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號名稱】“查文·德胡恩塔”行動
【規範稱呼】日本大使館人質危機
【英文名稱】Operation Chavín de Huantar（秘魯語：Operation Chavín de Huántar）
【密級】機密
【發起者】秘魯總統阿爾貝託·謙也·藤森·藤森
【運作進程】1996年12月17日晚，1997年4月21日開始
【目的】解救日本駐秘魯大使館的人質
2013年紀念行動期間展示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動模形
【背景】
1996年12月17日晚，秘魯首都利馬。
日本駐秘魯使館燈火輝煌，時任日本大使青木森久正為日本明仁天皇的壽辰舉行一年一度的慶祝宴會，秘魯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外長圖特拉、最高法院院長巴薩洛·奇裡諾斯、部分國會議員、知名人士和各國外交使節800多人應邀參加。在熱烈的氣氛中，大家絲毫沒有想到激進組織的戰火即將燒向自己。
此時，22名“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組織成員，在韋爾塔司令（化名）的指揮下，兵分3路開始了策劃1年之久的突襲行動：
一路化裝成侍者，將大批武器及彈藥隱藏在蛋糕裡，騙過使館外圍警察的檢查，混入使館內；
一路潛伏在使館外，準備接應；
一路搭乘一輛救護車，在距使館不遠處伺機而動。
20時30分，大廳內招待晚會正進入佳境之時，混入使館內的14名激進分子首先發難。他們投擲煙霧彈，造成一片混亂。潛伏在使館外的激進分子在圍牆處炸開了一個缺口，藉著瀰漫的硝煙，迅速從缺口衝入大廳，手持衝鋒槍瘋狂掃射。幾乎同一時間，大廳內的幾個“侍者”像變戲法似地從蛋糕裡取出武器，對如夢初醒的警察和保安人員發起攻擊。
當人們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烏黑的槍口已經逼在了他們的眼前，而剛才一些在人群中穿梭不停、笑容可掬端茶送水的侍者，也露出了真實的面目，與那些身著黑衣、手持武器的人混在一起大聲吆喝著，叫在場的人們趴下。烏拉圭駐秘魯大使博卡蘭德羅稍微作了一下掙扎和反抗，便遭到持槍人的鞭打。一場震驚全球、曠日持久、世紀罕見的人質危機就在一瞬間揭開了序幕。
在瀰漫的煙霧和混亂的人群中，激進分子裡應外合，與使館內的警察和保安人員短暫地交火後，迅速控制了使館兩層樓的所有出口，將館內540餘人（800餘名來賓中，有200餘人因公務提前退場）扣為人質。在被劫人質中：
有秘魯外交部長、農業部長、最高法院法官、反恐警察司令以及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等高層要員；
秘魯外交部長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格雷戈里奧·圖德拉·凡·布魯格爾·道格拉斯
時任秘魯總統阿爾貝託·藤森的母親、妹妹、弟弟佩德羅·藤森也在其中；
除中國、美國、墨西哥等國大使因公事提前十餘分鐘退場外，前來出席招待會的德國、法國、巴西、玻利維亞、古巴、委內瑞拉、韓國等18個國家的大使、代辦以及外國駐秘魯的跨國公司的代表，也一起成了激進分子的“囊中之物”。
突襲使館的激進分子們都用一塊與秘魯紅白兩色相間的國旗圖案相似的手帕遮住臉的下部，這塊手帕的上面還印有他們所屬組織的字母縮寫。從這些縮寫上人們認出，製造這起人質事件的人來自秘魯第二大遊擊組織——“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英文：Tú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縮寫：MRTA）。
“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旗幟
那麼，“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究竟是何方神聖？
圖帕克·阿馬魯二世
“圖帕克·阿馬魯”，名字源於18世紀的南美革命領導反抗西班牙統治的一個土著的名字——圖帕克·阿馬魯二世，原名何塞·加夫列爾·孔多爾坎基，出生於秘魯廷塔省蘇里馬納村一個印第安人家庭，父親是家鄉附近潘帕爾卡、通加蘇卡與蘇里馬納3個村的酋長。父親死後，他的哥哥克萊門特繼任了酋長的職位。圖帕克·阿馬魯二世是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是秘魯印第安人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起義的領導人。兩個世紀以來，圖帕克·阿馬魯二世的英名和業績在秘魯以至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中間世代傳頌，婦孺皆知。他所發動的1780年11月4日大起義嚴重動搖了西班牙在秘魯的殘暴殖民統治，揭開了拉丁美洲人民偉大的獨立戰的序幕。
圖帕克·阿馬魯二世領導的這次起義雖然只堅持了半年多，但它為秘魯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開闢了道路，標誌著拉美民族獨立戰爭時代的開始。阿馬魯二世為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而拋頭顱、灑熱血的獻身精神，他反抗殖民統治的思想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和印第安人民為自由和正義而鬥爭。1980年11月10日，在紀念阿馬魯二世起義200週年的大會上，秘魯總統莊嚴地發佈命令，授予圖帕克·阿馬魯二世以"秘魯解放先驅、賢哲和烈士"的光榮稱號，同時在庫斯科廣場上樹立起阿馬魯二世的騎馬塑像。當以這樣一個偉大名字行動之時，怎能不想到阿馬魯二世及其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印第安人大起義呢？
1987年版的秘魯貨幣上的民族英雄形象
