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说了算。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一辆自行车100多，一块普通手表几十元……那时看似物价低廉，但均需凭票购买，衣食住行离不开布票、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定价机制弊端日益突出，商品的价格不仅无法反映市场真实的供需状况，甚至严重制约了经济活力。全社会无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均长期受困于短缺现象，所需的商品经常难以买到。价格体系本是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晴雨表”、“调节器”，那时却完全失去了作用，改革迫在眉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此后数十年，从一针一线都要国家定价，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最大限度地由市场决定，我国价格体系如何一步步从“计划”走向“市场”？其间经历了哪些惊涛骇浪？继续深化价格改革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价格改革为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为您深度解读。嘉宾简介
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长期在政府部门参与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他见证了几十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决策过程。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的生产、商品的价格都是由计划制定，由政府制定。根据统计计算，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一年，我们92%的农产品的价格，100%的生产资料价格以及97%的日用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定价。中央一级的政府定价目录有多少呢？1336项，大到重工业产品、煤电油气运，小到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举个极端的例子，一盒火柴的价格也是由政府制定。政府来决定一切商品的价格能不能做得到呢？现在看来是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我今天想讲一讲中国价格改革的有关历史进程和主要的经验。
一、为什么要推进价格改革？
改革价格体系、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是一切市场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旧体制转换的带有根本性的、关键性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和一个重要的标志。过去专家认为，可以通过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一个全部的计划来模拟和确定商品的价格。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导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价格出现了很多弊端：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由政府来定价，商品价格不太考虑到整个社会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很多价格跟不上市场的变化，跟不上人们收入的变化。这样也导致商品的价格远远地背离价值，违背了价值规律。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市地铁。北京的第一条地铁线是1971年面向公众开通的，当时政府定价一毛钱。一毛钱的票价现在看起来很低，但是当时在整个城市的公交系统中那还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汽车票价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一直到八分。但是这个地铁票价它稳了几年以后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补贴，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了。但是过了多长时间才能调第二次呢？一直到1987年，我们的环线就是二号线通车以后，这才决定调一毛钱，变成一张票价两毛钱。即使调了一毛钱，北京市物价局有没有这个权力呢？没有，北京市政府也没有。最后还跑到国务院，要中央决定北京地铁票调一毛钱。
第二个问题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决策者的考虑，价格应该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它可以用来作为经济调控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国家的战略发生了错误，那就导致整个价格政策也出现极大的问题和失误，最典型的就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这些经济体都有一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发展重工业它的资金从哪儿来呢？只好农业来做贡献。所以农民当时出售农产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低于实际价值，而他购买工业产品的时候呢，那个价格是远远高于价值的，这个就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来历。所以中国的农民在过去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中，按照统计每人每年的收入只增加两元钱。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经济能拿到的收入每年不超过60元。就是这种价格体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么一种体制下最后导致了我们的计划经济就成为了短缺经济，成为了票证经济。从1953年开始，全国有的省就开始发布票，然后很快全国普及。从1955年开始，粮食搞统购统销，然后就发粮票，最后发展到我们衣、食、住、行，全部都要靠票证，就成为了票证经济。买一个灯泡也要票，买一块肥皂也要票。布票虽然是一个大类，但是分了几十种，最小的规格可以半寸。当时买个帽子，或者买双袜子、买双手套都要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须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不改革死路一条，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价格改革首当其冲。
1988年3月，上海一家火柴厂在短短三天内，一下子卖出4000万盒火柴，正常情况下这基本相当于它几个月的产量，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近一亿盒火柴一销而光。同时，江苏省南京市的一户居民一下子买了400多盒火柴放在家里，没想到被小孩当成玩具点燃而酿成了火灾。小小的火柴为什么会脱销？400盒火柴，够一个普通居民家庭用好几年了。一个家庭一下子买400盒火柴做什么用？那时，从柴米油盐到家用电器，为何抢购、囤积风潮会突然席卷全国？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了五毛钱的补助，国务院为何会专门开会讨论？价格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激流险滩？又是怎样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
二、价格改革闯过了哪些激流险滩？
1、从“五毛钱补助”到“最惊险一幕”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整整十四年的时间。这十四年是中国改革起步探索的阶段。
1979年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从1979年的夏季开始，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在这征购计划之外，超购的这部分的粮食价格提高50%，在征购任务以内的提高20%，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收购的价格提高了以后，对于生猪、蛋禽这样的一些农副产品的价格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成本增加了。没有办法，1979年时又考虑，要对生猪、蛋禽等八类农副产品的价格也要提高20%，提高的时候就涉及到对城市的职工要做一些补贴的问题。这里头穿插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情节，因为要把农副产品价格的调整和职工的收入补贴结合起来，在1979年7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提的方案是，每个职工一个月补5元钱，一年就是60元。全国当时有多少职工呢？全国的职工加上现役军人有一个亿，那就是每年财政要拿出60个亿来做这个补贴。但是会上讨论的时候，财政部的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根据我们测算，现在每年猪肉、蛋禽价格提高，总额只有55亿，如果按照60亿来补，国家多拿钱了。所以会上临时动议，说是不是把5元钱降到4.5元？就为了五毛钱，国务院的会议上就进行了讨论。后来还是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站起来，他讲：可能4.5元还是5元钱，差五毛钱，对于我们在座参加会议的人，大家都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但是你要看看小周（他是一个打字员，坐在旁边）。你问问小周，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多块钱，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五毛钱对他就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共和国，不能为这五毛钱在这儿争来争去了。后来主持会的领导说，好，那就按照5元钱的计划给大家发补贴，散会。
