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吴君如出生在香港西区的石塘咀 图/wikimedia
“那个时候她穷的没有鞋穿，自己光脚从广东乡下跑路逃来香港，”吴君如最近才从母亲口中听说当时逃难的经历，她的母亲曾加入了 50 年代大陆的移民潮。
1950 年起中国发起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数百万人卷入其中。吴君如的母亲在这场混乱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某次回家后吴君如的外公便再也不见踪影。1952 年，吴君如的外婆和母亲赤脚从广东中山走了数天时间才到了香港。从 1952 年起的三年里，香港的人口迁移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3% 左右，每年都有 18 万大陆移民进入香港。
最终她们在香港西区的石塘咀落脚，外婆平日里通过给人烧饭当保姆，得以在这座城市安顿下来。
1965 年吴君如在石塘咀出生，这里曾在 20 世纪初被称为“塘西风月”，仍保留着红灯区的特色，是抽大烟、妓女、算命等的集中地。她和父母、外婆以及两个弟弟，六人挤住在这里 50 平米的“唐楼”里，这是香港在 19 世纪中期到 1960 年代流行的无电梯分租式公寓楼。
几步路之外，就是香港第一间也是当时最大的粤语戏院“太平戏院”，戏院晚上演戏，白天放黑白电影，这里也是吴君如第一次接触到电影的地方，承载了她童年的大部分回忆。
吴君如的父亲艺名夏春秋，是香港《六合彩》（彩票）节目的主持人，在香港颇有名气，母亲是地产商的秘书。吴君如 12 岁那年，全家搬到了被香港人视为奢华的半山，位于北角，能一眼望到维港的景色，“我就从一个很草根的区搬到了半山区”，吴君如说。房子也从 50 平米扩大到了 80 平米，两间卧室一间父母住，另一间中间隔一张板子，各放一张上下床，两个弟弟、君如和外婆分别住一边。
四年后，她进入无线电视训练班，毕业后就开始在无线（TVB）担任角色，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1989 年，24 岁的吴君如花 300 多万港币买了天后庙道一套 80 多平米的房，仅 3 年后，她又在三公里外的大坑道花 800 多万港币买了 200 平米的房子。
事业顺风顺水。
29 岁那年，失恋加上想转变自己总是丑角的形象，吴君如卖掉房子，并借钱投资了《四面夏娃》，这部文艺片并没有得到市场认可，这股 29 岁的“幼稚劲”让她“倾家荡产”。
她不得不租了一间 50 平米的房间，一切似乎又回到原点。但那时她已经 30 岁，香港只剩下她一个人。外婆去世后，两个弟弟到多伦多念书，父母也在香港回归前移民到了加拿大。
从她 1989 年买第一套房子到 1997 年，期间香港港督卫奕信提出玫瑰园计划（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发展计划），10 年间，香港地价上升了 20 倍。
当吴君如 800 多万卖掉房子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此后自己再也买不起香港的房了。现在她仍和陈可辛租住在浅水湾的三层别墅里。他们并不是买不起房，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住房其实是买不起的”。
吴君如和陈可辛在一起将近 20 年，有一个 11 岁的女儿，但两人至今未婚。1983 年陈可辛从美国回来后结识了吴君如，不久后就赶上了 1987 年香港大股灾，任职的公司一年后随即倒闭。他自己也曾经历过两波香港移民潮，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之后几年，不少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的卑诗省列治文甚至有“小香港”的称号。
陈可辛和吴君如 图/hmgcdn
吴君如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往往记不清楚各种细节，而陈可辛会纠正她提及的历史背景。就在陈可辛细数自己买房卖房的经历时，吴君如在一旁张着嘴，开始使用牙线。
她对过去的印象很模糊，更准确地说是她不愿意记起，因为每一次回想，“你会发觉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差不多一辈子了”， 当下她只想极力记住明天要做的事。
陈可辛刚好相反，他认为自己和吴君如最大的区别是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却是一个更乐观的人。他选择主动记住，即便是痛苦的记忆，他用理智去理解这些事物，所以当再回忆起时，“这些其实不会伤到我，因为我是把它们拿来研究的。”
但回忆会让吴君如恐惧。有人用数年时间愈合一处伤口，但吴君如能在数小时内迅速清除伤口，她尽量让自己只保留开心的部分。看起来这似乎挺乐观，但当回忆再次浮现时，她还是会感受到和当初一样的剧痛，痛苦并没有真的释怀，只是被强行压缩在一个黑匣子里，“我不会去研究，我觉得那就是伤痛。”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了和他们的对话：
