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下城鄉關係小說， 一般表現為下面的幾種模式：
第一，以進城衣民為摹寫對象， 描繪進城農民的生存境況；
第二，以鄉土文化的塑造為主題，以鄉土文化的淳樸、善良對抗城市的市 場化衝擊， 或者體現出作家的某種精神追求；
第三，以市場化背景下的農村為對象， 刻畫轉型期農村的變革以及農民的種種生存苦難、希望，帶有意識形態的滲透的意味。
但是， 閻連科並不屬於上述的種種，他始終在本能上嚮往城市的現代性，但理智上卻對城市採取排斥的姿態。
《最後一名女知青》在閻連科的創作中屬於由嚮往城市到拒斥城市的過渡性作品， 其價值指向在於“家” 意象所透現的鄉村溫情， 正是這種溫情完成了貧窮鄉村面對優越的城市的對峙。但是閻連科筆下的城市井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都市， 當中體現著閻連科對城市的道棒法庭的預設， 這實際上是這一批作家的集體無意識。
苦難是閻連科一貫的表現重心，在苦難中無路可走， 是閻連科的基本思維模式。在《最後一名女知青》中，我們一如既往地看到閻連科對鄉村苦難的呈現：
一方面， 權力永遠是至高無上的， 當權者可以肆無忌憚。鞣合著宗法制的鄉鎮政權可以為所欲為， 善良地愚昧，仗義地壓迫。公安機關可以不必偵查械鬥細節而只要求村裡交出兇手，村長也就很仗義地要求村民們自告奮勇 頂罪”，並承諾為頂罪者授予烈士般的稱號和待遇。村長的弟弟因為村長的關係可以自然而然地當上醫生，並且可以肆意摧殘黃黃的生命以求一飽口福。就算是在城市中， 姻親、 裙帶關係和權力的結合可以令唐豹一飛沖天，可以令李婭梅徹底打消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權益的念頭。
另一方面是無妄之災。災難總是突如其來，而且總要不應該承擔的人去承受，極端的表現是死亡反覆出現。作品中 共出現了六次的死亡， 這六次的死亡可以視為作品的情節單元，並通過這種情節單元的排列形成作品的結構線索：狐狸自殺了；兩村械鬥，有村民被打死了；強強死了；母親死了；山虎的新婚妻子自殺了；李婭梅剛出生的孩子死了。還有動物的死亡，再加上第五部“寓意罪孽＂ 中大量的陰間的描寫，死亡意識瀰漫著人的生存空間， 死亡的描寫充滿著張力和暗示的意義 在李婭梅和張天元這一對矛盾構成的進城—留守鄉土的不同選擇中，每一次的死亡事件都打破現有的平衡，促使原有的選擇作出相反的改變。
因此，苦難總是呈現著兩個方面的壓迫：
一方面是鄉村人為的宗法制為核心的體制以及城市中裙帶關係造成的權力壓迫，另一方面是生存環境的惡劣和命運的不測。兩個方面互相扯動， 鄉村的人就家不成家，不是欠債累累就是為了丁點財產互相爭鬥，最終還是努力向城市進軍；而城市中的人又往往在生存的殘酷爭鬥中以鄉村為精神家園並最終迴歸鄉村。於是， 不管生活在城市還是生活在鄉村， 出路總是不存在的， 苦難總是和命運相伴相隨的。
閻連科的底層書寫是一種苦難的書寫，苦難來自於鄉村的貧窮落後。作為農民之子，他始終以“零距離”的姿態聚焦於鄉村的底層，井因此獲得一種切膚之痛。但問題顯然不止於 此，異想天開、大發橫財的《受活》透現的是城市 的冷漠、獵奇與人格的喪失，同樣落後的《堅硬如水》呈現的是愚昧與瘋狂，變得富裕的《丁莊夢》體現的是人性的畸變。 因此，閻連科的疼痛始終關注的是鄉土底層人們的出路問題，而鄉土底層人們的出路，無可逃避地面對的參照和前進的方向，就是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城市。
換言之，如何對待城市，或者更具體地說，如何獲得城市的富裕和特權而又不喪失鄉土社會的純樸以及一切傳統美德，才是閻連科的撕心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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