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今日【山西省域】的視角切入中國古代歷史，那麼由臨汾、運城及其轄縣所構成的【晉南地區】便是所謂【山西通史】的總開端。提綱挈領地講，【晉南地區】不僅是與【山西省域】（山西高原）在歷史時期的第一經濟文化重心，也是【山西省域】在歷史時期的第一軍政重心，這一“顯耀”地位，主要存續於周秦漢唐宋之際的兩千多年間，在元明清之際的八百年間方才被時勢的變化所逐漸“削弱”。
首先，在古代主要以【河東】、【平陽】之名存在的【晉南地區】，是山西高原在歷史時期的第一經濟文化重心所在，無論是遠古時期的西侯度文化、陶寺文化與傳說中的堯舜禹之行跡，還是自晉國以降，河東、平陽兩郡（府）之地在經濟文化上長期處於東西兩京與塞外之間的地利優勢，造成了【河東平陽】之地成為山西高原在歷史時期的經濟文化第一重心地位，【太原盆地】對【晉南】在經濟文化地位上的超越，也是明清以降【晉商崛起】後相當晚近的事，何況，明代以鹽商發家的【晉商】，最早也是臨汾的亢家，【祁太平】的崛起，主要也是清朝的事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晉南】之名之所以在省內僅僅包括運城、臨汾兩地，而不包括晉東南兩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晉南】在歷史上的重心地位，導致了【晉南】是自古以來自太原往南走的主幹道。畢竟一邊是難走的太行山區，一邊是相對好走的汾河谷地，在古代交通條件下，運城臨汾地區對於民間交流與商貿往來而言是天然佔優的。所以，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晉南專區】，還是文化地理層面的【晉南】，往往都是指【山西西南部】，而非整個【山西南部】。
山西高原自秦漢時期太原郡、雁門郡、河東郡、上黨郡分區後就大致沒怎麼變過的域內分區
在政治軍事方面，【晉南】地區的軍政地位，也是與太原盆地、大同盆地、上黨高地不相上下的存在，甚至在遠古與上古時代發揮著山西高原第一重要的軍政地位。
如果說，大同盆地是中原政權北上經略塞外族群的橋頭堡、是塞外族群盤踞漠南以後的必備要地的話，那麼太原盆地便是中原政權北控大同盆地，進而控制整個山西高原連珠狀走廊的樞紐重鎮，也是塞外族群南下中原的必經之地。如果說，上黨高地是關東政權（定都黃淮海平原）的天然北部屏障，也是關西政權（秦晉）與塞外族群控制黃淮海的戰略高地，那麼由臨汾盆地、運城盆地構成的【晉南】地區便是關洛兩京
經轉樞紐與北上中繼。
以運城地區為主的河東地區（狹義河東），與古稱弘農的崤函通道以及黃河晉豫段的漕運共同構成了長安與洛陽兩大漢唐京都之城間的經轉要道。兩京之間既可以通過弘農郡所在的黃河南岸狹長通道，在函谷關於潼關之間經轉交流，也可以通過中條山與稷王山兩側的汾、涑河谷，渡過秦晉之間的黃河津渡，實現人員與物資的交流。
漢唐之際兩京之間的這種交流是以先秦時期夏、周、晉、秦四政權的交通網絡為雛形的，本來這張交通網只是諸夏之間（西伯聯盟）與秦晉之間的交通網絡。在上古之世先後體現為夏人、周人先祖遷徙與交流的要地，西周分封的重點地帶、晉國腹地內外交通的交通網以及秦魏戰爭、秦軍東進戰爭的必經之地。
西周分封在今日晉南地區的主要諸侯
春秋晉國腹地的交通網絡
隨著戰漢之際（戰國、秦、西漢），黃河流域關東與關西兩大經濟文化區域的成型，溝通秦、西漢政權核心關西區域中心（關中平原）與關東區域中心（中原地區），對於剛剛形成大一統局面的華夏來說，戰略價值極高。再加上，東漢、曹魏、西晉三朝的連續定都洛陽，以長安、洛陽兩京為重心的漢唐時期關洛核心，也便成型了。那麼，處於漢唐兩京之間，且擁有鹽運之利的河東郡，自然越發重要了起來。