吴 =吴君如，1965 年生人
陈 =陈可辛，1962 年生人
“很草根的石塘咀”
吴：我父母都是熬过来的，经历过很艰苦的岁月。我妈是广东中山人，那个时候她穷得没有鞋穿，自己光脚从广东乡下跑路逃来香港， 她最近才告诉我她那时候很悲惨。她爸在那个年代是当官的，富二代，平日里吸鸦片，她常说：“做官三代都不好，因为中间肯定会遭遇不幸。” 有一天她回家后，发现父亲已经吸毒跑了，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外婆就带她来了香港，在香港帮人家当保姆，洗衣服、煮饭。
我爸的父母在船上工作，一年他也见不到爸妈两次。他对爸爸的感觉就是爸爸每次回家都不想讲话，因为很辛苦。所以我明白那种年代经历过不一样的背景，才走到今天，所以价值观也会不一样。
有时候我说你们现在自己也能赚，不要这么小心眼，不要这么省，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计算太多，但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我也已经没有常跟他们提，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不需要再改变了。
我小时候出生在香港一个类似 CBD 区域旁边的小区，有部电影叫《胭脂扣》，是张国荣和梅艳芳拍的，电影里有一个区叫石塘咀，我就住在那里，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石塘咀是香港最老的老区，因为接近码头，是最接地气的。你知道城市的发展都是从码头开始的，或者是铁路。这里就是码头，有很多苦力、工人，不同地方来的船一下货，很多人就去喝酒，抽大烟，是一个喝花酒的、算命的、妓女的集中地，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夜店，是一个很复杂的区，很草根。
我出生就住在唐楼，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非常旧的香港的房子，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化的房子，一梯有很多户，其实不高级，就 50 平米，我们一家六口，我外婆，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两个弟弟挤在这里。因为没有管理员，晚上回家还是很担心，我妈晚上加班晚一点回来，我爸就要去接她，我上下课我外婆也会带，就是不允许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那种小区，品流复杂。因为我学校离我家近，家里人比较保护小孩，我去上学就坐保姆车，楼下有一个保姆车送我到小学，保姆车在这个区里面接小孩，有时候是大的校车，有时候是普通的一台车 。我们小时候地铁还没通地铁（香港 1979 年才通地铁），根本没有交通工具，都是打的或者坐巴士。
吴君如和家人在唐楼里住了 12 年
石塘咀那个小区其实非常方便，一楼就可以买面包，还有文具店，以前我们没有超市，每个小店都是卖米的卖米，卖油的卖油，米和油是杂货店，还有百货公司，很集中。小时候隔壁有个戏院叫太平戏院，离我家很近，有时候演广东粤剧的大佬，就类似梅兰芳那种很大名气的名角、大佬馆会来表演，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懂。
晚上这些名角来表演，白天戏院就放电影，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就是在这个戏院。那时候觉得去看电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看电影是那时候唯一的娱乐，我就觉得，哇，好兴奋啊！我记得那时候最爱放 60 年代、70 年代的黑白电影，我们广东有一些非常有名的粤语片明星。
太平戏院是香港第一间戏院 图/sina
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有电视节目，我们的电视就放一些外国、美国引进来的黑白电影，还有现在说的美剧，但那时候没那么方便，只有电视台能播，现在你们在网上随意就能看。那个时候每年有一个大的事情就是选美，选香港小姐，我们就好期待在电视机旁边看综艺节目，但是现在综艺太多了，在我们的年代，期待一个电视节目，期待一部电影是会期待很久的，而且是会全家一起去看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去看一个明星，你们可能不知道了，郑少秋，汪明荃，哇！郑少秋演的《楚留香传奇》，我们好期待，每一天就等 8 点去看，一家人期待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 12 年的童年，看电影的那种生活。
我爸是演艺圈的
小时候我爸妈都很忙，我妈妈是一个中环的大老板/地产商.......的秘书。那时候那种商人有很多生意，我们以前流行说 “trading”，出入口贸易，他们就是做中介，比如把日本产品运到香港。
