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劉暢(上):《搭車去柏林》爆紅時我還在熬夜剪片

去年,中國電影導演中心在成都舉辦了一期的“

影享電影藝術沙龍”,邀請了紀錄片導演劉暢來做客,不僅現場放映了由其執導的《音樂公路之旅》系列紀錄片,劉暢導演也在現場發表了精彩演講。以下為整理後的上部分演講內容(版權歸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轉載請聯繫作者。點擊此處可查看完整版演講視頻: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UyNTc5NDgxMg==.html?spm=a2hzp.8253869.0.0):

導演劉暢(上):《搭車去柏林》爆紅時我還在熬夜剪片

今天特別有幸啊,能夠在這裡放映這套片子。

其實我自己看幾年前那個旅途上的故事,就覺得像我們拍這種題材,特別開心的一點就是,你可以把自己也放進去,做片子、旅行、人生的軌跡都在同一時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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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因為看到這麼多年輕的面孔來這裡,還能看到這個我當時覺得還是一個所謂紀錄片類型的一個耐心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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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來成都,因為以前都是在做旅行,做了很多旅行的紀錄片,有名一點的叫《搭車去柏林》《一路向南》。

做的這些紀錄片,也還受年輕群眾喜歡吧,經常還有些路邊搭車的,可能很多也是受我們這個紀錄片的影響。

我們當時覺得說,這個做紀錄片是一個特別快樂的事情,然後同時也是一個容易去訴苦、倒苦水的那麼一個事情。


因為《搭車去柏林》《一路向南》我是在臺前,我是在做導演的工作,那我也做了很多旅行的分享,但現在我終於可以做一些我專業方面的。

我做了20年導演,所以說,特別感謝中國電影導演中心,還有我們影享電影藝術沙龍,給我這個機會。

更重要的是感謝在座的觀眾,能夠到這來看看我這個心裡特別重視的一個片子,感謝大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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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導演這個職業,我覺得挺特別的,怎麼說?特別的豐富,這個豐富多彩啊,有這種非常像明星大腕的那種導演,也有我這種我戲稱自己是“泥水類型的導演”。

我昨天還在西雙版納那邊拍了一個貨車旅行的紀錄電影,我還在那拍景,路上跑10多個小時,半夜兩點鐘才能去找,那個路邊的像大黑店一樣的地方去住。

今天我就跑到這裡來,然後在燈光面前,還去講這些事情,講我們的專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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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拍攝旅行的紀錄片、音樂的紀錄片,哪怕是MV,哪怕是個商業的廣告,其實這整個的過程和旅行非常的相似,都是一種設定。

就是我們先設定,設定了我們要拍一個什麼樣的片子,就像出發去做一個什麼樣的旅行,我們拍片子也這樣。

我們在過程中也天天會碰壁,我們想象中那個畫面不能落到;我們把劇情放到一起的時候,你就覺得特別沮喪,特別的痛苦,甚至覺得說,到底這個片子能不能完成?到底有沒有可能是個好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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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攔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個問題,不是錢的問題,不是別的問題,實際上是一種像旅行一樣從出發到目的地,結束的時候你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的這麼一種問題。

每一個片子最後都是這樣出來的。所以我今天呢,主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電影和紀錄片裡的旅行和音樂。

也有很多朋友問我,那個《搭車去柏林》啊,《一路向南》啊,九年以前的事情,你這九年都幹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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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年時間實際上都是在跟音樂一起,在路上度過的,包括我們這個六集的音樂紀錄片,也就是《音樂公路之旅》。

這是一個我們用心去做出來的一種嶄新的形式,把旅行和音樂放在一起,有了這種和音樂就能更深入的表達,你在旅行中遇到的人物的一種互相之間的理解吧。

包括在看那個“傑克”灰雁,包括最後的馮滿天,包括這個他的妻子徐菁,包括每一個遇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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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旅行來講,都是如人生一般的縮影,遇到,離開;遇到,離開,最後產生了我們自己對這個本身、這個事件體驗的一個極為珍貴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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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音樂公路之旅》裡周朝的這個故事,為什麼要拍他?最早我們是在一個朋友的party上,看到了一個周朝的朋友,然後給我在手機上展示一個視頻。看到周朝一個人,包括後面給他拿琴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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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個人在廈門大學的後山上,兩個人在玩電吉他,插了一個特別破的音箱,那種街頭賣唱歌手那樣的音箱。

