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家長只注重對孩子的文化知識教育，而忽略了家風教育，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家風，影響著一個人的品質和行為。今天，我們給大家分享
漢陰沈氏家族的優良家訓。漢陰沈氏
漢陰沈氏家族，從明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遷入陝西漢陰定居，至今已有554年曆史，繁衍子孫已達21代人，現有人口約三萬人，成為陝西省安康市漢陰縣最大的家族。
漢陰沈氏先輩艱苦創業，代代相傳，在漢陰月河川道修建數處庫塘、四處月河大堰，開發月河兩岸數百頃糧田。漢陰沈氏故居西起漢陰縣平梁鎮，東至安康市漢濱區梅子鋪鎮，八十里月河川道無處不有沈氏的家園。當地以沈姓命名的地名有沈家院、沈家砭、沈家堡子、沈壩鎮、沈家寨等。這支沈氏家族枝繁葉茂，子孫昌盛，興旺發達，人才輩出，成為當地很有影響的大家族。
漢陰沈氏至今保持著三個獨特的歷史特徵：一是語言的統一性，即語音多帶秦韻，由於沈氏入陝時間長、戶族大，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語言風格，如將“吃”、“喝”、“屋”、“書”等字都讀為第四聲，被清代以後客民稱之為“本地腔”；二是族系派行的完整性。漢陰沈氏家族無論居住何地，也無論經過多少次的分析和繁衍，其派行始終不亂。三是同姓氏人不通婚。正因為沈氏後裔派行數百年不亂，氏族的血緣親情便成為婚姻的保險閥，哪怕是五服之外也無通婚之例，這已約定成俗。
“三沈”簡介
與漢陰沈氏同宗的浙江吳興竹墩沈氏，清朝後期族人隨宦遷居漢陰數十年後，走出了“三沈”即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三個大學者，為同胞三兄弟，世稱“沈氏三賢”。“三沈”均出生於漢陰縣，青少年時代在漢陰生活了20多年。“三沈”昆仲少年立志，勤學苦讀，弱冠之後，遊學中外，學貫古今，成為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享譽國際的文化大師。“三沈”不僅以學術造詣領標時代，更以高潔的人品成為學界的楷模。漢陰縣在其故居設立了“三沈”紀念館，以陳列“三沈”事蹟及作品，緬懷他們的卓越功績。
沈士遠（1881年-1955年），著名學者，莊子專家。1881年出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曾任北京大學預科乙部教授、庶務部主任、校評議會評議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燕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中，曾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沈士遠先生既是新文化運動的接受者，也是宣傳者和捍衛者，直接參與組織領導“五四”愛國運動，為保護營救被捕愛國學生和保護北大不被遷校解體作了大量工作。1921年春夏，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沈士遠先生帶領師生開展長達四個多月的索薪運動和爭取教育經費鬥爭，被反動政府軍警打成重傷仍堅持不懈抗爭，最後以教育界獲得勝利而告結束。新中國成立後，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主任。沈士遠的一生，從國學起步，擁護新學，以教育得名，保持了晚節。
沈尹默（1883年－1971年），原名君默，號秋明。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教育家。1883年6月11日出生於陝西漢陰縣城。1905年留學日本，1913年起歷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主任、河北省教育廳長、北平大學校長等職。沈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向校長蔡元培力薦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並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同仁輪流主編《新青年》雜誌，傳播進步思想；因不滿國民政府打內戰和貪腐之風，他憤然辭去北平大學校長和監察院監察委員職務，並堅決拒領薪水，哪怕“字同生芹論斤賣”，自甘清貧，足見先生高風亮節。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上海書法篆刻委員會主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等職。他畢生致力於書法研究和書法事業，對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是科學筆法理論的創始者，中興現代帖學的第一人，是中國近現代書壇的領軍人物。