“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就是這樣一個以偉人名義組建的秘魯馬克思主義游擊隊，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該組織由維克托·阿爾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領導，其既定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一切“帝國主義”成分。曾企圖推翻由阿蘭·加西亞總統領導的前秘魯政府，並聯合拉美其他國家的左派游擊隊組織，實現18世紀拉美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爾和20世紀50年代古巴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等一直追求的“大拉美”的革命理想。“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在秘魯東部毒販活動猖獗的瓦亞加古地區。成立後，它經常襲擊西方國家大使館、打劫銀行、綁架商人和發動炸彈襲擊。
正是以“圖帕克·阿馬魯”之名，革命運動從1987年開始在秘魯活動，但卻是曾是一支對社會造成極大動盪的激進主義游擊隊組織。“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被秘魯政府、美國國務院和歐洲議會指定為恐怖組織，但後來於2001年10月8日從美國國務院的外國恐怖組織名單中刪除。
同秘魯第一大反政府武裝的“光輝道路”一樣，“圖帕克·阿馬魯”在秘魯國內外聞名遐邇。不過，與後者不同的是，“圖帕克·阿馬魯”的人數從來沒有“光輝道路”多，即使在高峰時期也只有1000人左右，而“光輝道路”成員最多時曾達到上萬人。“光輝道路”的成員以農民居多，主要在農村地區活動。而“圖帕克·阿馬魯”的成員以城市工人居多，活動重點也以城市為主。兩大組織因戰略和策略上的不同向來關係不睦。
秘魯總統阿爾貝託·謙也·藤森·藤森，中文名藤森
1990年，藤森當選秘魯總統後，對反政府武裝軟硬兼施：
一方面強力打壓。與游擊隊展開堅決鬥爭，先後頒佈了《自首法》和《嚴懲恐怖分子法》，先後成功逮捕並審判了兩大游擊隊的主要負責人，其中包括圖帕克·阿馬魯的3位領導人——維克托·阿爾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彼得·卡德納斯·舒爾特和米蓋爾·林孔·林孔，“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遭到毀滅性打擊，其最高領導人羅蘭多·波拉耶被判刑入獄；
另一方面攻心瓦解。由於藤森政府主張發展經濟，大力進行經濟改革，使得人心思定，在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許多游擊隊員紛紛脫離組織。
此外，蘇東劇變，冷戰終結，也使這些游擊隊組織的思想和組織基礎發生混亂，且再難獲得外援。到1996年，“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成員估計只餘300至600人。
多次受到打擊，世人認為早已銷聲匿跡的秘魯“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終於在1996年歲尾發動了本次震驚世界的秘魯人質事件，他們的政治理想與訴求仍然存在。
指揮這場襲擊活動的，是“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唯一逍遙法外的主要領導人——內斯托爾·塞爾帕·卡託利尼。卡託利尼有時被化名為“埃瓦里斯託”，曾是一名紡織工人，1979年2月，當他還是克羅莫德克斯公司的工會主席時，就因發動工人佔領該公司的行動而小有名氣。在他成為“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主要成員後，在其精心組織下，牢獄中的維克托·阿爾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竟然被他利用秘密挖掘的地道中救出。遺憾的是，坎波斯事後又再次被捕，直到現在仍然被關押，與墨西哥大毒梟古斯曼（ ）關押在一起。
在人質被制服後，激進分子通過擴音器向聞訊而來準備解救人質的秘魯軍警、政要喊話，提出了他們的要求：與藤森總統直接對話，政府承認該組織合法化，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該組織所有領導人及其成員共460多人，其中包括卡託利尼的妻子南希·吉爾沃尼奧、該組織的智利成員和美國公民洛裡·貝倫森。否則，他們將殺死人質。
“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闡述要求
在未來4個多月漫長對峙過程中，秘魯政府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決人質危機的準備：
1、事件發生後，秘魯投入了900多名警察和特種部隊成員對日本大使館實施嚴密封控。對峙中的周密準備人質事件發生後，秘魯政府立刻出動大批軍警，對日本大使館進行了嚴密封控。使館附近的街道儼然成了壁壘森嚴的作戰前線：
武裝直升機在低空盤旋；
使館被由沙包、鐵簇籬交織構成的封鎖線包圍；
身著防彈衣、頭戴鋼盔的軍警將大使館圍得水洩不通，使館附近的制高點上，秘魯警方狙擊手高度警惕，密切注視著使館內的一舉一動；
一架美國提供的RU-38A偵察機一直在日本大使館上空盤旋，不停地位秘魯當局蒐集相關情報。
另外，藤森命令從軍中挑選了140名訓練有素的士兵，立即前往弗朗頓島美國海軍基地進行實戰訓練，為強攻作先期準備。
秘魯特種部隊始終密切監視，隨時待命
然而，封控只是解決事件的開始。訴諸武力，攻其不備，雖不失為解決人質危機的“速效藥”，但風險極大，而且可能為此付出的代價極為慘重。如果向激進分子妥協，釋放在押的460名激進分子，輕易得逞的激進分子必將更加肆無忌憚，秘魯社會將永無寧日。為此，內政部長因為對日本使館的防衛漏洞問題負有責任而直接引咎辭職，警察局長也因同樣原因去職。