但他們彈出來的那個旋律,一看就是彈了一晚上,天都已經快亮了,然後那朦朦朧朧的黑鳥,還有學校深夜時彈吉他的和絃,簡直是太美了,太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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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意識到,音樂這個東西,它是可以與環境融合在一起。我們在酒吧,在唱片,在收音機,在手機上聽到的音樂,它只是音樂的本體,但它的外延是什麼?

它的外延就是我們說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音樂就是活的了。這個活的,就跟我以往對旅行片的認知是一致的,旅行片是活著的。

因為它通過豐富的元素,還有遇到的人,還有遇到的事情,這兩個方面碰撞在一起,就誕生了製作音樂旅行公路片的這個想法。但是這個片子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旅行就是人生的寫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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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出發的時候只是說,去野外的環境中,我要去錄音,我的琴聲要去跟山川、山水中的這些鳥鳴,這些環境、空氣產生共振,跟這些葉子、雨、風、霧的產生關係,包括沙塵、旁邊人的咳嗽、遠處的拖拉機。

這些聲音都能成為他真正活著的音樂的一部分,所以抱著這麼一個純粹的目的出發,最後周朝遇到我,變成這樣的一支片子。

後來周朝遇到我也說,劉暢兄弟,你這片子拍的太……怎麼說呢……就是說,有點太像瓊瑤的劇情了,太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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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就是這樣,我今天也在說,作為導演這一個職業,看待片子如何去創作的一個問題,也是紀錄片的問題。

這個片子看到了,成本也不高,但是確實非常有趣味。我們能看到,一個音樂人對自己的認知,他所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問題,其實在我這歲數看來,我們都遇到過。

但是處理方式,包括最後我們老馮的那個狀態,都是這麼回事。我喜歡呢,就是因為人對這種旅行的痴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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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旅行的這種痴迷,是因為我們可以在他這一個月的時間中看到,基本上他整個人生的這十年的軌跡。

因為旅行就是一個放大人物對象關係的這麼一個平臺,一種方式,放大這種關係,它就是人生的這種寫照。


03


電影和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也是這樣。我們去腦海中想,哦,我們要拍一個音樂的片子,我們要拍一個旅行的片子,能怎麼去展開?但是紀錄片呢,你這個劇本會非常困難,因為你要遇到隨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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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們拍周朝的片子也是,我記得就是有一天晚上,正好是發生在故事裡面的那個我們拍到的徐菁,他的妻子在這個廣州最終離去,已經真的是徹底拜拜了。

這種情況下,那個攝影師和那個錄音師跑到我屋裡來找我,就說:哎,導演,這個片子呢,好像是已經拍完了吧。

我說這個怎麼說拍完了。他說,因為你看這個劇情多好,你看這個夫妻兩口子都散了,原來那麼崇拜的一個老公的人啊,後來妻離子散,而且特別仇視的,特別藐視的那種,咱們生活中也會遇到這個問題,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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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妻子徐菁帶著孩子深夜離開


開始的時候,大家認為,你是一個有想法的年輕人,最後變成這個被生活所迫的這種中年人。這種故事也有一種內心的共鳴,而且完全拆穿了,對吧,還拍什麼拍。

我說沒有,我說後面還有福滿天老馮呢,人家不好說這件事。人跟人兩個個體的這種不同,站問題角度的不同,會造成你意料之外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做紀錄片也好,做電影也好,我們的出發點、我們的劇本、我們的設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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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過程中,漸漸的,我們就成為了一個觀察者。我們在觀察你做什麼,跟著你做什麼我們就拍什麼,但慢慢的,在過程中的角度會有些變化。