我爸是演艺圈的，跑通告，做主持人，我爸反应很快，他讲话没有废话，每一句都是一针见血，说到重点。有时候他出去唱歌、登台，我偶尔也会去。我就觉得还好，并不是很向往，我 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要演戏，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我记得有一次看他在台上演戏，被人家骂和打，我回来就很生气，跟我妈说为什么爸爸被人打和骂，其实就是一个角色扮演。但小时候不懂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小孩对演戏完全没有概念，我女儿现在有次看到电视里我被周星驰打，也看哭过。
我跟爸爸妈妈没有聊过演戏，平常我跟我两个弟弟说话最多，一个和我差 1 岁半，一个差五岁。我爸在香港蛮有名气的，我进入学校后每个人都会说“这是谁的女儿，谁的女儿….”，还有不是同校的人过来看我。我都习惯了，但我也不觉得是优势，因为还是需要交功课，还需要考试啊。
陈：她爸做过《六合彩》的主持，就是那种每星期一次的乐透，那是全香港都在买的，他每次就负责摇那 6 个号出来，中的人有 1-2000 万港币的奖金，所以大家肯定都觉得她爸就是财神。
吴：所以我爸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被人家绑票，其实六合彩是很正经的马会办的乐透，是政府公认的，但他们以为是黑社会，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黑社会。
陈：台湾有很多民间自己弄的彩票，很多都是假的，但香港没有，香港马会做的乐透就等于是政府做的。
图/upsplash
吴：我爸做《六合彩》的主持做了 17 年， 童年我就觉得爸爸是一个名主持人，唱歌、演戏、登台，我见过好多演艺圈的明星，但是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就跟我女儿现在一样，她有时候看到我们在现场拍戏，看到明星，她也觉得是一个工作，没有特别的优越感，只是有时候会遇到说“这个是谁的女儿”，他们走过来看一下。
我以前没有小虚荣，我一点都没有，反而我看到我女儿有一点点。她好像觉得爸妈在好多人心目中有一点地位，所以有时候她反过来很紧张我们去评价她做的东西。
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小时候我的父母常不在身边，他们出去工作，我们就常常待在家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其实他们在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几乎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很在意要把女儿常带在身边，但现在她 11 岁，进入了少女年纪，她有时候宁愿跟朋友玩儿，也不希望跟我们一起跑来跑去。
我父母其实对我没有期待，管得也不严格，也知道管不了，因为我从小的性格就是你说 1，我肯定说 2。只是我妈觉得我性格蛮适合当演员，有一点天分，她就鼓励我去读训练班。
我出生的时候，石塘咀周围有很多算命的，那个时候我妈妈和我外婆来到香港就投靠我姑姑，就是我外公的妹妹，我姑姑就拿我的命去算了一次，他们就说：“这个小女生不得了”，真的，八字里面很适合演艺圈，所以 16 岁就让我去试试演艺圈，其实就这么简单，没那么复杂，就是那个时代背景成就了某些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算命是什么？是你不知道人生怎么走才去算。有时候算命是有统计的，几千年有些人留下来一些统计学。
“香港最土豪的年代”
我在石塘咀住到 12 岁，后来我就搬到比较高级的地方，北角的一个半山，能看到维港的景色。我们香港有什么比较高级的大厦和楼都是半山的，所以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住在“半山区”，半山就是高级。
但是半山也分不同地方，我的不算特高级，就在铜锣湾边上。那个时候我的家庭环境已经变好了，我第一次看到大厦里有自己的游泳池，但是没有健身房，每天下课我就很愉快的跟其他小朋友在游泳池玩，好开心，好多美好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就从一个很草根的区搬到了半山区，从 50 平米跳到 80 平米，有两间大房，爸妈一间，另一个房间中间隔了一半，我两个弟弟睡这边的上下床，我和我外婆睡另一边，小时候觉得这已经很好了，非常过瘾了。
12 岁吴君如搬去了半山的房子，和两个弟弟以及外婆共住一间房
山下还有一个天后庙，以前我们香港人特迷信，有很多庙 。因为是渔港嘛，和上海一样，有很多港口，好多人来到这里落地生根。譬如说港片里拜关公，是代表黑白两道，天后庙是保渔，出海的，好多人来这里拜这一年在水上安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天后庙， 红磡和清水湾都有，这是我们的文化和背景。