情急之下，在藤森的領導下，一個代號為“查文·德胡恩塔”的武力解救方案，已經開始策劃、籌備了。
18日夜間，在國際紅十字會的斡旋之下，激進分子首先釋放了包括外交官夫人在內的約40名婦女和老人，藤森總統的老母和妹妹，可能是未被激進分子認出，而裹挾在首批被釋放的老幼婦女中間得以渾水摸魚。
當然，為了避免付出慘痛代價，次日（18日），秘魯政府委任其衛生部長多明戈·帕萊莫作為政府代表還是前去與激進分子談判，但遭到拒絕，激進分子堅持要藤森總統親自出面談判。
儘管激進分子與多明戈·帕萊莫為首的秘政府代表舉行了多次談判，但由於藤森總統堅持拒絕接受激進分子的條件，而使談判未能取得進展。藤森總統認為，如果接受了該組織的條件，就會開一個“不吉利”的先例，今後非法組織都會破壞法制，向政府進行要挾。當前，政府只是同意改善獄中游擊隊員所處環境。但這無法滿足激進分子的要求。卡託利尼稱：“如果是為了這個，我們就不來這兒了。”
對於藤森總統的強硬立場，各國的反應也不相同：
美國表示理解與支持，美國駐秘大使杰特雖因提前退場而未在人質中，但美國至少還有7人被扣。不過，美國白宮發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國的態度是堅決反對作任何讓步。他說：“如果你向他們讓步，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贏了”；
但日本的態度相對就要謹慎了，因為被扣人質以日本人居多。激進分子之所以挑中日本人為襲擊的主要目標，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考慮到日本與秘魯關係不一般，日本對秘魯政府的決策更具影響力。日本對人質危機的態度會直接關係到秘魯政府對激進分子採取何種措施。這一點，激進分子果然猜對了。事件發生後，日本橋本首相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並打電話給藤森總統，希望他妥善處理。日本外相池田行彥也急速飛往利馬，尋求解決途徑。從日本政要的立場來看，是極力主張和平解決這場危機的，以保證人質生命安全為首要。此外，按照國際法，日駐秘大使館屬於日本領土，沒有日本方面的同意，秘魯警方也不能擅自闖入。
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
其他有人質國家也不希望武力解決。
與秘魯同屬南美的烏拉圭政府為解救被扣的烏拉圭駐秘魯大使，甚至釋放了關押在該國的“圖帕克·阿馬魯”的兩名成員。以此為交換條件，烏拉圭駐秘魯大使博卡蘭德羅果然在去年聖誕節獲釋。這使藤森很不高興，認為烏拉圭的作法是“自私和不堅定的”，秘魯政府隨後就宣佈召回了秘駐烏臨時代辦。
21日，在人質危機進入第4天時，藤森總統直接對公眾公開講話，表示十分關心人質的生命安全，稱政府將盡全力爭取和平解決人質危機，但斷然拒絕激進分子的要求，並嚴正要求激進分子“立即放下武器、釋放人質”。只是由於日本的壓力，大概也是為了爭取時間，藤森才同意同“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進行談判。但對他們最主要的要求——從秘魯監獄釋放他們的大約450名戰友，藤森總統寸步不讓，而是提出允許這些人流亡外國——古巴願意接受“圖帕克·阿馬魯”行動小組避難。但“圖帕克·阿馬魯”也堅定回絕。由於秘魯政府與激進分子在釋放在押的“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人員問題上難以達成協議，致使談判屢屢陷入僵局。這樣，不久雙方就僵持不下，這給秘魯的政治與經濟帶來了不少問題。
但談判委員會（大主教西普里亞尼、加拿大大使安東尼·文森特和紅十字代表明尼克）長時期給人的印象是對談判抱有信心。在此期間，秘魯政府既堅持了不向激進分子妥協，又保持了相當的靈活性，不斷派出代表與激進分子談判，並通過國際社會向激進分子施壓，迫使激進分子在4個多月的時間裡沒有殺害人質，艱難而漫長的對峙一直持續到1997年4月。
在國際社會的壓力和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的斡旋下，卡託利尼在最後作了很大的讓步，激進分子經過篩選，陸續釋放了300餘名人質，至一月中旬尚餘被認為有用的72人質，其中包括藤森總統的弟弟、秘魯外長、農業部長、日本駐秘魯大使以及許多日本企業界和商界人士，作為同藤森談判的籌碼，卻只要求從監獄裡釋放20名有病的戰友——有報道揭秘，他們為了本次行動，準備了足足一年之久，並且得到了日本“赤軍旅”（ 就是“赤軍旅”的作品）的理論指導與後勤支援——可見其妥協幅度之大。令人頗感諷刺意味的是，同“圖帕克·阿馬魯”打了多年交道的秘魯國家安全局長吉列爾莫·博維奧，以及國家反顛覆鬥爭指揮機構領導人里維拉將軍也在被扣之列。
可是，藤森，這個日本籍政客對此毫不領情。
2、將特種部隊調往利馬郊區，進行武力解救人質的模擬訓練。針對使館的地形和建築特點，特種部隊反覆演練了潛入、突擊，射擊和救治等各個環節。為了協調各方力量，統一營救行動，藤森總統命令秘魯國家情報署特別行動組統一協調軍警和特種部隊的行動。
“查文·德胡恩塔”行動，是由特種警察部隊的司令安東尼奧·伊巴爾塞納將軍負責的。接到這個死命令，軍方立即請來了英國安全諮詢服務公司的反恐怖專家來到利馬，訓練這支精銳部隊。據說軍方也請來了以色列人出主意。
最初，安東尼奧·伊巴爾塞納將軍把計劃的重心放在訓練狙擊手上。他在利馬郊區的一個軍事隔離區，附近的喬裡洛斯軍事學校的住所中進行的，政府按原建築的式樣和規模仿造了日本大使的三層樓官邸精確複製品。突擊隊員就在那裡訓練，一次又一次地指揮士兵掌握營救人質的基本技巧和每一個細節：
用來打開大使館地板的爆炸的重量；
在激進分子鬆懈或者睡著時襲擊；
在襲擊的頭幾秒鐘用炸藥造成混亂；
訓練有素的狙擊手準確無誤地判斷激進分子的方位並乾淨利落地將他們消滅，為以後的行動作準備——以色列在1976年採取引人注目的“恩德培”營救行動（Operation Entebbe）之前也曾做過這樣的準備。
3、挖掘地道，創造進攻條件。所有步驟井然有序地進行著，但一個致命的難題是：這一次人質數量多而且集中，任何論證詳細的正面襲擊都難免出現漏洞？
