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飛，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 世界經濟重心在變：
如果說“一戰”後因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東岸（西歐）向大西洋西岸（美國）的遷移是一次經濟地理大變局的話，當前正在發生的這次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遷移，其覆蓋範圍之廣、涉及的人口之多，已遠超上次
◆ 世界政治格局在變：
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大國間博弈和戰略競爭有所加劇，原有以大國協調為重要支撐的國際政治秩序面臨挑戰
◆ 全球化進程之變：
一些大國喪失了推動全球化的動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逆轉，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推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發達國家也從長遠利益出發，支持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 科技與產業之變：
以往的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均由大西洋兩岸國家唱主角，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雖美國仍擔綱主角，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亦表現搶眼；為了將多數發展中國家遏制在產業鏈低端，一些發達國家科技競爭的手段正無所不用其極；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帶來新的挑戰，國際社會建構有效監管體系困難重重
◆ 全球治理之變：
一方面治理客體越來越複雜，需要各國特別是大國加強合作；另一方面，掌控著全球治理規則制定權的西方大國，卻不願意承擔治理責任，反而強化同其他國家的競爭，阻礙其他國家參與，惡化了推進全球治理的政治環境，這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並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機遇
“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央高層近年談及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時，多次強調的一個重要論斷。
何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體現在哪些方面？又對中國下一步發展意味著什麼？
世界經濟重心在變：
從北大西洋轉向太平洋
上溯百年曆史，世界經濟的重心很長一段時間在北大西洋兩岸，西歐諸國和北美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日本始於上世紀60年代的經濟起飛，雖使世界經濟版圖中東亞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政治上的“脫亞入歐”及發展模式上的強烈外向性，使其成為西方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北大西洋的經濟重心地位依舊牢固。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區發展中大國的整體性崛起，加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歐美的重創，世界經濟重心開始由西向東、由北向南轉移。根據2017年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上發佈的數據，2017年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已佔全球的23%，與10年前佔比12%幾乎翻了一番，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已超過50%。
與此同時，戰略家眼中“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的趨勢開始顯現：根據來自2018年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的數據，2017年東盟加中日韓（10+3）經濟總量達21.9萬億美元，佔世界的27%，分別超過了美國和歐盟，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反映大宗商品走勢和全球經濟冷暖的波羅的海指數中，中國春節在1月還是2月，已成為數據分析中的重要變量。
從更開闊的視野看發展態勢，地理上涵括了中美日俄，以及韓國、東盟等多個新興經濟體的太平洋兩岸，無疑更具想象空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發表的《未來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戰略選擇》課題報告中預測，到2035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並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這一世界經濟重心之變可謂百年未有。如果說“一戰”後因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東岸（西歐）向大西洋西岸（美國）的那次遷移是一次經濟地理大變局的話，當前正在發生的這次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遷移，其覆蓋範圍之廣、涉及的人口之多，已遠超上次。
也因之，太平洋特別是太平洋西岸地區的發展備受各方關注。從奧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戰略，都體現了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高度重視；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向東行動”政策，認為印度應該積極融入亞太，從亞洲政治邊緣走向中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8年10月實現了訪華，今年1月28日發表2019年施政演說時表示，將為上任以來的“俯瞰地球儀外交”“收官”，大力推進“前所未有的新時期近鄰外交”。
太平洋西岸經濟在全球佔比的持續上升，同時帶來新的博弈和挑戰。美國對亞太、印太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它逐漸將西太平洋地區視為維護其霸權的主戰場，這一戰略新動向引發地區相關國家的連鎖反應，西太平洋地區在邁向世界經濟重心的同時，也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重點。
中國是太平洋西岸重要國家，40年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已躍居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巨大，成為發展中國家推動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關鍵力量。這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合作方，改善了周邊環境，促成了對新興經濟體的關注。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的發展環境面臨更多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世界政治格局在變：