可以看出，当时对价格的调整还是慎之又慎，充分地讨论和征求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从1982年开始，又放开了一些小商品的价格，1982年放开了200种，1983年放开了310种，两年累计放开了510种的小商品价格。小商品放开会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呢？当时物价部门也专门去做了跟踪。
有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煤油灯。因为大家知道，当时中国农村50%的家庭还没有用电，用的是煤油灯。但是煤油灯当时的产品价格都是国家制定的。玻璃灯罩是个易碎品，原来打坏了以后就配不上了，当时一个灯罩定价只有一毛钱，但是配不上。后来价格放开以后，生产厂家有了积极性，很快地满足了市场供应。价格当时调了多少呢？市场价格1毛5分钱，只增加了5分钱。调查者就去问一个买灯罩的老太太，说这灯罩提了5分钱，你有没有意见呢？老太太说，我有什么意见呢？过去我卖鸡蛋，到供销社换钱来买灯罩还买不着。当时一个鸡蛋只有3分钱，三个鸡蛋9分钱还不够买一个灯罩。现在一个鸡蛋涨到5分钱，三个鸡蛋1毛5分钱正好买一个灯罩。
大家后来发现，原来市场对于价格的结构、价格的水平，它有先天的优势，它可以高效率地来确定这个商品的价格和一些比价关系。这样大家就放心了。所以到了1984年，又一次把所有的小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了，同时把布票就取消了，这也是很大的进步。
到了1985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进一步地对粮食的征购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取消了粮食统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的价格按照“倒三七”来核定。所谓“倒三七”就是原来征购计划内的价格占30%，征购外超购加价的部分占70%。这样农民在价格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和刺激。所以应该讲从1979年到1985年这一段时间价格改革总体是平稳的。
但是等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应对价格双轨制的挑战和价格闯关遭遇了重大挫折的这样一个惊涛骇浪的过程。这就说到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个别的试点企业，比如首钢，给它制定政策的时候，允许它超产的这部分产品价格浮动1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的政策。后来到了1984年，这个政策通过一个“企业扩权十条”的文件，普及到所有的工业企业。就是所有的工业企业，不论是不是做改革的试点，生产的计划内商品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但是超产的产品都可以提高20%的浮动价，这样慢慢出现了一个市场价。
到了1985年1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发现还不够，进一步又发了文件，取消对于超产部分的价格20%的限制，价格放开形成市场价。所以从1985年就真正出现了双轨并行这样的一个局面。应该讲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对于当时进一步地提高生产企业的积极性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很快它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就是既有市场的信号，又有计划内的信号，这个信号是扭曲的、错乱的。同时因为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差距较大，比如钢材计划内的693元一吨，计划外的1022元一吨，差了几百元，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倒爷”。有的人从国家手里拿到了一些重要产品的指标，他甚至都不用碰一碰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转手倒卖，就可以获得暴利，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不满。
1988年8月份在北戴河会议上，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了这样一个文件，就是今后五年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总体设计得还是很好的，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今后在价格方面，除了少数重要的商品价格继续由国家控制，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多数的产品价格放开，交由市场调节，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目标。8月18日晚上通过电台、电视向全国发布。
但是这有一个大背景，就是1988年的时候，经济过热，当年的物价通货膨胀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八，上半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八这样的高水平。而且因为副食品价格，特别是烟酒产品的价格刚刚在五月份进一步地放开，群众对于通胀的预期比较强烈。所以18号这个通告一发布，第二天就出现了抢购的风潮。因为老百姓脑子里就这个概念，一说价格要放开，那就是要涨价。因为前不久茅台酒刚刚放开价格，原来20多元一瓶马上涨到了200元；烟草的价格放开，原来红塔山一盒一元钱，放开以后马上就变成十几元钱。所以群众到街上去进行大规模的抢购。而且当时银行存款利率只有7.2%，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银行的存款利率，就出现了银行的挤兑，这个问题比抢购带来的后果更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就一边做调研，一边研究对策。到了8月30日，政治局开会决定稳定物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把价格改革这个方案暂时地搁置。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当时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和挫折。
到目前为止来看，这个是中国价格改革，也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惊险的一幕。
2、从“重大挫折”到“历史性跨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的十四大一直延续到2012年的十八大，这段时间从整体改革来讲，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探索、进行不断完善、最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期间的价格改革，从1992年开始，我们总结了1988年价格闯关受到重大挫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吸取了俄罗斯1992年搞休克疗法带来的恶性通胀的教训，最后决定，价格这一关还是必须要过的。但是是在宏观调控的情况下，稳住货币，放开价格，采取的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加快并轨”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1993年我们放开了钢材的价格和使用钢材的机械产品的价格，这就是很勇敢的一大步。同时，1993年我们还彻底地取消了粮食的征购收购这样的一些过去老的制度，放开了粮价，所以实行了38年的粮票，从1993年彻底取消。1994年进一步放开了煤价。1995年又进一步放开了除油、电之外的所有的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应该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我们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向市场价格单轨并轨的过程，这是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到了1998年，在整个生产资料销售的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已经只有19%，市场定价的已经到了81%了；日用消费品的定价，国家定价的只有7%，市场定价的已经占到了93%。所以应该讲，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价格，已经基本实现了由政府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向由市场形成价格的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3、从“市场形成”到“市场决定”
