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掃清玄塞，雲開靜朔方。”陝北初冬的午後，濃霧散盡，天空一片澄明。記者從靖邊縣城乘車向統萬城前進。這裡是內蒙古與陝西交界的毛烏素沙漠邊緣，道路兩邊，殘餘的沙丘已不多見。過了無定河上游的紅柳河後，一座亮白色的古城遺址躍然閃現在大漠中，突兀而蒼涼，這就是1600年前建造的統萬城之遺存。紅柳的落葉與荒草，越過頹敗得只剩一條似土堤的城垣，攻佔了這座古城池。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20世紀60年代的田野考察報告裡說：“在十公里外，越過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遠遠望見它那雄偉的造型，正好像一座巍峨的紀念碑。”
見證民族文化交流
統萬城緊鄰落差達30米的紅柳河，最外一週城垣是外郭城垣，東北隅臺聳立於紅柳河岸，城垣循地勢而築。東垣依河岸，現只存北部，南部因紅柳河改道沖刷河岸坍塌而無存；北垣東部以外為深谷；南垣東西兩端保存較好，中部被沙漠覆益；西垣斷續保存，西門夯土遺址依稀可見。
統萬城是十六國時期，末代匈奴大單于赫連勃勃所建的都城。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宗俊告訴記者，413年開始，赫連勃勃發動10萬嶺北民眾，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修建都城，於419年竣工，並親自定名為“統萬”，以顯示他以該城為根基“統一天下，君臨萬邦”的雄心。後世亦稱統萬城為“赫連城”。赫連夏秘書監胡義周撰《統萬城銘》碑文有曰：“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榥，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張全明表示，有關統萬城的文獻記錄在中國歷史上可謂連篇累牘，不絕於史。統萬城築城之難、監將之酷與花費之巨，為歷代修城史上所少有，它的堅固城牆、窮極文采與宏大規模也是同一歷史時空範圍所鮮見。有關統萬城的文獻記錄，既是研究魏晉時期我國北方草原地區，尤其是陝北與鄂爾多斯高原地區不可多得的歷史地理與生態環境史料，也是研究這一時期我國匈奴民族政治、軍事文化與華夷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這些歷史文獻記錄，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點。
李宗俊介紹，428年赫連勃勃死後，赫連夏敗於北魏，統萬城淪陷。北魏改統萬城為統萬鎮，後為夏州治所。隋代統萬城屬朔方郡。唐代以其地復為夏州，後改為朔方郡，乾元元年（758）復為夏州。後由於党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以此為據點侵擾北宋，淳化五年（994），宋太宗下詔毀廢統萬城，遷居民於綏、銀等州。從此，有500多年曆史的北方軍事重鎮——統萬城漸漸隱沒在漫漫黃沙之下，也隱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直到清道光年間，西北史地專家徐松任榆林知府時，命橫山知縣何炳勳尋訪夏州城，沉睡於毛烏素沙漠800餘年的統萬城遺址才重見天日。
“統萬城緊鄰的無定河，地跨陝西、內蒙古邊界地帶，為黃河的一條重要支流。無定河流域的考古研究，以及與毛烏素沙漠變遷有關的環境問題等，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話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安介生說道。
設置立體防禦系統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邢福來介紹，統萬城西門及其甕城的發掘表明，統萬城應該有三道城防工程。第一道防禦設施是由無定河形成的天然臺地，構成一個天然屏障；第二道防禦設施就是外郭城，是外圍的一道城牆；第三道則是現存約11米高的城牆體系，包括護城壕、甕城、馬面、垛臺以及城牆外的虎落、城牆上的士兵及其使用的箭鏃、礌石等防守設備。“我們從2002年開始對統萬城進行考古調查，現存統萬城遺址由外郭城、西城及東城組成。東、西城城垣大部分留存至今，外郭城也有部分城垣斷斷續續得以保留。根據考古鑽探資料，統萬城遺址現在可確定五個門，而且都帶有甕城，從中可以看出統萬城當時的建設規模之宏大。”統萬城西門掩埋在9米多深的沙層之下，是一種亞字型結構，兩側都有凸出來的夯土塊。西門門道兩側還各發現15個柱洞，柱子頂部皆有一個平臺，可以想象當年的統萬城西門，在柱子和平臺上面是土木結構的宏大城門樓。
邢福來認為，這些柱洞應該是《漢書·晁錯傳》中所記載的“虎落”遺留下來的柱洞遺存。柱洞裡面，原先應該插滿了削尖的木樁或者竹子，以此防禦敵人進攻。
長期從事軍事考古的西北大學教授趙叢蒼介紹，虎落指的是籬落、藩籬，用以遮護城邑或營寨。有了這種虎落，敵人的步兵、騎兵就不能直接到達城牆，守城者可以站在12米高的馬面上，利用城牆和馬面，居高臨下從三面攻擊入侵之敵。
除了虎落，在統萬城等待敵人的還有從馬面上方扔下的礌石和鋪設在地上的鐵蒺藜。邢福來告訴記者，在西門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在附近水井中發現了460餘枚重達2—8公斤的礌石；護城壕周圍也發現了鐵蒺藜的蹤影，每個鐵蒺藜由4根鐵刺組成，一頭向上。這些文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時城防武器的水平。