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
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兩個層面演進並相互作用。
一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
“一戰”後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奪奴役狀態，實現了政治、經濟獨立和國家自主發展。但經濟弱勢的地位沒有根本改變。西方國家依託其先進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在全球政治治理中佔據優勢，擁有更多話語權。
進入21世紀後，金磚國家由概念變為現實，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以可觀的經濟成就和未來可期的發展前景，備受矚目。
廣大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約85%，資源豐富，市場廣闊，發展潛力巨大。根據2018年7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數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接近40%。如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10年後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如此規模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也是百年未有之變。
伴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地位上升，涵括髮展中國家在內的G20（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作用日益突出，而“發達國家俱樂部”G7（七國集團）因無法覆蓋更廣泛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日漸式微，全球治理開始從西方主導向全球共同治理轉變。
二是多極化呈新態勢。
1991年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解體，世界形成“一超多強”格局，“一超”與“多強”進行著激烈的博弈，一方要打造單極世界，其他方要推進多極化。近30年過去了，多極化不斷推進，單極“夢想”日漸遙遠，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等已成為重要的多極力量。
這其中，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地位不斷上升，作為西方重要力量的歐洲和日本地位下降。自2010年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從40年前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達到30%。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已成為推動多極化趨勢的中堅。
經濟格局的變化推動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國間博弈和戰略競爭有所加劇，原有以大國協調為重要支撐的國際政治秩序面臨挑戰。
一方面，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明確為戰略競爭對手；另一方面，美國與盟友的關係裂隙加深，大西洋同盟關係幾近歷史低點。在最近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同歐盟矛盾凸顯，歐盟尋求“戰略自治”及組建“歐洲軍隊”的言論愈益升溫。防務之外，美歐在貿易、伊核協議等問題上也分歧嚴重，歐盟開始尋求建立繞過美元的特殊支付工具。美國擬對進口汽車徵收25%關稅的“232調查”，更加劇了“美國靠不住”的歐洲憂慮。
中國既是發展中大國，也是多極力量中成長最快的國家。面對發展中國家崛起後的大國關係重塑和國際秩序變革，中國要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
全球化進程之變：
主要推動力量面臨重組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歐企業佔據科技經濟絕對強勢的發展時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力量。
全球化初期，以西方企業為主的跨國公司通過全球配置資源，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人力和市場，同時也將資金、技術部分擴散到這些國家。後發國家基於經濟弱勢，希望給民族品牌留有發展空間及保護市場的努力，在當時美歐力推全球化的強勢話語和規則體系下微弱而邊緣，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消化問題，刀刃向內。所以在迄今3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歐美為主力推的前20年可謂“順風順水”。
待發展中國家通過“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獲得經濟起飛，甚至企業競爭力強大到已危及曾經強勢的競爭對手時，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國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國優先”為名的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甚囂塵上。
任何事情都利弊共生，關鍵是如何興利除弊，全球化亦然。如果不付出努力只想“躺著賺錢”，任何規則都以利己為先，其結果只能愈益沉淪。所以，一些大國喪失了推動全球化的動力，並不意味著全球化就會逆轉。從目前情況看，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推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發達國家也從長遠利益出發，支持多邊主義和全球化。
全球化主要推動力量的重組，為中國提供了發揮作用的機遇。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可以推動形成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全球化，使全球化進程健康發展。
科技與產業之變：
機遇與挑戰並存
科技革命及由此引發的產業變革，對於時代而言可遇不可求。本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生物科技為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一方面成為產業推陳出新和生產力躍進的不竭動力，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格局演變。
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舉凡世界強國，都是能將科技優勢轉化為產業和軍事優勢的國家。而以往的幾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均由大西洋兩岸國家唱主角，比如英國、美國。本世紀已現端倪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雖然創新力強大的美國仍擔綱主角，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亦表現搶眼，正努力向科技產業變革的第一方陣進發。