沈兼士（1887年-1947年），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1905年與兄沈尹默自費赴日本留學，從章太炎問學。後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並寫作新詩。是清末檔案整理的開拓者，創立漢語“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學說，在訓詁、文字、音韻、檔案學等領域獨有所識，建樹頗豐。1922年在北京大學創辦研究所國學門任主任，後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代理校長等職，時年清室廢帝溥儀欲將故宮珍藏《四庫全書》盜售給日本人，他號召知識界竭力反對，避免了國之瑰寶流落異邦。沈兼士先生忠實踐行“我餓死也不給日本人幹事”的誓言，抗戰勝利後，負責接收平津文化教育機構，不貪不佔，以致中年喪子時家中一貧如洗，其國士風骨令人肅然起敬。1925年後任故宮博物館文獻館館長等職，著作有《廣韻聲系》、《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等，為語言文字學和文獻檔案學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漢陰《沈氏家訓》
陝西漢陰沈氏家族，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公元1461年（明天順五年），漢陰沈氏始祖沈株山致仕返鄉途中，被這裡的青山秀水所吸引，舉家定居漢陰縣。歷經554年，21代更替，今天全族人口已達3萬人。
漢陰《沈氏家訓》是清乾隆54年（公元1789年），八世祖沈祖烈主持倡導，遍閱祖宗碑文、蒐集族史資料、聚族而謀、合族眾議定立的。漢陰《沈氏家訓》共計20條1933字。家訓從孝悌、親情、修身、齊家、睦鄰、濟貧、教子、嫁娶、志節、德行、為官、奢望等方面作出了規範和要求，是家族育人、治家、勵志成才的座右銘。漢陰《沈氏家訓》，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生產生活、育人治家、做人做事中不斷總結、提煉而成的，是漢陰沈氏家族興業起家、發展壯大的根基。在沈氏族人篳路藍縷、艱苦奮鬥的征程中，《沈氏家訓》發揮了傳承先祖精神、凝聚本族人心、促進家族和諧的作用，成為沈氏族人共同的遵循。《沈氏家訓》薰陶和養育出了一代代品德高尚、為國為民、清正廉潔、堅持操守、寬厚謙恭的沈氏賢達。
漢陰《沈氏家訓》在思想內容上有四個方面的突出特徵：
一是重視光明偉岸人格的塑造。要求沈氏族人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德操，做到志節堅貞，不苟俗流；在仕途中堅守清廉，要抱定“致君澤民”“循分盡職”的信念。
二是重視儒家文化精神的傳導。《沈氏家訓》中多有儒家術語，諸如“春露秋霜不忘水源木本之報”，“百行之原，莫大於孝”，“敬以持己，恕以接物”，“視聽言動，決去非禮”，“喜怒哀樂，務求中節”,“庶身可修，而家可齊”，“擇師不慎，貽害匪小”，“擇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志節貴乎堅貞”，“置業毋容以勒掯，人過不可以顯揚，用財須審乎義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出仕不可不清”，“致君澤民，吾儒分內事”，等等，都體現了傳統儒家精神。
三是重視家庭倫理建設。漢陰《沈氏家訓》以血親倫常關係為基礎，既有家規強制，也有親情感化；既強調家長對子女有隨時耳提面命的責任，也要求家長髮揮身教的作用，通過“正身”來“率下”，親情感化尤顯突出。
四是取材較廣，內容全面，語言淺直。從內容看，《沈氏家訓》幾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表述形式看，其中既有治家處世的經驗傳授，也有儒家先賢教導的彙編；既有苦口婆心的規勸，也有道德律令的簡明訓示。同時，《沈氏家訓》文樸義豐，情理交融，既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也容易為家族成員記誦和理解。
清廉為鏡鑑