慢慢這個角度就變成了我們每個人身上的角度,我們身上的角度是這支紀錄片,或者電影也好,都帶了一個特別強烈的表達願望,對吧。

雖然這個事情全都是跟拍,但是漸漸地角度的變化,造成了最後這個片子的完整性。就看到最後,老婆跟他的這個分歧和離開,又更讓人唏噓了,讓人去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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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真的是把一箇中年男人的這個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狀態,基本上從這麼一個簡單的旅行中就表達出來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有點跟我原來講的不太一樣啊,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看這個片子還是有這種強烈的感受,因為這個真的是發生在我們自己旅途上的事。

所以就是,旅行的紀錄片真的是一個讓我為之去動容和瘋狂的一個種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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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現在想,當有人問:你是拍什麼片子的導演?我呀,拍旅行片、音樂片這種。人家會覺得,你這個做了半天也白做啊,對不對,這些都沒人看啊,都不火啊,是吧。

這個沒有辦法,這個是一種註定在骨子裡邊的,就像周朝在車禍之後走這條音樂一樣,就算周朝把路走到頭了,但我還沒有把自己的這個創作,這些想法走到頭。


04


下面我們看一下,我特別喜歡的影片《摩托日記》中的一段。我特別喜歡這段的原因是,它這是紀錄片的拍法。

一模一樣的紀錄片拍法,就交代場景的這種關係,它就講一個切·格瓦拉是怎麼成為切·格瓦拉的故事。

它是一種紀錄片的敘事,基本都在鋪墊、鋪墊、鋪墊,積累、積累、積累,不做空間的大反轉,不玩劇本結構,不在結構空間上去搞,不說我先講什麼故事,再講什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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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五分鐘的高潮,就完整去看這個電影,就會覺得它有好多場景的運用,包括它的劇情都是積累、鋪墊。

包括這個摔車都摔了四五回,一直摔車,但實際上你並不覺得他們在重複。你包括像這種長鏡頭的使用,有別於這個蘇聯體系的長鏡頭運用,然後這個歐洲體系的長鏡頭運用,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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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這種劇情類的、調度類的,在整個鏡頭過程當中不能有這種松的點,沒有人表演,沒有人闡述。

而這樣的長鏡頭,全是在兩個紀錄片的觀察者的角度拍的,倆人摔跤了,狗出來了,中間再接文戲,倆人的矛盾,你說我、我說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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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看到這個片子,你可以看出我們做周朝那個片子的時候,這個老婆走了,他哥們沒來。就是他的人物環境一直會在旅行的過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這種糾葛,這種糾葛本身就是最好看的,對吧。

因為我經常會碰到,就是看我片子的人經常會問我們,怎麼去拍這個旅行的紀錄片啊,怎麼拍音樂的紀錄片啊,我們該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特別簡單,就是你看一看其他人的作品,然後你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角度,同時就是這個故事的根本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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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人心之所動?是什麼東西讓人把旅行再看下去?不是你去哪,在哪拍張照片,也不是說我拍得越長就越好。

後來有人再拍《搭車去拉薩》《搭車去意大利》《搭車去美洲》的,就是一大堆,但是我覺得拍得很可惜,就是他們沒有找到什麼呢,沒有找出影片的角度,你到底要跟別人講什麼。

說到這個講什麼,不管是《摩托日記》,包括像《岡仁波齊》,包括像《樂滿哈瓦那》,包括《搭車去柏林》《音樂公路之旅》這些,不是說他們好看,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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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特別想說的事,就是男性本身的定位是什麼?他這個本身的定位,其實並不是在人類基因形成的遠古時期。

我們還是現代智人的時候,還不是元謀人被我們智人幹掉的時候,幹掉以後我們男性的基因都固定下來了。

就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去狩獵,但是家裡的生產基本上,連那個農業社會的根基都是女性。男性除了搶地盤之外,互相之間去搶財富、搶女人、搶這個位置之外,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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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最重要的男性基因是探索,是去遠方,去找更多的更廣闊的獵場,去找更多的可能性,這是男人的基因所決定的。

或者也不能講是男性的基因,這其實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一種叫獵手的基因。

這種基因就是讓我們不管什麼歲數,看到一個特殊的地方,世界的一個角落,我們內心就產生了一種好奇,產生了一種共鳴,就我也要去那,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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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共鳴是來自於哪?是來自於我們的基因,對吧,包括你說年輕人遊山玩水,老人家遊山玩水,為什麼我們講出去旅行要去看?