1997年1月，藤森又派出60人，其中包括24名礦工，開始秘密挖掘通往大使館主樓的一條57米長的地下通道。採礦工人給總統的特種部隊開挖地道，他們用聲響不大的挖掘機，從鄰近的房子向著大使官邸挖了幾條3米深的隧道。
同時，4個多月的準備時間為安東尼奧·伊巴爾塞納將軍提供了新思路：既然卡託利尼能掘地250米從插翅難飛的坎多·格朗德監獄解救出坎波斯，那特種部隊又何嘗沒有能力多挖幾條地道通往大使館呢？
於是從1997年3月份開始，特種部隊開始加大力度秘密朝大使館挖地道。
在秘魯軍方花數週時間在官邸下挖地道時，為了掩蓋挖掘的機械聲，官邸附近的喇叭中一直大音量播放著軍樂。儘管軍方對官邸播放進行曲來迷惑視聽，扣押人質的武裝分子還是在3月初聽到了挖掘的聲音。
此時，卡託利尼惱羞成怒地停止同政府談判，藤森的計劃眼看即將告吹。
後來調解人的照常談判，又使卡託利尼失去了警惕。
4、竭盡一切可能掌握情報信息。本來，在人質危機發生後，有一個激進分子的腳踝受傷，根據他的要求，秘魯方面為他準備了一副柺杖，並在裡面安裝了一個精巧的竊聽器。這個竊聽器為秘魯當局在人質危機發生後瞭解使館內的動態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好景不長，這個激進分子的腳傷好了，柺杖也就給他扔了。秘魯警方又成了睜眼瞎。秘魯警方又利用國際紅十字會向使館內送食品、藥品、醫生給人質檢查身體等一切可乘之機，想方設法將多個火柴頭大小的竊聽器放進了使館內。
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滿足人質中一名神父胡里奧·維希特的特別要求，同時也考慮到神父在人質中的精神穩定作用，激進分子同意當局為神父特送一具十字架。於是秘魯情報部門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在十字架中安裝了竊聽器。當這具特製的十字架被送進關押人質的房間時，被扣為人質的“內線”人物、秘魯前海軍少將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羅加斯（也有叫作“路易斯·詹彼得”，後來當選秘魯副總統，任期2006-2011年）終於與秘魯情報機構取得了聯繫。
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羅加斯
據獲救人質之一、玻利維亞駐秘魯大使古穆西奧透露說，人質中有一名軍官手中掌握著可同秘魯情報機構直接聯絡的通訊手段，他一直密切注意著激進分子的活動，正是他事先向外界通報了上述情況，因此人質多少也有一些精神準備。一開始，路易斯·吉安皮特里並不知道竊聽器藏在哪裡，他只能趁激進分子不在時不斷地對著鮮花、燈具甚至便桶說話，想檢查究竟是什麼東西里裝有“機關”，可是始終一無所獲。就在他幾乎要放棄時，一名人質讓他試一試十字架，十字架裡傳來了“福音”，裡面安裝的麥克風把他的聲音及時傳了出去。
幾個星期的時間，警察已成功地將竊聽器偷偷送進了官邸。竊聽器藏在紅十字會交給人質的—個吉它和衣服之中。此外，秘魯特工還在地道內安裝了敏感的竊聽裝置，用於監聽激進分子的動靜。
人質與秘魯警方的“秘密聯絡通道”溝通了。就在此時，卡託利尼彷彿對連續一星期在使館外一個揚聲器內發出的震耳欲聾的軍樂聲有所懷疑了。他時不時地站在窗戶前屏息聆聽，躁動不安。這一反常舉動非同尋常，路易斯·吉安皮特里趕緊通過“熱線”將“信息”傳遞出去，附帶著告訴對方他的尋呼機號碼。
很快，揚聲器中藉以掩蓋地道挖掘聲的高音量軍樂換成了歡快高亢的墨西哥民歌。這些優美的曲調平息了卡託利尼的不安，也消除了他對軍樂聲的疑惑——就這樣，幸運之神與卡託利尼擦肩而過並一去不復返了。
此外，還在使館外使用了先進的激光竊聽器、紅外夜視儀、長焦距攝像機等器材，多種偵察手段的運用，使秘魯警方及時掌握了官邸內的情況，為正確決策提供了基本依據。通過竊聽器和直升機上的紅外掃描儀，情報機關密切注視官邸內的—舉一動，並發現，扣押人質者夜間警惕性最高。但是下午，愛好足球的卡託利尼同6個同夥—起，在改造成微型球場的接待人廳內照例要蹋一場球。球是用破布和窗簾胡亂製作的。
工程浩大的“地下工作”終於完成了，這些地道共5條，深3米，最長的達80米，其中一條地道通向大廳，一條通向餐廳，地道內有照明、空調和通信設備，供人在裡面潛伏多天。卡託利尼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在幾年前天才般的“創作”會被“還治其人之身”，在他眼皮底下居然還真有詹姆斯·邦德式的特工人員在活動。在靠近大使官邸下的出口處，特種部隊安放了塑性炸藥。對爆炸力作了精確計算，既要在地面炸開出口，又要不使上面的建築倒塌。
被炸開的地道口
5、爭取國際支持。藤森總統及時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分析、處理來自各國反恐機構提出的建議和措施，並與美國、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等國的特殊機構進行緊急磋商，還邀請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防情報局的專家飛抵利馬，為其特種部隊出謀劃策。
利用談判拖延時間、尋找時機的策略發揮了作用，行動方案越來越縝密、可行。現在欠缺一個動手的機會，一個充滿道德優越感的機會。
扣押人質者這時主動“送貨上門”，他們只准許醫生每週看望一次病人。這正好給藤森提供了期盼已久的開火的藉口。
“查文·德胡恩塔”行動於21日當地時間凌晨6時開始佈置實施，6時30分，所有隊員進入地道待命。
依照藤森事後的介紹，4月20日下午15時15分，藤森總統接到“內線”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報告：當時激進分子放鬆了警惕，11名激進分子正在一樓大廳踢足球，所有人質都被集中在官邸的二層，只有3人看守人質。在發信號前，路易斯·吉安皮特里曾經通過小發報機報告，所有人質都在樓上他們自己的房間裡。特戰隊員在地下呆了33個小時，一直等待藤森總統命令。
4月22日正午，對於仍關在使館內的人質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
