫中的民族主義傾向，外交史則是首當其衝遭到質疑。隨著歐洲各國檔案的逐漸公佈，外交史研究開始注重去除過強的民族主義色彩，強調國與國之間的檔案進行對話，用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取代以往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近年以來，學術界又開始提出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或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概念，主張在研究中淡化主權國家意識和愛國主義傾向。但是，當今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又讓人們開始認識到主權國家的邊界並未變得模糊，甚至國家間的分歧與隔閡有加強的傾向，尤其是今天西方中心論和東亞崛起之間的矛盾日漸顯現，更對我們今後如何在外交史研究中借鑑國際史的傾向提出了新的挑戰。
除國際史的轉向外，外交史研究還出現了文化史轉向，這是受到後現代主義興起而產生的變化，也有人提出語言學轉向或人類學轉向等說法。乍看起來外交史似乎與文化史的研究路徑相去甚遠，但是唐啟華教授表示，從自己的研究經驗而言，外交史研究與文化史的視野著密切的關聯。具體說來，在利用外交檔案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無法迴避的對話對象，即是在某個外交史事件發生之後到專門的外交史研究還未完成之前，已經形成的對該事件的政治宣傳或政治定性，這種宣傳所形成的話語或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史實。外交史研究所希望探究的歷史真相和政治宣傳所形塑的史實之間應該如何對話，以及外交史研究如何分析和處理外交檔案背後的權力關係、話語結構，都是外交史研究的文化史轉向關注的問題。
唐啟華教授認為，儘管文化史的路徑確實能為我們呈現更為豐富的歷史面相，但是不能盲目地追求這種研究進路。歐洲的外交史的基礎研究相當深厚，在此基礎上加入文化史等新的研究視角，確實能夠呈現出來更加多元、更加豐富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的基礎研究還有很多不夠充分的地方，如果一味求新，可能會造成對於歷史真實性的質疑，進而懷疑歷史學的意義。所以，在唐教授看來，外交史仍然能夠為歷史學提供非常紮實的基礎研究。
在介紹了外交史研究的上述兩種轉向之後，唐啟華教授以自己最新的專著《洪憲帝制外交》為例，介紹了自己在研究中是怎樣實踐多國檔案研究法與國際史路徑、文化史路徑三者之間的對話的。唐教授結合大量歷史圖片和檔案照片，生動地呈現了洪憲帝制與一戰中國出兵之間的內在關聯，使聽眾領會到，廣泛運用中、英、日三方檔案的研究方法，使得剝開歷史迷霧、發掘真相成為可能。
報告結束後，在場的聽眾就袁世凱稱帝時中國駐外公使的看法、思想史研究的國際史轉向及近代中國外交官群體的研究等問題，與唐啟華教授進行了交流。最後，唐教授鼓勵有志於外交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和學生，學好外語，在充分借鑑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現今檔案開放程度越來越多、獲取越來越方便的有利條件，紮實地運用多國檔案對照法進行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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