我在那里住了四年，直到我 16 岁进入训练班，1983 年毕业。我 19 岁的时候，我外婆就走了， 我的两个弟弟也都去多伦多念书了， 就剩下我和爸妈三个人。爸妈觉得男生还是需要读一点书，我是女生，我也不喜欢读书，也不想出去读。爸妈觉得不如留一点钱给男生，还是有点重男轻女，这肯定是。但如果那天他们送我去国外读书了，我可能就不会进入演艺圈了。
之后我就在 TVB 熬了几年，后来就开始在演艺圈慢慢赚到第一笔钱，可以自主了，我 24 岁就买了自己的第一间房子， 80 平米，花了 300 多万港币。住了两年，92 年我就买了一个800 多万港币的房子，200 多平米。
陈：那就很土豪了，那就是香港最土豪的年代了。
搬到北角的半山后，小区里已经有了游泳池。
吴：1995 年，29 岁那年我觉得还不做一点事情会后悔，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失恋，想转型，我在观众面前的形象一直是搞笑的喜剧演员，我就不想再演丑角了，我就自己投资了一部电影《四面夏娃》。我把自己 800 多万的那套房子卖掉了，一半给了我妈，让他们在加拿大安定下来，剩下拿来投资电影，还问券商借了钱，结果亏了好多，自己倾家荡产。
我就觉得，哇，原来人生也是会这么幼稚，原来 29 岁那一关就是很想疯狂一下。
陈：她那个戏真挺幼稚的，因为完全没有考虑回报，没有考虑市场，去拍一部别人的文艺片，你要自己拍自己的文艺片，那还就算了。但就是任性，用商业片的钱去拍一部纯文艺片。
吴：我卖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就没钱再买了，因为香港的房价越来越涨，那时候我就租了一间很小的， 50 平米，实用面积可能只有一半的房子。
我那些已经上岸的女明星朋友们都已经有豪宅，已经有好多房子去收租了，然后我还住这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潇洒，还是很浪漫，觉得自己‘哇，很牛逼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又重头来过了。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 30 了，房子都没有了，我爸妈已经移民去加拿大了，香港就剩下我一个了，我以前豪宅的家具没办法放，我就船运到加拿大，放在我妈家里的地下室。
但也就是因为这么幼稚，我发明了“倾家荡产，发明绝世神器，被人盗取专利…”这样的台词，现在《妖铃铃》每一句对白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后来我也因此得到一些圈内人的尊重，因为我豁得出去，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这之后我就转型，换了一个形象，拍了一部《洪兴十三妹》，那些非常有文艺气质的戏。
从那时候开始，香港电影也开始不景气了，但房地产越来越涨，香港的房子实在太贵了，我到现在还是买不起房子。
陈：我们现在也是租的，我们是越租越好了，但还是租的。你要知道在香港 ，当你要买到你喜欢的，你能住的，你就买不起。不是说我买不起房，可能我买得起，但是那个房不是我想住的，不够大。香港说实话，房已经炒到香港人不能买了，是他这个身份，住他这个身份应该住的房是买不起的，有很大的落差。香港的房子都是投资的，很多内地人投资，不是拿来住的。本地人不可能买到自己想住的房。
我明天的事情都记不住，还记以前的干嘛？
陈：其实香港的经济从 1984 年就开始掉了。香港经济一直升到 1983、 1984，升到顶，当时一掉就掉很低，我 1983 年从美国回到香港，我 1986 年第一次买房，很便宜，40 平米，还两居室，我当然全拆了打通，我觉得也还行。20 万港币，首付就 2 万，其实我当时工资一个月 8000 港币，我工作 6 个月，在南斯拉夫拍《龙兄虎弟》 ，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没地方花钱，8000 就全省下来了，因为你住有人给，每天吃剧组也给，其实 6 个月就 5 万块，你完全没花。那五万，我就拿 2 万去做首付，剩下的装修。
当然我那时候还是散工，我一个月 8000 块收入，月供 2000，还可以，就等于每个月付 2000 块的房租。
房子在沙田，沙田是新发展的地方，以前就等于是北京外围的通县一样，但其实没那么远。君如住香港，我从来没住香港，我从小就住九龙，我在尖沙咀长大，12 岁离开香港，大学去了美国。
我在那儿住了两年多后，房子已经涨到四十几万了，两年就翻一倍了。我 86 年初买的，我 88 年中就卖了，42 万，等于我两万赚了 22 万，20 万变 44 万，但是我本钱只有两万啊。
这样我就有 22 万了，我就拿 10 万买了一个 65 平米的，顶层还有天台的房子，在西贡。 西贡比较麻烦，没有交通工具，要开车，但是一个挺好的区域。80 几万的房子我拿 20 几万去做首付，我还要供 60 几万，一个月就要供 8000。
最开始我还不是导演，副导演、制片什么都做，就是散工。但是到了 1988 年，我已经有一个工作了，就在一个电影公司里面做行政，1 万 8 一个月，我供 8000。当然比 8000 供 2000 有压力，但是我觉得 1 万块也很够花。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赚 8000 和 18000 的时候我的钱是最好花的，之后赚几万块的时候反而不好花，因为什么都贵了。