126天的囚禁已經讓他們從一有風吹草動就躁動不安的驚弓之鳥慢慢變成了麻木不仁、百無聊賴的看客，整天只能或坐或臥的姿勢也使他們厭倦了寶貴的午睡時光。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掛鐘單調的嘀嗒聲中，人質們照例又開始了他們稱之為“鬆弛法”的節目——聊天。
被集中在二樓的人質談興正濃。他們從法律、政治談到烹任技巧，從私有化改革談到體育比賽，常常是某一問題剛剛展開，就捲入了白熱化的爭論中。人質們爭先恐後地參加辯論，往往是一方話音剛落，另一方宏論又起，當雙方爭執不下時還有人用即興演講來調和矛盾，贏得或多或少的一些掌聲。
時針這才走到了15點，時間漫長得如同過了半個世紀。
本來還對私有化話題頗感興趣，間或也“貢獻”寶貴意見的5個看管人質的激進分子打起了哈欠。他們向卡託利尼打了招呼後就到一樓的大廳裡踢室內足球去了。
126天的時間，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段不短的日子，每日24小時的監視使他們比人質更為疲乏。生命在於運動，要想保持足夠的體力，打贏這場持久戰，適當的運動是少不了的。
藤森的“拖”字術此時為人質贏得了最寶貴的生存機會。長期的疲倦消磨了卡託利尼的耐心，也使他失去了狼犬般靈敏的嗅覺與兔子般的謹小慎微。他忘了將一再聲稱的爆炸裝置披掛在身，曾讓人驚恐萬分的使館“空前大爆炸”就這樣錯失了最後一個砝碼——15分鐘後，卡託利尼及6名激進分子即將壯志未酬。
進攻時間定於下午15點50分，藤森時而走到窗前，對著不遠處的大使館凝神沉思，時而走到指揮台前用手指慢慢地摩掌著揚聲器上縱橫密佈的金屬絲。這已是100多天的較量中的最後衝刺階段了。為這一天，藤森和整個秘魯等待得太久太久了，以至每一秒鐘在他看來都似乎慢得讓人難以忍受。等待，唯有等待才有機會。終於，機會來了：
安裝在地道內的高靈敏度竊聽器測出，激進分子正在踢足球。機不可失，藤森馬上命令向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尋呼機傳出進攻的信號，幾分鐘後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答覆傳送回來。
激進分子走後不久，路易斯·吉安皮特里像得到什麼信息似地緊急行動起來。他詭秘地對身邊的人質耳語著什麼，所有人質驚詫卻順從地匍匐在地。待所有人質準備就緒，他又快速走到室內的一個十字架前，對其大聲地說道“可以行動”。
22日15時17分，藤森毅然決然地發出行動信號，準備動手營救人質——進攻命令比計劃提前13分鐘發出。於是，帶著面具的特種部隊出動了。
營救人質時，藤森坐鎮日本大使官邸附近的一棟住宅內，親自指揮了這次戰鬥。
秘魯電視臺也派記者親臨現場進行直播活動。
藤森在較量中贏得了至關重要的時間差。
【行動經過】
1997年4月22日15時17分，籌劃許久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動展開，200多名特戰隊員迅速向使館發起突擊。
當時，人質之一的神甫胡里奧·維希特，剛剛同秘魯國會議員路易斯·章·清下完了一盤棋，一個同室被押人質低聲告訴他：“我們自由啦！”神甫剛才下了3個小時棋，昏頭昏腦地以為這是開玩笑。
突然，日本大使官邸—聲巨響震動了整個房間。天花板和傢俱的碎片如雨點般地飛落下來，滾滾濃煙從門窗和樓頂竄出。軍警突擊隊首先把通向官邸大廳的地道口炸開，5個正在踢室內足球的“圖帕克·阿馬魯”運動游擊隊員還沒有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被炸得身首異處。
炸死5名武裝分子的大廳
大使館大廳、餐廳、花園的3個隱蔽角落閃出一陣陣白光，隨之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只見硝煙瀰漫處，隱藏在地道里的200多名全副武裝的特戰隊員從3個被炸開的地道爆炸口中鬼魂一般地突然鑽了出來，與激進分子展開激烈槍戰。槍聲和爆炸聲交織在一起。
突擊隊員們衝入大廳與餐廳，與固守在官邸裡的“圖帕克·阿馬魯”武裝分子短兵相接，展開激烈槍戰。有３名激進分子還沒來得及拿出槍，就在同第二個地道口出來的士兵交火中被擊斃。
特戰隊員從爆炸口中鬼魂一般地突然鑽了出來，與激進分子展開激烈槍戰
——佔領日本大使官邸的“圖帕克·阿馬魯”武裝分子共有14人。其中多是20歲以下的年輕人，還有兩名女性。當時，他們只有3人在二樓負責看守人質，另外11人聚在一樓大廳，有的在室內踢足球，有的在看電視。平地一聲“驚雷”，另外6名未被掀翻的武裝分子驚惶失措、赤手空拳沿弧形樓梯逃往二樓，又被從門外衝進來的突擊隊員從身後用槍撂到兩個。
“機關槍噠噠響，子彈從我耳邊呼呼地飛過。我以為，我的壽命到頭了。”神甫事後回憶說。他本能地撲倒在地上：“煙塵很大，兩米外我什麼都看不清楚。”
與此同時，從官邸院內片外2個地道爆炸口鑽出來的突擊隊員與翻牆入院的突擊隊員，按計劃兵分3路：
一路衝進官邸增援；
一路攻佔制高點；
一路趕去救護人質。
10分鐘以後，一支小分隊成功地攻上樓頂，他們在對應二樓樓梯的地方炸開一個“天窗”，居高臨下對敵人展開攻擊，掩護一樓突擊隊員衝上二樓。猝不及防中，卡託利尼慌忙集中起僅剩的6名激進分子，與正面闖入大使館的突擊隊交起火來，但是突擊隊員的MPS衝鋒槍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更不用說上樓去槍殺人質了。
此前幾十名突擊隊貝已經從官邸左面和後面突入二摟人質所在的幾個房間，將人質保護起來，待一樓突擊隊員衝上來後，他們隨即開始指揮和掩護人質分批逃離。
一個突擊隊員抓住維希特神甫的胳臂，把他拉到外面一個小平臺上：“跑吧，你現在自由啦！”神甫聽到此話後跌跌撞撞地經過—段臺階來到花園。他身體緊貼著牆壁，有一個人把他拉上了—輛正等在那裡的大轎車。
維希特神甫平安得救
官邸外，二十幾名突擊隊員在與官邸主樓相連的副樓平臺上築成一道人牆，接應從二樓側門出來的人質。多數人質神色茫然，—些人低頭彎腰，一路小跑通過平臺，一些人跪著或爬著通過平臺，突擊隊員在一旁不斷用手拍著他們的背，鼓勵他們快跑快爬。