漢陰《沈氏家訓》強調“身者不可不修”，待人接物要合乎禮儀，言行舉止要恭敬謹慎，喜怒哀樂要有所節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只有這樣，自身品德修養才能得到提高。
中國作協會員、移民與客家文化學者 陳良學
這個家訓從為人處事、修身養性，它從頭到尾貫串了一個為人誠信為本、孝敬父母，對社會要有所貢獻，艱苦創業、艱苦奮鬥、勤儉持家，這些美德都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濃縮。
做人正直本份，做官清正廉潔，漢陰沈氏家族將正直清廉當成一面鏡子，世代堅守著這一人生信條。《沈氏家訓》強調“志節貴乎堅貞”、“出仕不可不清”、“志行不可刻薄”，就是要求沈氏族人身為民眾，理應秉持一身正氣、平和待人處事；做了官員，必須清清正正履職、盡職盡責幹事。它強調為國效力、為民造福，是讀書人的本份。
漢陰縣雙乳鎮黨委書記、沈氏後裔 沈漢文
家訓第十七條寫到，出仕不可不清也。這一條也就是說，做官必須要清廉，忠於祖國，心繫百姓。我在家鄉工作，家訓時刻牢記於心，父老鄉親都是我的鏡子，鄉村身邊的這千畝荷塘也是我的一面鏡子。村民們喜歡栽蓮藕，賞荷花，我們就大力發展富硒蓮藕產業，還把荷花荷葉，開發成系列茶飲品，遠銷省內外。
翻看漢陰沈氏宗譜家族人物錄，發現沈氏先賢清正廉潔、樂善好施的故事層出不窮：
明朝嘉靖年間，二世祖沈從儒，富而不吝，樂善好施。漢陰連遭災荒，他一連三年發糧救災，出銀為百姓納稅。因賑災有功獎勵職銜，授任四川巴川同知，卸任返鄉後又出資為百姓建橋三座。
清朝乾隆年間，八世祖沈祖括，先後開闢大河堰渠4條，時任知府題贈“泮水鍾靈”四字匾額，以表彰他的卓越功績。
出仕不可不清也，再比如說志節貴乎堅貞也，這就比較重要了，如果子弟做了官，他首先強調的是要清廉。
縱觀歷朝歷代漢陰沈氏族人，不論文治武功，亦或漁耕樵讀，始終遵法紀守規矩，為民者鮮有違法犯罪，為官者不貪蠹，彰顯了家訓在人文薰陶上的強大影響力。
清朝康熙年間，沈氏族人沈天祥任洵陽知縣15年，期間還兼任興安州知府、漢陰知縣，任內勤政愛民，為百姓減免田賦，甚至變賣夫人首飾向朝廷完糧，最後積勞成疾病死任上，家眷竟無錢安葬，實為那個時代清廉為官、高風亮節的榜樣。
抗戰期間，十四代孫沈啟賢，在陝南舉起抗日旗幟，參與創建了“陝南抗日第一軍”，因軍功卓越，授予新中國開國將軍。
《沈氏家訓》裡面可以用於現在能借鑑的東西很多。比如它強調的勤勞、節儉、為人處事的正派，符合全社會多數人利益。特別是第十七條，它提到這個沈氏家族裡頭，讀書成才的人為官的話，那麼必須要清廉。整個社會對清廉有個期盼，廉政、廉官，在《沈氏家訓》就提出來了，我覺得有它很重要的歷史價值。
與漢陰沈氏同宗的浙江吳興竹墩沈氏，清朝後期族人隨宦遷居漢陰數十年後，走出了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三個大學者。他們是同胞兄弟，世稱“三沈”。“三沈”不僅以學術造詣領標時代，更以高潔的人品成為學界的楷模。沈士遠先生在參加“五四”運動後，又帶領師生開展索薪運動，被軍警打傷仍堅持抗爭。沈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向校長蔡元培力薦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並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同仁輪流主編《新青年》雜誌，傳播進步思想；因不滿國民政府打內戰和貪腐之風，他憤然辭去北平大學校長和監察院監察委員，並堅決拒領薪水，哪怕“字同生菜論斤賣”。沈兼士先生忠實踐行“我餓死也不給日本人幹事”的誓言，抗戰勝利後，負責接收平津文化教育機構，別的接收大員大發國難財，他卻不貪不佔，以致中年喪子時家中一貧如洗。
文化部原副部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 鄭欣淼
古人很多家訓特別有影響的不僅是沈氏家族，應該是集合了傳統文化家訓中具有優秀的、共性的，勉勵大家好好學習、勉勵大家好好做一個方正的、光明正大的、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沈氏先賢以清廉為鏡鑑，造福民眾，澤被蒼生。它昭示今天的人們，一定要心懷正義、清白做人、廉潔幹事，用實際行動來傳遞正能量，讓生活更美好。
耕讀傳家久
田間收種忙，案頭文墨香；耕讀傳家久，詩書濟世長。這是對漢陰沈氏家族的真實寫照。《沈氏家訓》講修身、重耕讀、講禮儀、嚴教子的規範，不僅影響著一代代族人，也影響著當地的民風。家風雖無法觸摸，但它卻無處不在，家風雖柔若細絲，但它卻能春風化雨，這就是家風的力量。
安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漢陰沈氏後裔 沈勇