香港沙田 图/wikipedia
买了那个房子就开始了 UFO 的年代，就是我后来拍《双城故事》、《甜蜜蜜》和《金枝玉叶》的公司。那个公司一开始，其实经济就没那么稳定了，我地位是高了，但是绝对没那么稳定，公司也可能会亏钱，那个时候我一个月供 8000，曾经有一年其实挺辛苦的，公司没什么收入，几个导演都等于没有工资，但熬过去后，到《金枝玉叶》卖钱的时候是 1994 年。 那个 88 万的房子 1996 年我决定卖的时候，卖了 450 万，从 88 万卖了 450 万，就几年时间，就等于我突然间有了 300 多万的现金。那时候拍多少电影都没有 300 多万现金的，那就是 80-90 年代的香港。
香港的移民其实有两波，第一波是 1984 年，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经济跟着掉下来，是一个跌谷，但跌谷其实很快就回来了。大家就跑啊跑啊，股票也跌。
吴：很多人很怕，我爸妈也都移民去加拿大了。很多人把家安在加拿大， 那个年代我们很流行讲“太空人”，就是老婆在加拿大，老公飞回香港来赚钱。
陈： 但其实也很短暂，1991 年华东水灾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大家就觉得不会有改变了，反正中央的决定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往前看吧。
邓小平南巡后一大堆商机，生意好，香港人就回来赚钱了。整个香港就开始继续和内地做生意。香港其实一向都是内地的中介，股市也好，油市也好，股票赚钱也是靠内地的经济。不管你是不是做内地贸易相关的，结果你得到的好处都是因为内地。
1984 年 《中英联合声明》签字现场
我记得 87 年我加入曾志伟做的公司，叫“好朋友”，是和谭咏麟、泰迪罗宾合组的公司，当时把我叫去做行政，我突然间就从自由身的副导演、制片，变成一个公司的行政总监，就像现在所谓的制片人。那个时候志伟把我叫去，跟我说我们公司背后的投资方是一个上市公司，是用股票的钱去支持的。其实当时很少用股票去支持电影，跟现在内地不一样，因为电影是一个偏门，跟股票、和正规的投资其实没什么关系。
结果我进那公司半年，公司一开张半年，就遇到股票大跌，1987 年 10 月的大股灾。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曾志伟，我说：“志伟，股灾你有看吗？”
他早上刚起来，说：“对啊。”
我说：“你不是说公司是股票支持的吗？”
他说：“对啊。”
我说：“那股灾我们不是完蛋了吗？”
然后他回我说：“对哦。”
我说：“你都没想到啊！”
其实大家都很天真，都不知道，结果那个公司真的一年之后就倒闭了。我那 1 万 8 的工资就没了，那我每个月要给八千块的月供怎么办？ 我就开始去做项目了，去做我第一部的监制《神行太保》，是跟志伟的另外一个小公司做的，后来那个公司才变成 UFO，变成我们成立后卖钱的那一个。
陈：我很容易记起年份，第一我是一个到处搬的人，所以我记住我在哪里就知道大概的年份，我生命里都是一个一个阶段的，再加上我拍的戏， 我用电影记，所以我很容易记得。我对社会事件也很敏感，这几个东西加起来，基本上日子是不会错的。
吴：我就很难记，我拍过 100 多部戏，演员和导演不一样。其实说真的，如果你们问我，我一定记得，但是我好怕，一想太远的事情会有点恐惧，因为人生好多伤痛，好多经历过的事情，亲人的离开，朋友的不幸，家庭不合，失恋，人生事业上的惨痛… 人家可能用了 8 年才能洗掉，我可能就用 8 天或者 8 个小时，我觉得很痛苦的经历快点把它洗了吧，不想放在身体里面。
所以刚才问到我小时候，其实触动到我的神经了。我觉得，哎，痛啊……我记得我外婆，我想起她，其实我很想那种状态，但是人生没办法回到那个年代，没办法去到以前生活的那种感觉。 我会记得开心的，把不开心的尽量洗掉。
相比起来，陈可辛其实是比较乐观的。
陈：我是非常乐观的，我的电影里好像说了很多悲观的、人性阴暗面的东西，但其实我的底子是很乐观的，我是悲观主义，但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记住，我都不觉得那些是坏的事情，尽管其实可能是挺坏的，但我很乐意去记住这些东西。
我的悲观都是 intellectualize（理智化）的 ，就把它 intellectualize，所以其实不会伤到我的，我把它拿来研究。
吴：我就没这么 intellectualize 的去研究，我就觉得是伤痛，就跟电影里的对白一样，我希望不要啰啰嗦嗦地重复，有一些东西就随风而去。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一想以前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经历过太多，你发觉原来已经走了差不多一辈子了，现在我要往前看。我明天的事情都记不住，还记以前的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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