首批獲救人質中，只有秘魯外交部長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格雷戈里奧·圖德拉·凡·布魯格爾·道格拉斯腿部中了一彈。可這一切歸功於一名藤森子女的保鏢——勞爾·吉姆內茲·查韋斯中尉（也有瓦萊爾中尉一說），他當時第一個衝進被炸開的官邸，但為了保護圖德拉而中彈身亡。圖德拉手捂傷口逃下樓梯後被人用擔架抬走——但是請記住，這老兄惡魔附體、大限已至。
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格雷戈里奧·圖德拉·凡·布魯格爾·道格拉斯逃離險境
戰鬥進行到25分鐘時，突擊隊員已經控制住了局勢，武裝分子半數以上已被炸死或擊斃，剩下幾名退至二樓右側幾個房間負隅頑抗。
卡託利尼和其餘６名激進分子，同從官邸大門正面進入的突擊隊進行了15分鐘的頑強抵抗，最後全部殉難。
日本大使青木森久面帶微笑，走出了大使館，他與其他25名因輕傷和身體狀況不佳的人質一起被送往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
激戰38分鐘後，14名“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武裝分子一一斃命，持續126天的日本駐秘魯使館人質事件，以這樣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得以最終結束。
人質獲救
【後續】
突擊行動過後幾分鐘，藤森總統便來到日本人使官邸，問候被解救的人質，以此展現其強大的能力及存在感。
歷經4個月煎熬的藤森首次露出了由衷的笑意。他身穿防彈衣，快速抵達大使官邸，站在庭院內的一把椅子上，志得意滿地向參與行動的士兵和沒被送進醫院的人質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秘魯不接受恐怖主義，秘魯給國際社會作出了榜樣，不允許激進分子進行訛詐。他說，這次勝利是一次人民的勝利。
當突擊隊員們拆除了在大使館屋頂上懸掛的“圖帕克·阿馬魯”的旗幟時，藤森和一些前人質一起唱著秘魯國歌。秘魯電視臺還播放了藤森在死去的游擊隊中大步前進的畫面，其中一些屍體被肢解。藤森在路過菩提樹時被拍到的著名照片，在這座住宅的主樓梯上有卡託利尼和羅哈斯的屍體，照片中羅哈斯被毀的頭部很明顯。
藤森在大使館樓梯上，地上是卡託利尼和羅哈斯的屍體
滑稽的是，就在藤森慷慨陳詞時，使館內又響起了爆炸聲，原來是卡託利尼佈置的餌雷被觸及，發生了爆炸。
不久之後，有人看到藤森總統乘坐載有獲釋人質的公共汽車穿過利馬。
隨後，在德國避難的“圖帕克·阿馬魯”運動的女發言人諾瑪·維拉斯科還打電話給巴拉圭的亞松森“卡迪納爾”電臺，指責日本違反《維也納公約》有關大使館享有治外法權的規定，允許秘魯軍隊進入其官邸。當然，這無傷藤森的一根毫毛。
對於給予秘魯警方進入大使館權利的日本，藤森也表示不買帳，這是史無前例的。在“查文·德胡恩塔”行動正式實施時，藤森將行動計劃通知了克林頓總統，而日本首相橋本是在行動開始後才被告知的——這與日本人轟炸珍珠港（ ）異曲同工、臭味相投。人質危機解決之後，藤森在向日本記者的發言中還餘怒未消，指責日本為“膽小鬼”。他說沒有一個日本人提出解決這次危機的具體建議，僅僅要求和平解決“意味著我們應該向恐怖分子讓步”。同時，他還指責日本公司在過去發生的綁架案中只知道掏錢的作法。看來，藤森終於能挾解決人質危機之餘威，吐出鬱積心中已久的一股惡氣了。
雖然人質危機解決了，但問題遠未結束。
秘魯反對黨在利馬出版的報紙《共和國報》對突擊行動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據它說，只有4名武裝分子在爆炸時當場被炸死，卡託利尼赤手空拳衝上樓梯，一個士兵就近朝他頭上開了一槍，就地處決了他。
據說，兩個負責看守人口處的女游擊隊員在突擊隊員攻入後即舉起雙手，高喊：“救命，我投降！”但也被開槍打死——被解救的人質和情報人員說，兩個游擊隊員先被押走，然後被正式執行槍決。
14名反叛分子多數不到20歲，許多人是文盲。維希特牧師說，他們也受過殺人訓練。但是，進攻來得太突然，多數人沒有帶武器。因此他們只打死兩名衝鋒的士兵——其中一個以身體擋護在外長前面，救了外長一命。
被解救出的人質之一——秘魯農業部長穆尼亞特說：“第一次爆炸後1名激進分子跑到我們的房間。有20名人質呆在那裡。他用機關槍對著我，兩眼直逼著我，然後便轉身衝著門開槍，幾秒鐘後這名游擊隊員死在槍林彈雨之中。”
這次成功的行動隨後受到了幾名目擊者的譴責，他們聲稱至少3名甚至8名叛軍曾經投降，但在投降後卻被突擊隊立即處決的厄運。
據美國國防情報局稱，武裝分子羅利·羅哈斯被發現試圖與人質一起走出住所。1名突擊隊員發現了他，把他帶到房子的後面，一槍炸飛了羅哈斯的頭。美國國防情報局的電報說，突擊隊員的意圖是向羅哈斯的頭上發射一發子彈。由於這個錯誤，突擊隊員不得不把羅哈斯的屍體部分藏在卡託利尼的屍體下面。卡託利尼也在突襲中喪生。電報還說，另一名（女性）成員在襲擊後被處決。
上述這些表明，藤森故意命令實施屠殺政策。
行動結束後，軍事檢察官撤走了游擊隊的組織，總檢察長辦公室的代表不得進入。屍體未按法律要求送法醫研究所進行屍檢。相反，屍體被送到了警察醫院的太平間，解剖是在那裡進行的。屍檢報告一直保密到2001年。死者的近親不允許在場，以確認屍體和屍檢。
一天以後，他用—個精巧的紙板模型向新聞界介紹廠這次行動的詳情：死者家屬只得到了釘死了的棺材，12名反叛分子被當做“無名氏”秘密而又草草地掩埋在利馬各地的公墓裡。卡託利尼的遺體被安葬在利馬郊區的一個公墓裡，這座公墓位於維拉·瑪麗亞·德爾·特里溫福別墅。
卡託利尼的遺體被安葬在利馬郊區的一個公墓裡，位於維拉·瑪麗亞·德爾·特里溫福別墅
其中一名游擊隊員的母親伊莉吉亞·羅德·古茲·布斯塔曼特和副局長，要求總檢察長辦公室採取必要的步驟，來確定在救援過程中死亡的人，但總檢察長辦公室承認其對軍事司法系統中鑑定已故“圖帕克·阿馬魯”成員的管轄權。
日本大使館在被佔領到4月22日得到解放，維希特是這—期間唯一未被強制留下的人質。卡託利尼在扣留人質後第5天就想把他釋放，“可我是教區神甫，我不能丟下一同被關押的人不管”，神甫對卡託利尼說。他堅持了126天，直至秘魯軍隊特種部隊向大使官邸發起攻擊。