另外，自西周分封晉霍諸邦以來，經運城盆地、北經臨汾盆地而北上的路線，也便成為周秦漢唐自關洛核心向“正北”開拓的“最短捷徑”。晉國率先完成了“北啟群狄”的任務，從而將整個山西高原囊括到了華夏文明的範圍之中，而後在漢帝國的北擊匈奴過程中，河東郡是兩京去往雁代諸郡的必經中轉，後勤物資的轉運、中央軍力的北上，無不需要通過河東以達雁代。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晉南河東之地是袁曹對峙的側翼、曹操進取關中的橋頭堡、漢國滅晉的策源地、兩趙對峙的交鋒地（前趙與後趙）、秦燕對峙的交鋒地（前秦與前燕）、秦魏對峙的交鋒地（後秦與北魏）、兩魏周齊對峙的交鋒地（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在將近四百年的亂世裡，晉南河東之地始終處於東西勢力對抗的前沿。
唐代折衝府（府兵制在唐代的基本組織）分佈圖
到了唐代，晉南河東之地先是作為府兵駐紮的高密度地區存在，成為唐前期兩京與龍興之地之間的三角中點，並且依然延續著秦漢時期的兩京經轉與北上經略的要地位置。唐中期以後，由於蒲津在上述形勢下的崛起，晉南河東之地以【河中】之名存在於唐朝中後期的歷史之中，並且治所在今日永濟市蒲州古城的【河中府】，還差點成為與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並稱的【中都】。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在北方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域，無外乎秦晉河洛之地，掌握鹽運之利的【河中府】，恰好處於這片區域的中位，自然在唐後期的歷史中活躍了起來。
隨著宋元之際長城南北華夏與塞外兩大軍政經文重心的雙雙東移，大運河一線的黃淮海江下游地區與大興安嶺遼河流域一線，分別取代了關洛核心與漠南河套，成為了長城內外的軍政經文重心所在。原本處於關洛核心與漠南河套之間的晉南河東之地，也便隨著整個山西高原一起，成為了北京城的側翼旁路，而非原先的正北中道，這才在戰略地位上不再那麼重要。
而且，也正是在元明之際，晉南地方才逐步歸屬於以太原為治所的“高級政區”（周振鶴先生之定義）之下，在此之前的晉南河東之地往往歸屬於兩京直轄的高級監察區或高級政區，如漢朝的司隸校尉部、魏晉北朝的司州，或者便是像唐朝河東道那樣，雖然大體上以整個山西高原為主，但治所卻不在幷州晉陽（今太原西南），而在蒲州河中（今永濟河中）。
北宋的【河東路】與【永興軍路】尚且還是平分今日的【晉南】之地，金朝的【河東南路】尚且還是以今日的【晉南】、【晉東南】為主、平陽府為治，元代則將整個山西高原併入中書省轄地，但冀寧路（約等於秦漢太原郡）、晉寧路（約等於金代河東南路）、大同路（約等於明代大同府）依然在省下一級分立。可以說，明代設置山西布政使司之時，方才是晉南地區正式以太原為省府的起點。山西布政使司在明清時期開始簡稱為【晉】，【晉南】之名也才逐步成型了起來。
以上便是【晉南】之地，在歷史地理視角下的基本定位。有趣的一點是，如今屬於【運城】的古稱【河東】，屬於【臨汾】的古稱【平陽】，分別在秦漢時期以【河東郡】之名、在明朝時期以【平陽府】之名，做過整個【晉南】之地的【統縣政區】，所以【河東】與【平陽】即可以說是【運城】【臨汾】兩地各自的曾用名，也可以說是整個晉南地區的曾用名。
閱讀更多 寒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