价格改革第三个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从总体改革，就是“五位一体”综合协调全面推进改革的这样一个阶段。从价格方面，我们也进入了一个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由市场决定价格的这样一个阶段。过去我们讲是市场形成价格，现在我们讲是市场决定价格。因为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个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对于中央一级定价的项目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压缩了80%。改革初期当时是1336项，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只有八十几项，在八十几项基础上继续压缩了80%，现在只有十几项定价的项目还由中央一级政府来管理。地方政府定价项目原来还有将近一百项，这一次按照中央的要求压缩了65%，还剩了30项左右。同时我们还制定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比如说对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半市场化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同时，对于重要的一些产品的价格，比如说食盐、烟叶、军工产品、航煤、液化气，还有竞争环节的电量、电价，还有两千多种药品的价格，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地放开。对保留的极少数政府定价的项目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原则，而且对于它的成本进行了非常严格的一个监审的过程。
我们过去一直讲，价格改革就是涨价。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客观地辩证地来作一些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了 9.5%，同期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5%。但是价格水平年均增长4.86%，应该讲，职工的收入是大大地跑过了物价上涨的水平。而且对于职工平时消费的商品，按照结构来看，实际上是有升有降，一些日用的食品消费品价格是有不同的变化。我这儿有一个表，柴、米、油、盐的价格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最高也不过提高了10倍左右。但是我们职工的收入，从1978年的时候人均可支配收入171元上升到今天的26000元。过去我们觉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买一台38英寸的彩电，可能花一个职工几年的工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买一台50英寸的一个平板彩电，一般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来。这都是很大的变化。而且由于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收入用于食品部分的比重也大大下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当时是60%以上，到了今天已经下降到29%，这是很大的变化。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40年的价格改革经过艰辛探索、大胆实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开创性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较为平稳地完成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成功实现了商品和服务价格从97%由政府定价到97%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历史性转变。这其中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有哪些？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价格改革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2018年6月，气价改革啃下了最硬“骨头”――居民、非居民天然气价格并轨。那下一步还要完善哪些领域的价格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价格该如何推进？
三、新时代推进价格改革还有哪些主要任务？
价格改革是整个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涉及到了我们资源配置的方式。如果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那价格改革就必须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向、市场决定价格这样的方向去推进。
我们也经过了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探索。我记得很清楚，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社会主义搞的就是计划经济，生产的计划、产品的价格这些政府都得管，政府不管，那怎么叫社会主义？政府的意义怎么能够体现呢？实际上我们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方式，它并不决定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这里边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993年，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高层论坛，请了一些国外政要来。当时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北京来，她是牛津大学毕业的，我当时刚刚从牛津回来不久，所以我陪她走了一路，一边开会一边参观。但是她就始终对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有疑问，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搞市场经济呢？所以见了领导人就问。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最后讲，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中国人吃饭过去是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叉，现在我们右边放筷子，左边放刀叉。吃面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用筷子，吃牛排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用刀叉。什么有效率，什么有利于生产发展，我们就用哪一种工具，我们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工具来看待。这个问题后来撒切尔夫人就不再提了。我想我们所做的价格改革，实际上就是实践了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核心的问题，如果真正实现了市场决定价格，才能够真正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讲到，要加快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定价机制。政府凡是能够交给市场定价的部分都是要交给市场，政府的定价仅仅保留在网络型的垄断环节以及重要的公用事业和公益事业方面。十九大又专门提出，要加快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改革，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后价格改革进一步努力争取的一些方向。一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商品，不论是工业产品、能源产品、其它的商品，它的价格还要进一步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大家关心的像成品油、天然气，凡是这样的商品，它的价格市场化的程度还要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市场化水平也要提高，那就涉及到了人的工资、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这个市场化的要求，可能比前期我们搞的一般商品的价格的改革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还有一些新的难关在等待着我们。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完善国家对于整个价格水平、价格管理的监管制度，这也是考验我们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总体来讲，回顾过去这四十年，我们想起来一句话，就是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价格改革也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进一步地加快价格改革市场化的进程，为中国的改革作出我们的贡献。
閱讀更多 中國經濟大講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