兩天以後，維希特又坐在他的利馬神學院裡吃早餐了。他已把在被扣期間留的滿臉大鬍子剃光。他不需要蓄鬚留念，回憶這段被關押時期的長長夢魘。他知道，這個被共同的遭遇偶然推到一起的一班人相聚一處的情形，將會同他終生相伴。
他每週兩次聽取懺悔，做一次禮拜。神甫說：“有些游擊隊員也參加禮拜。”在發起攻擊前不久，神甫過了他的65歲生日。紅十字會送來了蛋糕和汽水以表慶賀。人質是禁止喝酒的，他只能喝一點彌撒酒——儀式上使用的一種紅葡萄酒。
維希特說：“我們一般估計，要是採取暴力營救行動，會有一次大血洗，游擊隊員曾經多次威脅說，在每個扣押人質的房間裡都會點爆—顆手榴彈。”然而，除了折磨他的那些人，只有—個人質和兩名突擊隊員喪生，這位神甫至今還覺得不可思議。
在4月24日德國報紙《年輕的世界》的採訪中，“圖帕克·阿馬魯”發言人諾瑪·維拉斯科評估了突襲前的進展情況，稱“‘圖帕克·阿馬魯’部隊的目標不是謀殺大使館囚犯”，而是滿足他們釋放秘魯監獄中450名“圖帕克·阿馬魯”戰友的要求。維拉斯科說，“我們沒有幻想”藤森希望和平解決問題，“我們確實有一些希望，許多國家的國際輿論會加大對秘魯政府的壓力，迫使他們讓步。”她指出，鑑於該國的基本經濟條件，她說：“在很大一部分時間裡人口仍處於貧困、飢餓和缺乏適當的醫療保健的困境中，這些問題日益嚴重。在大使官邸的危機結束表明，藤森完全依靠軍事手段。”
總的來說，其他政府對軍事行動的看法是積極的。幾位安第斯總統（哥倫比亞的安德烈·帕斯特拉納、玻利維亞的岡薩洛·恩切斯·德·洛扎達和委內瑞拉的拉斐爾·卡爾德拉）支持阿爾貝託·藤森的決定。這是安第斯第9屆總統會議的公開聲明。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4月23日在墨西哥城，數十人聚集在秘魯大使館抗議。示威者在大樓裡扔紅色油漆和西紅柿，高喊“謀殺者藤森”和“拉丁美洲的哀悼”。
4月25日，秘魯駐智利聖地亞哥大使館發生抗議活動。防暴警察催淚瓦斯示威者，並將他們推到大使館外的地面。一些抗議者對電視臺記者說：“我們絕對拒絕這些殘忍的行為，這種行為不應該再發生。”
就在同一天，智利外交部宣佈：“智利政府已經對這場危機的結果表示滿意。誠然，我們必須為數個人生命的死亡感到遺憾，但同樣重要的是，承認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
4月28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評論了政府對軍隊的依賴，將藤森、蒙特西諾斯和武裝部隊領導人尼科爾·埃爾莫扎爾·羅斯描述為“秘魯的統治三駕馬車”。
還有傳言稱，2000年，秘魯軍事情報局長弗拉基米羅·列寧·伊利奇·蒙特西諾斯·託雷斯下令處決卡洛斯·吉斯蒂和唯一一名人質——弗朗西斯科·圖德拉，後者是藤森的政治對手，躲過了游擊隊，終究沒有躲過正規軍。
名噪一時而又臭名遠揚的蒙特西諾斯
根據一份國防情報機構的報告，藤森本人命令參與突襲的突擊隊“不讓‘圖帕克·阿馬魯’活著”。2002年，該案件由公訴人受理，但秘魯最高法院裁定，軍事法庭具有管轄權。一個軍事法庭後來赦免了他們（藤森及蒙特西諾斯）的罪行。
作為回應，2003年，“圖帕克·阿馬魯”運動家族成員向美洲人權委員會提起訴訟，指控秘魯侵犯人權，即“圖帕克·阿馬魯”運動分子被剝奪“生命權、司法擔保權和司法保護權”。美洲人權委員會接受了這個案件，但判決結果不詳。
2004年，秘魯閱兵式由“查文·德胡恩塔”行動士兵帶領，這是秘魯政府對行動的最終態度。
2013年，秘魯國防部和軍事人員發起了“查文·德胡恩塔”行動紀念活動。時任秘魯總統的阿蘭·加西亞·佩雷斯規定，每年4月22日，秘魯都應紀念“軍事勇敢日”，以紀念在世界人質危機中被認為是最成功的軍事救援行動之一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動。
秘魯總統的阿蘭·加西亞·佩雷斯
後來的奧蘭塔·莫伊斯·烏馬拉·塔索政府，也向參加成功行動的士兵表示敬意。
奧蘭塔·烏馬拉總統
2017年4月19日，秘魯總統佩德羅·巴波羅·庫欽斯基根據國會第031-2017-DE號最高決議，將“阿亞庫巧大十字勳章”授予了“查文·德胡恩塔”軍事指揮部旗下。
總統佩德羅·巴波羅·庫欽斯基
2017年4月21日，秘魯國會頒佈了30554號法律，宣佈“查文·德胡恩塔”突擊隊為“民主英雄”——由於“查文·德胡恩塔”行動的巨大成功，特種部隊因此由行動命名了。
秘魯國防部和軍事人員紀念2013年的行動
【關聯性】
“查文·德胡恩塔”行動屬於特種行動，具有反恐、人質解救等多重行動屬性，自身沒有行動序列。
在“歷史脈動”先前發佈的資料中，此類解救大使館人質的行動還有一個，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那是美國人解救伊朗大使館人質的行動。雖然美國特種部隊被吹噓得神乎其神，但本行動證明：小國、弱國，特種部隊並不弱。
英國也有一個類似行動——“獵人”行動，不過是進入伊朗駐英國大使館，拯救被伊朗反政府組織扣押的伊朗使館人員，也是一次極為精彩的行動。“歷史脈動”將在後續陸續推出，敬請對此感興趣的及時關注本頭條號。
營救人質，是特種部隊的拳頭項目
【影響】
“查文·德胡恩塔”行動，14名激進分子全部被擊斃，2名突擊隊員——胡安·巴雷爾·桑多瓦爾中校、勞爾·吉姆內茲·查韋斯中尉在行動中以身殉職。
72名人質中，除秘魯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洛斯·朱斯蒂·阿戈尼亞左腰部中彈引起心臟病突發，被擔架抬出，送往醫院接受手術後因突發心肌梗塞去世。其餘人質安然獲救。
人質安然獲救
藤森的國內聲望陡漲，國際上也是褒大於貶。14名激進分子的家屬卻大罵藤森是屠夫，秘魯國內反對派更是推波助瀾，指責藤森沒有信守和平解決的諾言。
雖然藤森的超級明星形象掩蓋了秘魯當前所有的問題，但是安全問題專家警告說，這次救援行動成就還是很微小的。研究恐怖主義問題的專家卡洛斯·塔皮亞認為：“誰也不能肯定青年人不拿起武器，不走卡託利尼所走過的道路。”
