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日，发生一件很“痛心”的事情，我的姥姥，也就是我外婆的妈妈去世了。一个生于民国，将近100岁的鲐背老人，撒手人寰。之所以把痛心加上双引号，跟中国人所谓的喜丧其实没多大的关系。归根究底无非源于我对此事感受不到什么悲伤，只是有些许的不舒服。我甚至连她终年多少岁都不知道，还有她叫什么。姥姥这样的泛称我用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我们见面的次数十根手指便能数过来。双方感情可想而知。她有很多重外孙，与我们的见面次数相比，十根手指压根数不过来。我那些许的不舒服，有大半环境使然和小半对死亡的畏惧。
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长辈亲人的离去。从去世当天，便会被蒙上悲伤的冷色调。直系亲属会有长达三年的守孝期。古人在这个时候，儿子假如是政府官员，不论什么品级必须回家丁忧。守孝期间，禁忌娱乐活动、忌荤忌酒，粗茶淡饭、披麻戴孝。现在为止，中国人看似没有守孝三年的传统，实则不然，随着文明社会的推进，我们只不过换了一种守孝的形式。比如，把以往三年守孝，换成了只过三周年。所谓三周年就是以亲人离去时间的次一年起，每年在这个时间举行纪念仪式。三周年期间，子女不可穿艳丽服装，必须长期戴孝。儿子家里过年不可以张贴喜庆的红对联之类那种代表喜悦、红火的饰物。等到第三个周年完成后，子女脱孝，禁忌解除，以后逢年过节祭拜即可。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不是短暂的悲伤，是漫长的。哪怕有些人的悲伤只是暂时的，但至少形式上他不可以把这种暂时表现出来。否则，以孝为先的传统社会，对这样的人常常零容忍。
我的家乡有种特殊职业——哭灵人。上好的哭灵人，市场价一次几千块不等。人们以高昂的价格请这些陌生人来家里对着离去的长辈痛哭，表示孝心和对丧礼的高规格尊重。当然，能请的起哭灵人的一般都是些富裕人家或者子女工作很忙的人家。像我们家这类情况，我外公、外婆有充足的时间以最悲切的态度操持丧事。
我们为什么会有用举家哀嚎来面对死亡的传统？逝去固然悲伤，但我们表达悲伤的方式未免太夸张了。从态度到仪式，悲伤好像从一种生理反应，感性折射变为面对死亡我们就应该保持悲伤。并且认为这样的保持，是必要的，是值得称赞的。
这有伦理教条的原因，孔子就坚定的认为，三年的守孝期，假如子女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看的衣服，是快乐的表现。在悲伤的情绪里追求快乐，心不会安。只有痛哭，内心才会安宁。孔子把死亡看作一件悲伤的事情，所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中国人，自然秉持传统，把死亡也看作悲伤的事情。把守孝三年等仪式看成孝顺的表现，求心安的表现。特别是心安，这种纯粹的精神需求，会为某些活着未尽孝的人找到感情的宣泄口。从而影响人们对待葬礼仪式的重视程度。
伦理之外，或许还有家族生活的原因。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生活常以家族为单位。即便现在有大部分的家庭由夫妻和孩子构成。但这类构成历史并不长，一直以来，中国人是以家族方式生活的。这些家族，上到祖父、下到重孙，同吃同住一屋檐下。长久的多人口生活，把人与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互相交织的生活方式，即便是曾经互不熟识的陌生人不免也会有感情，更何况有血缘关系。距离会产生疏远感。比如：假如我姥姥与我长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可能不会这么平心静气。于是，当死亡降临在家族长辈身上时，悲伤便会弥漫整个家族。中国人对亲戚的看重，也是基于曾经那庞大的家族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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