真不是那句話說,我是在我待膩的地方到你待膩的地方。我覺得那個太簡單了。

對於男性來講都會覺得,哦,這東西就是我骨子裡面最喜歡的種種,我們就是要冒險,我們就是要去喪失生命,喪失時間,喪失掉對家庭的呵護和陪伴,我們要走到最後,走到最遠。

導演劉暢(上):《搭車去柏林》爆紅時我還在熬夜剪片


就是這種基因,我們要知道人到底還有什麼可能性,我們到底能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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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下更早的片子《搭車去柏林》吧,那時候片子播了以後,我們自己沒有什麼感受。後來旅遊衛視的人說你們這個片子已經火了,播放量上了都沒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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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個體來講有什麼感受呢?沒有,我們只有早上在加班,在做後期剪片子,熬夜。

早上五點鐘的時候坐地鐵迴天通苑,然後那時候就發現,天通苑那邊全是返程的,全是去城裡幹活的,去城裡上班的。

地鐵的月臺都站不下人,這邊就我一個,讓我覺得就是說,我們就是這麼苦逼的命運啊,苦逼的人在城市裡頭重複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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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還好,我就想起碼我們的生命長了嘛,你過了八年、十年、三十年再回頭看,那時候,這三十年之間我還出去走了幾回,甚至還做成片子,甚至還把自己的主觀意願和創作慾望都放到裡面去了。

這就發現,你的人生組合變了。你的人生組合不是吃飯那一塊,起碼你有很多重要的東西,藏在蛋糕內的東西,或者是主要藏在蛋糕裡面的東西,這就太可貴了、太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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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如果你喜歡旅行公路片、音樂片,是因為你對生命還有這種好奇,還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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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放一下《岡仁波齊》這麼一個片段。看過這個片子的應該知道,這是一個磕長頭的片子,這部電影我第一次特別抱歉,沒有去院線看啊,我就在一個海航的飛機上看的。

當時開始看的時候,覺得這個節奏真是夠慢的,而且拍兩個小時磕長頭,這個真悶啊。

但是看了片子以後,我覺得真不悶,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把對生命的好奇和敬意都拍進片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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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磕長頭,晚上在唸經,這就是一種音樂。什麼東西是電影的音樂?

《岡仁波齊》是電影類,也不說是片頭曲,也不是配樂,不是旋律,好萊塢一到高潮,男女主人公要接吻了,音樂烘一下。


或者咱們電影常用的手法,兩人見面要哭了,趕緊用一個音樂剪了,不是這麼用的,這樣的話音樂就不對了。

音樂是這樣的,它是一個情境中發生的,它是自我發生的這種東西。

包括像《岡仁波齊》這場景裡用了很多段這個,整體節奏可以說是一直在磕頭,然後紮營,然後唸經,磕頭、紮營、唸經,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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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拍出來,我看到這個片子,聽到這個片子,我腦海裡就是這種節奏性的東西。這個東西很難啊,這個題材非常難。

講到這個題材為什麼難?因為它太平實了,而且很多人都去了,大家都去藏區,磕長頭誰沒見過,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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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基本上都被什麼宣傳片呀、MV呀,裡面天天在磕長頭,你看到都是什麼老媽媽磕長頭,誰怎麼去崇敬一個事情,怎麼怎麼樣,全被符號化了。

這符號化可就完蛋了,這是做我們文化這行最大的敵人。

就是已經被符號化的東西,你如何再把它給提煉出來?你如何再把它做成你自己的角度,在最後如何從觀察者變成一個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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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把自己的角度變成你的創作內容,把它再拽出去,然後把它再釋放給觀眾?這是一個超級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說的幾個片子,都很好的去解決了這個問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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