反對黨的報紙《共和國報》抱怨說，突擊行動喪失了“使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逐步合法化”的機會，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進行會談，討論怎樣才能使剩下的游擊隊員放下武器。
作為被解救出的人質之一，神甫維特希的評價是：“我們並沒有因為採取這一行動而向和平更接近一步。”
這場軍事勝利被宣傳為政治勝利，並被用來支持他對武裝叛亂組織的強硬立場。他的支持率很快翻了一番，接近70%，他被譽為民族英雄，“你必須生活在當時的氣候中。這次行動非常成功，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秘魯人喜歡它”，歷史學家路易斯·喬卡莫維茨說，他是藤森傳記的作者。回想幾天後的突襲事件，著名詩人安東尼奧·西斯內羅斯說，突襲給了秘魯人“一點尊嚴”。沒人料到這種效率，這種速度。從軍事角度來說，這是第一世界的工作，而不是第三世界。
自然，藤森有理由出氣。人質危機的圓滿解決提高了他的聲望，雖然秘魯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但雄心勃勃的藤森顯然在尋求第三度登上總統寶座的機會，由執政黨控制的國會已經通過法案，重新解釋憲法，允許藤森爭取第二次連任，因為藤森第一次當選是在新憲法生效前，所以不應把其首次任期計算在內。藤森最終能否如願以償，還要取決於選舉委員會，但如果他當選了，卡託利尼無疑功不可沒，是他使藤森“反恐怖剋星”之稱號更加名副其實。這麼大的功勞沒有理由不為藤森爭取到幾張選票。因此，藤森似乎應該是這場危機的最大受益者。
藤森也因這次行動而獲得了個人榮譽。藤森在接受1997年12月17日版《科梅爾喬》的採訪時表示，在大使館官邸被扣押後不久，他就與朱利奧·薩拉扎和弗拉基米羅·蒙特西諾斯領導的國家情報局，以及陸軍指揮官尼科爾·德巴里將軍領導的武裝部隊，聯合司令尼科爾·埃爾莫扎爾·羅斯一起計劃了這次行動。
危機的間接受益者可能是世界各國的反恐怖組織。對他們來說，秘魯的成功無疑是一個光輝的範例。藉助於秘魯的經驗，他們可能打贏反恐怖主義這場跨世紀的戰爭。
【評論】
在“歷史脈動”已經發布的資料中，“查文·德胡恩塔”行動是第一個源自秘魯的軍事行動，也是一個可以彪炳史冊的成功行動，還是西半球歷史上最長的人質事件。
國際反恐怖組織高度評價了“查文·德胡恩塔”行動，稱此次解救人質的突擊行動為“反恐怖突擊行動的傑作”。
憑藉武力營救人質的行動的確不罕見，但被評價為“幾近完美、沒有缺憾”的行動卻少之又少。不過，“查文·德胡恩塔”突襲行動確實獲得了《紐約時報》的如此最高評價。成功營救後兩天，美國反恐專家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秘魯軍隊營救72名人質的大膽行動得以成功，是因為他們從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人質事件中吸取了教訓，同時採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創新的做法，其中包括利用在大使官邸下挖的地道網，這就是創造性地將地道戰應用於反人質劫持上。
一些專家說，秘魯此番營救行動，完全可以與以色列1976年從烏干達恩德培被劫持的飛機中救出105名人質的行動以及當年西德1977年從索馬里摩加迪沙的一架班機中救出86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行動（ ）相提並論。
美國前國務院反恐怖活動領導人的保羅·布雷默說：“我認為這次行動非常了不起——堪稱樣板。我認為這裡的經驗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拖延談判時間是有利的，它使激進分子心煩，希望有一條出路。但是最終你必須準備使用武力。
關於“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定性，“歷史脈動”並不認同隨意扣“恐怖主義”的帽子，游擊隊不等於恐怖組織，游擊隊員更不等同於恐怖分子，他們的追求與行為方式更與恐怖主義無關。
“查文·德胡恩塔”行動表明：政府的領導人在與激進分子打交道時需要耐心，不管要求迅速採取行動的壓力有多大，即使泰山壓頂也須記取：誰拖到最後，誰就能笑得最好。
“查文·德胡恩塔”文物
【代號說明】
“查文·德胡恩塔”，在中國的傳播媒介中一般譯作“查文·德萬塔爾”，是指同一個事物。
“查文·德胡恩塔”這個陌生的外文，實際很有來歷，它是秘魯印第安人創立的印加帝國之前著名文化時代的名字，“查文文化”是前哥倫布時期秘魯高度發展的文化，其典型的“查文·德胡恩塔”遺址位於秘魯中部高地，由一組庭院和神廟組成。它的一大特點是，建築物下挖有縱橫交錯的地下隧道。“查文·德胡恩塔”也因此聞名於世。
“查文·德胡恩塔”遺址
這是此次行動的代號，是從秘魯人的先祖那裡借用來的。安第斯山脈的查文文化是以其精巧的地道系統和不怕犧牲的精神著稱的。
“查文·德胡恩塔”遺址
“查文·德胡恩塔”這個行動，是由特種警察部隊的司令安東尼奧·克汀將軍負責的。但是，行動的最高領導卻是藤森總統，藤森自始至終參與了行動計劃的制訂。
為使入侵成為可能，大使官邸下的隧道將從鄰近的建築物中挖掘出來，因此選擇了“查文·德胡恩塔”這個名字。據說，藤森總統自己想出了這個名字。取這個名字除了出於保密的因素外，還因它與“圖帕克·阿馬魯”一樣，帶有印加文明的神秘氣息，因而安東尼奧·克汀將軍認為它也許能成為剋制後者、出奇制勝的法寶。
“查文·德胡恩塔”石碑
也許真有神靈保佑吧，一開始藤森對這項行動並未寄予厚望，只是作為“和平解決”的輔助手段，在不得己採取武力解救時才採取的應急措施。但隨著拖延戰術贏得寶貴的126天，“查文·德胡恩塔”行動也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並一天天地完善起來。
能用這樣一個古文明的名字作為代號，藤森對秘魯的文化缺失瞭解深厚
有說，日本大使官邸恰好座落在這一文化遺址上，但是……“歷史脈動”無法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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