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湧現出一批領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導企業。在軟件製造行業，印度班加羅爾有“印度硅谷”之譽，生物技術也是印度優勢產業。俄羅斯則在國防、飛機制造、核產業方面保有傳統優勢。
正在形成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將對世界政經格局產生深刻影響。新興國家躋身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引領之列，將有助於提升其綜合實力，助推其發展進程；這些國家在發展科技方面的經驗，也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示範效應；發展中國家豐富的人力資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將會釋放出巨大能量。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誰能搶佔科技高地，誰就有可能站在產業變革的前沿、佔領全球價值鏈的高地，從而在未來的競爭中贏得先機。
也因此，當今世界科技競爭愈演愈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力圖通過發展科技帶動產業升級，實現跨越式發展，發達國家則希望憑藉固有優勢鞏固其領先地位。
令人擔憂的是，為了將多數發展中國家遏制在產業鏈低端，一些發達國家科技競爭的手段正無所不用其極。從干擾正常的科技交流，到利用非法手段打擊競爭對手，再到直接動用國家機器封殺企業與個人，威嚇其他國家切斷企業之間正常的合作等等，競爭越來越超越科技本身，非正當的手段越來越超越底線。
國家間科技競爭之外，飛速發展的科技也對人類生存提出了挑戰。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成果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可能威脅人類倫理和長遠的生存發展。同核武器相比，人工智能和基因技術研發更難被管控，國際社會建構有效監管體系困難重重。從這一角度而言，科技對人類的挑戰也屬百年未有之變。
新科技競爭及人類由此面臨的挑戰，同樣也為擁有使命感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家提供了機遇。誰能在威脅人類安全的科技領域協調出合理而有效解決的方案，誰就會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獲得真正的軟實力。
全球治理之變：
新興國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
從“一戰”後誕生的國際聯盟，到“二戰”後的聯合國，百多年來承擔著全球治理之責的國際組織儘管在協調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毋庸諱言，大國仍是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核心主體。
近年隨著國際競爭合作的深入，全球性問題不斷增多且日趨複雜，特別是在需要更多協調的經濟、安全和氣候治理領域，現有治理體系已難以適應變化了的格局。
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的金融治理為例。當時負責協調全球金融事務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B（世界銀行）的主要成員和話語權集中在發達國家。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困難重重，自顧不暇何談他顧？也因此才有了2010年4月發達國家在WB框架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份額，致其投票權重提高到47.19%的世行改革；也才有了2015年11月IMF宣佈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所佔比重僅次於美歐位列第三的儲備貨幣新變化。G20話語權的大幅提升，也是在這次危機之後。
除治理中“能力不足”“意願缺失”外，在既有體系中擁有較大話語權的個別國家以退為進，意圖按自己的意願重新洗牌，不顧發展現實蠻橫主導新體系新規則的做法，這一兩年來更是屢屢發生。
比如在經濟領域，美國頻頻挑起貿易爭端，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不惜拉低全球經濟增長；在安全領域，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啟動退出《中導條約》，令全球安全形勢為之緊繃；在氣候治理領域，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使全球氣候治理面臨新挑戰。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中一個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治理客體越來越複雜，需要各國特別是大國加強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主要機制中居主導地位、掌控著全球治理規則制定權的西方大國，卻不願意承擔治理責任，反而強化同其他國家的競爭，阻礙其他國家參與，惡化了推進全球治理的政治環境。
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國家治理，特別是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大國的國家治理。近年來，歐美一些國家出現民粹主義浪潮表明，這些國家的國內治理出了問題。從美國“政府停擺”創紀錄，到英國陷入脫歐困境，再到法國“黃馬甲”抗議運動，表明西方國家面臨的問題不是個案性的，而是制度性危機。面對內部矛盾，一些國家不是通過改革縮小分歧、凝聚共識來解決問題，而是試圖通過激發民粹主義等向外部世界轉移矛盾，通過貿易戰、推卸放棄本國國際責任、等措施來緩解國內危機。這種做法對推進全球治理構成巨大挑戰。
既有的治理核心主體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願，亦是百年未有之變。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之變恰恰也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並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難得機遇，它們有望躋身全球治理核心主體的行列，成為治理體系改革的中堅力量。
結語：上述變化有著內在的聯繫，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其中，經濟是基礎性因素，科技是助推器，經濟格局之變導致政治格局變化，多極化不可逆轉；世界格局之變又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創造了條件。上述諸多大變化中，核心是多極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變，本質是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塑。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整體性崛起，是變局發生發展的重要因素，其在互動中遭遇不確定性，也面臨著巨大的機遇。中國在新時代要完成既定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在應對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謀好局，以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來看待中國與世界，把握、運籌好其中蘊含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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