“這種立體防禦系統的設置，很像長安城。城防體系的重大發現，為正在建設的統萬城遺址公園提供了重要資料，也對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和軍事戰爭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趙叢蒼說。
西北大學教授徐衛民認為，統萬城位置距離秦直道不遠，不僅避免如舊都高平城般易受多方夾擊的不利處境，還可充分利用秦直道的交通便利，發揮騎兵快速作戰的優勢，南達中原，北馳草原。
“我們今天看到的統萬城是陸續建成的。西城（包括城垣、城門、馬面、護城壕）最早建成，然後借用西城東垣建成東城，外郭城是先建東部，後建西部。西城城垣夯土蒼白色，結構緊密。西城城垣基厚約16米，馬面高大，特別是南垣外馬面。東城城垣夯土與西城相比明顯泛黃，夯土結構也較為疏鬆，牆基厚10米左右，馬面很小。外郭城東部城垣寬8米，西部只有1米餘，夯土顏色偏黃，東部結構緊密，西部結構明顯疏鬆。西城東垣外即東城內有馬面。”邢福來說，從考古發掘資料看，隋代以前，統萬城西門甕城已坍塌，而西門城樓則焚燬於宋代。
堅持不擾動的保護原則
為了揭開統萬城神秘的面紗、挖掘統萬城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從2010年開始關注統萬城的考古發掘和學界的相關研究，記者先後7次走進統萬城，與專家學者一起現場考察，親眼見證了統萬城遺址的保護與修復進程。
對統萬城遺址的保護開發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便陸續進行。靖邊縣文廣局局長郭玉平告訴記者，近幾十年來，當地政府固沙工程頗有成效，已經促使生態逐漸恢復，毛烏素沙漠大部分已經變成被植物覆蓋的沙地，淖泥河畔重建了白城則村，原來居住在城垣內的村民全部遷出了遺址區域。
風蝕、雨蝕以及人為因素已經影響到統萬城遺址本體的穩定性和展示效果。“為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從2003年開始，我們先後對統萬城遺址的永安臺、西南角樓、南城垣、西北角樓及馬面等進行了加固維修保護。”統萬城文物管理所所長高展說。
文化遺址的保護尤其是修復問題歷來有爭論，社會公眾和學術界都很關注。“對於歷史遺存不夠尊重、動輒以現代技術和人為因素在原有遺址上‘加裙’‘裝框’‘修邊’，嚴重打亂了文化遺址自身的生存邏輯。”安介生以分析國內某些大遺址保護中存在的問題為例，認為對統萬城遺址的保護要儘量堅持不擾動的原則。
土質遺址的保護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對遺址尤其是瀕危遺址的保護和搶救，首要任務就是“救命”。在張全明看來，原則上的操作得法、規範“修舊如舊”，並不意味著“破壞原貌”。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堅表示，基於對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充分尊重和永久性保存的出發點，他支持文物保護部門實施不斷改善的、接近歷史原貌的保護性措施。
在統萬城遺址不遠處，統萬城遺址博物館正在加緊建造之中。統萬城景區保護與旅遊開發籌建處副主任苗嵐雲說：“遺址博物館建築面積9922平方米，選址於無定河南岸的沙丘臺塬上，可遠眺雄渾壯闊的城牆遺址。統萬城遺址博物館將集現代博物館展陳手段、文化休閒、歷史文化遊覽、匈奴文化體驗、統萬城文創衍生產品於一體，打造歷史性、科學性、原真性的情境體驗，讓遊客在互動活動中體驗統萬城遺址的歷史，欣賞和感悟統萬城遺址的細節和歷史文化內涵。”
文化具有顯著融合特色
馬面、城垣、甕城、城壕……這些遺蹟向人們真實而完整地展示著赫連勃勃和那個時代的歷史。站在城垣前方，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表示，統萬城遺址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學習，由遊牧生活向定居生活過渡的見證，是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撞擊、交流、融合的產物，在政治治理、軍事防禦、交通運輸、經濟生產、社會生活等方面都具有人類文明一定發展階段的普遍意義。“世界文明的發展歷史，時代的更迭往往少不了戰爭與征服，而文明的衝突作為其中一個因素也不可避免，衝突帶來的文明碰撞更是在歷史的發展中熠熠生輝。當胡漢兩種文化會合時，赫連勃勃的一種文化上的自卑與軍事上的自豪促使他固守本身的文化，而不願意接納漢文化，反其道而行，以致發展中斷，滅亡也就成為了必然。同樣為草原文化的北魏則通過遷都來接受中原文化，得以持續發展。”
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將統萬城的歷史置於歐亞大陸的都市及國家的歷史進程中進行研究。他表示，在考察農牧交錯地帶的城市歷史方面，史念海及童恩正等前輩所做的系統性分析，至今仍然是我們所依據的基礎。統萬城是農牧交錯地帶上交錯城市的一個典型事例，對於後來農牧複合國家的都城建造產生了重大影響。通過對統萬城的分析，可以弄清農牧交錯地帶在歐亞大陸中發揮的作用。當時的草原民族在歐亞大陸上往來遷徙，與歐洲、西亞、中亞、東亞等地區存在許多交流，他們的文化互相融合，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呈現出獨特的面貌。
