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之際的學者吳慶坻出自杭州名門，其祖父吳鎮棫曾官雲貴總督，是胡林翼的重要舉薦人。他本人咸豐十二年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吳慶坻在所著《蕉廊脞錄》中記載了一件事，晚清漢大臣中最後一根柱石的張之洞，因為遺摺得罪了一位親王導致諡號被降格。
張之洞的遺摺由湖北蘄水籍的大詩人陳曾壽草擬，另一位大詩人、福建閩縣籍的陳寶琛潤色，由張之洞本人在枕上改定。這份遺摺，可謂披肝瀝膽，滿紙是一位大臣臨死前對國事的憂慮，對皇上的進諫。茲錄如下：
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他無所戀。惟時局艱虞，未能補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將死鳴哀，不敢不攄其愚，泣陳於聖主之前。當此國步艱難，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危為安。
伏願我皇上親師典學，發憤日新。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營。理財以養民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戰以明恥為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為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自然日見其多。
方今世道凌夷，人心放恣，奔競賄賂，相習成風，尤願我皇上登進正直廉潔之士；凡貪婪好利者，概從屏除。舉直錯枉，雖無赫赫之功，而默化潛移，國家實受無窮之福。正氣日伸，國本自固。凡此愚誠之過計，皆為聖德所優為。倘荷聖明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張之洞是在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的任上去世的，朝廷得知訃告後，馬上就著手為這位重臣辦喪事。明清兩代大臣的喪事，家人和世人最看重的是“易名之典”，即朝廷給什麼諡號，這是蓋棺論定，對其一生功德的總結。張之洞是殿試第三名，翰林出身的宰輔，諡號第一個字肯定是“文”，關鍵是第二個字見高低。據說賜予張之洞的諡號，最開始擬定的是“文正”，最後怎麼變成了“文襄”呢？吳慶坻在書中言：
比遺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忽易前議，改諡文襄雲。
張氏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況，被某位親王看成含沙射影，諷刺自己拉幫結派，廣納錢財。這位親王是誰呢？應該是首席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的慶親王奕劻。
奕劻為官最大的特點是貪財，與其子載振、大臣那桐賣官鬻爵，被時人譏為“慶那公司”。其任首席軍機大臣後，門庭若市，前來行賄的官員絡繹不絕，而且他大錢要，小錢也不嫌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趙啟霖參劾其為段芝貴謀巡撫職，受賄十萬兩。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披露，慶親王的銀行存款高達712.5萬英鎊。——那是在二十世紀之初呀，可算天文數字。而且這位親王很有風險意識，銀子全存在外國銀行，不怕大清變天。
“文襄”和“文正”有什麼區別呢？
明清兩代的諡號中，“文正”最高，“文貞”（清代大臣獲此諡號的有陳廷敬、李光地）、“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以下為“文襄”。
同治中興大臣中，曾國藩諡“文正”，李鴻章、胡林翼諡“文忠”，左宗棠諡“文襄”，基本上反映當時朝廷對這幾人的看法。左宗棠諡“文襄”，確實有點吃虧，大概是他生前得罪人太多的緣故。
“文正”和“文襄”，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是《人民日報》刊登的訃告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差別。
這將張之洞諡號降格的慶親王，最後死了得了什麼諡號？他死於1917年，壽終七十九歲。此時已經是民國了，不過當時在故宮裡的小朝廷之主宣統皇帝溥儀仍然為舊臣賜給諡號。溥儀痛恨慶親王，曾說“（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后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裡” 。內務府大臣初擬諡“哲”，按諡號解，知人曰哲。溥儀不同意，親選“謬、醜、幽、厲”四個字——都是惡諡，讓內務府挑選。溥儀之父載灃勸溥儀網開一面。溥儀才賜諡“密”字。 密者，“追悔前過”之意。
晚清第一貪慶親王奕劻也只能去閻羅殿中“追悔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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