《沈氏家訓》對我們做人做事影響很大。當我女兒要到美國讀研的時候，我和妻子帶上女兒到沈氏宗祠拜謁祖宗，就是要讓她明白，走出家門知祖宗、敬祖宗，走出國門知根源、愛國家，另外讓她帶上家訓就讓她常看常記，把家訓勵志齊家的思想用在學習上、用於生活中。
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學報》主編 劉煒評
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人格的塑造是特別看重的，歷來強調規矩意識的形成，規矩行為的養成，這是人格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漢陰沈氏有一件祖傳的信物——銅牛，族人始終牢記著“後裔若相會，必用銅牛對”的先祖囑咐。這支銅牛是沈氏家族與家訓同等重要的信物，是沈氏族人勤儉持家、耕讀傳家的見證，是聯繫親情的紐帶。在沈氏族人心目中，耕讀有著很重的分量。無論沈氏後人走到哪裡、在幹什麼，心中都會珍藏著這隻銅牛，追憶故土的味道，記住那一抹鄉愁。
漢陰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沈氏後裔 沈蘭群
始祖沈株山兄弟三人分別時，將家裡的一口銅鍋澆鑄成三尊銅牛，各持一尊留作紀念。由於每年都要到祠堂去祭祀敬祖，沈氏家族就連三四歲的小孩都知道，銅牛不僅是我們認親的信物，也是我們要學習發揚的一種精神。
在歲月流金的月河之畔，沈氏家族晴耕雨讀，田園牧歌，剛放下鋤頭，又拿起筆桿，揮毫潑墨間，雅俗共賞，水乳交融。重耕讀的民風，使漢陰成為魚米之鄉、書法之鄉。書家主力軍，非沈氏人莫屬。在這裡，筆墨紙硯被稱作“生活”，讀書習字是一道最尋常的風景。
西安書院門是中國書法文化重地，其牌樓對聯“碑林藏國寶，書院育人傑”，以及華清池門匾、鐘樓的長聯、西安蓮湖公園大門匾，都出自漢陰沈氏十五代孫沈蘭華之手，他是地道的農民書法家。已經去世多年的他，一手扶犁耙、一手握筆桿的形象愈加清晰，在他和一批書壇前輩的帶動影響下，漢陰數十名書法家和數百名書法愛好者脫穎而出。
“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先驅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同為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並先後在故宮博物院從事研究，在國學、詩歌、書法等領域造詣深厚，成就了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特別是沈尹默先生畢生致力於書法研究和書法事業，對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是科學筆法理論的創始者，中興現代帖學的第一人，是中國近現代書壇的領軍人物。一代書宗沈尹默先生晚年回憶：“漢陰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幾乎規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三沈”文化研究學者、沈尹默之孫 沈長慶
對於生長在漢陰的沈尹默兄妹來說，陶冶他們的情操，同時呢，就是培育了他們從小能夠勤奮讀書，勤儉持家的一些比較好的家風，漢陰的山水，對他們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在家訓家風的薰陶下，漢陰沈氏人才輩出，他們立足各自領域，為這個偉大時代做出新的貢獻。
《沈氏家訓》對漢陰月河川道地區的民風、社情，歷史上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我們還應該對《沈氏家訓》加以認真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它的社會價值，使它能為我們現在社會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參天之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漢陰沈氏家族正是中華民族傳統大家庭的剪影，《沈氏家訓》已自然融入當地民眾的文化傳承。修身為本、耕讀傳家，這些中華文明的優質基因，是我們砥礪前行的強大動力。
中國傳統的家風、家訓，延續的是家族的歷史和規範，積澱成為一種價值觀，最終傳承的是特定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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