“我們要避免把統萬城與匈奴都城畫等號這種亂象。在大歷史的視野下，統萬城作為赫連夏的都城只存在了20多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瞬間。往上溯，這裡曾經是東漢的奢延城，西漢的朔方郡，戰國的匈奴王庭，西周的白翟居所，黃帝時代的古河南地，伏羲時代的有邰氏部落生活過的地方；往後看，這裡是北魏的闡熙郡，西魏的夏州，北周的弘化郡，隋朝的朔方郡，唐朝和北宋的夏州。這裡的中華文明一直薪火相傳，綿延不絕。”站在高大的統萬城西南隅角樓遺址上，陝西省電視藝術家協會理事趙世斌感慨萬分。
“通過考察以統萬城為代表的河套地區和以長安城為代表的關中平原的地理關係，我們可以發現赫連勃勃所建立的赫連夏的歷史意義。”日本學習院大學博士市來弘志認為，在農牧交錯地帶設都是統萬城最重要的特徵，該區域是遊牧民和農耕民交匯的接點，各種文明在傳播交流的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鑑，博採眾長，推動著社會發展。
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教授吳洪琳認為，十六國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時期，同時也是各民族遷徙、交往互動非常頻繁的時期，西北地區、大漠南北、東北以及西域、中亞地區的少數民族，因各種原因大量內徙，形成各民族雜居錯處的局面。而地處當時交通要道上的統萬城，民族分佈具有典型性和複雜性。
陝西省藝術研究院院長丁科民提出，統萬城的民族文化具有顯著特色，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前期呈現出匈奴、鮮卑文化與漢文化結合的特徵；中期呈現出隋、唐文化與前期的匈奴、鮮卑、漢文化疊加融合的特徵；後期呈現出党項西夏文化與前期、中期文化再次疊加更生的特徵。“從考古學、文化學、歷史學乃至文學的視角來看統萬城的民族文化意義非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統萬城遺址代表了一個王朝消亡的背影，也是一個歷史迷宮，需要學術界從歷史學、民族學的角度對其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對中華版圖上這一時期的朝代變遷和歷史演進進行梳理，廓清赫連夏王朝開啟、興盛和覆滅的歷史迷霧，以及這一歷史節點對中原政治和中華文化的影響，從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整體進程中來考量其重要意義。”
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匈奴對整個世界文明進程，特別是西亞的行政版圖的變化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尤其在中華歷史上對漢民族的發展影響巨大。但這樣一個重要的民族，卻湮滅於歷史的長河中。統萬城是這一民族分支——南匈奴在歷史上的唯一都城，統萬城遺址成為這一段文明消亡的特殊見證。
族源研究一直是學界熱衷追尋的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胡玉春認為，通過解讀《統萬城銘》可以發現，早在1600年前的赫連夏政權當世，鐵弗匈奴已經按照自己的意願有選擇地為自己的民族族源歷史做了詮釋。以現代的語言來表述，可以將其看作鐵弗匈奴的官方宣言，他們公開表明以匈奴為族源，以大禹為祖源。我們在研究鐵弗匈奴族源時，應該尊重赫連夏政權的思想意願和行為。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長青覺表示，人類發展到今天的歷史表明，民族既是最為基本的人群共同體，也是最為穩定的人群共同體，同時還是最為穩定的利益共同體。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民族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並非從來就有，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形成的，具有自身形成、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在為民族提供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的同時，也會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造成壓力。在外部環境壓力下，難免出現某些民族的分裂和消亡以及民族之間的分化、聯合、接觸、混雜等現象。“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歷史認知和情感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國家認同的情感和心理基礎，是對中華民族的自發自覺的認同。中華民族不僅是一個文化共同體，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如何凝聚全民力量朝著共同的目標奮鬥成為新時代的重大課題。統萬城是華夏民族大融合的一面鏡子，通過對統萬城歷史文化等相關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認知，從學術上闡明中華民族如何成為一個具有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共同命運的共同體，在全社會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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