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治國頗具象徵意義，意味著那個體制本身也瀕臨死亡。”——戈爾巴喬夫
若從丘吉爾於1946年3月5日發表“鐵幕演說”開始算起，美國搞垮蘇聯用了整整45年；蘇聯解體後，那一小部分俄國人敗光昔日超級大國最後一點家底、險些就此淪為“三流國家”用了多久呢？答案說出來有點令人吃驚——幾個月。
沒錯，就是短短几個月。
1989年5月25日，戈爾巴喬夫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次年3月14日，成為“蘇聯總統”的他掀起了一場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的大規模運動。戈爾巴喬夫意圖從思想與輿論入手，在僵化到骨子裡的蘇聯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從而為自己的改革創造條件。雖然戈爾巴喬夫常被詬病為“腦袋不太靈光”，但我們也不難看出，時年58歲、“年輕力壯”的他正野心勃勃地盤算著成就一番大事業。
對於國家而言，想搞好一場改革相當複雜，但若要將這個問題無限簡化，大可理解為“讓國家富起來”；換句話說，戈爾巴喬夫當時在政治上遇到的問題固然嚴峻，但首當其衝的還是經濟問題。如何讓蘇聯經濟恢復發展，讓百姓吃好穿好，這是最實惠也是最亟待解決的。從後斯大林時代一直到契爾年科逝世，歷任蘇聯領導人都在嘗試各種各樣的改革，但效果並不明顯。如今，蘇聯經濟形勢愈發嚴峻，貧窮讓國家搖搖欲墜，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這個困擾呢？有個現成的例子進入了戈爾巴喬夫的視野。
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南美洲國家玻利維亞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當時，玻利維亞的經濟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衰退，惡性通貨膨脹率超過40000%，經濟以12%的速度負增長。貧窮讓百姓怨聲載道，社會的角角落落裡都充滿著矛盾。玻利維亞政府一直嘗試著用改革扭轉頹勢，但國家到了這份兒上，就跟一個癌症晚期的病患一樣，打針吃藥已經沒啥大效果了。然而就在1985年，該國政府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
當年，玻利維亞當局似乎放棄了努力，他們不再借助手段刺激經濟發展；相反，政府放開物價、大力倡導自由貿易、任由私有制發展，大有“坐以待斃”的意思。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玻利維亞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然而在經歷了短暫的動盪後，這套改革方案居然取得了奇效。短短2年後，玻利維亞的經濟就扭虧為盈，以2.5%的增速增長；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該國通貨膨脹率一直被抑制在22%以內，這個“垂死的病人”居然奇蹟般地活過來了。
從玻利維亞經濟改革的思路來看，這種通過放棄擴張性經濟政策，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以市場供求關係的自我平衡帶動經濟秩迴歸正常的反常規手段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感覺，形象地說，它就像讓一名重症病人進入休克狀態，這種經濟改革手段也被稱為“休克療法”。休克療法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於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在西方國家的包裝與鼓吹下，改革療法曾在世界範圍內風靡一時。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蘇聯正需要一把猛藥治急病，幾十年形成的“蘇聯模式”想在朝夕之內徹底破除是不可能的。1990年11月1日，蘇聯當局推行了歷史上著名的“500天計劃”。這套旨在一舉徹底摧毀腐朽體制的措施顯然是步子邁得太大了，許多舉措觸碰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自然會產生極大的阻力；更致命的是，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並不算是個真正的強者，他對局勢的掌控力有限，而他卻偏偏選擇在刀尖上跳舞。總而言之，“500天計劃”推行沒多久，蘇聯就亂了，局勢徹底失去了控制。
至今，不少人都在做一種猜想：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蘇聯會不會避免解體？這個問題還真不好回答。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蘇聯是真的貧窮，但這並不等同於社會亂成一團。也許不少人會認為俄國人向來野蠻粗魯，實際上蘇聯人的受教育程度整體相當高，極高的公民素養使蘇聯人心中有著極強的秩序感。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住在“赫魯曉夫樓”的蘇聯人有個習慣——他們總是將鑰匙放在門框上或是門口的墊子下面，這根本就不算啥秘密。然而，直到解體之前，失竊案都極少在蘇聯出現。
蘇聯人窮歸窮，他們並不仇富。尤其是對於那些依靠自己打拼或者經營致富的人，民眾反而會給予他們尊重。蘇聯人認為，以勞動換取財富是無比光榮的，相反，那些依靠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行為才是最可恥的。有趣的是，他們對自己反而十分“佛系”，當時的蘇聯民間流行著這樣一句話：“國家裝著發工資，我們就裝著幹活。”比起陷入類似情況的其他國家而言，“八一九事件”中蘇聯人的表現已經是相當淡定了。我們因此不妨假設一番：蘇聯的解體並非民眾的主觀選擇，而是某些少部分人的意願。
戈爾巴喬夫“一步完成經濟市場化”的嘗試一敗塗地，蘇聯原本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遭遇滅頂之災。國家失控的同時，人民也失去了信仰。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兒去：俄羅斯雖然繼承了昔日超級大國的大部分家底，但也接過了大部分債務。當時俄國政府還欠著1200億美元的外債和超過1萬億盧布的內債，大多數企業在瀕死掙扎，民眾也開始選擇放縱。可以說，葉利欽接過的爛攤子比之前更糟糕。躊躇滿志的他希望通過一場鉅變重振雄風，此時，曾擔任蘇聯經濟部主任的葉戈爾·蓋達爾投其所好，向葉利欽推薦了“休克療法”。
戈爾巴喬夫改革雖然多少受了點“休克療法”的影響，但好歹也凸顯了自己的特色；志大才疏的葉利欽乾脆照搬照抄，甚至還找到傑弗裡·薩克斯本人“點撥”。經過一番籌劃，葉利欽改革終於出臺。
改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政府從賬面上提高社會各階層收入水平，放開物價，鼓勵自由交易。政府本意是發揮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在最初一段時間裡，這一措施也確實取得了顯著效果，超市貨架上擺滿了商品，經濟一片繁榮。然而好景不長，黑市商人趁機而入，倒賣商品牟取暴利導致商品價格激增；價格的成倍增長帶動了生產原料價格的增長，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商品漲價，俄羅斯經濟再一次陷入惡性通貨膨脹。隨著盧布的瘋狂貶值，短短一個月內，俄羅斯物價上升了65倍。物價飛漲極大抑制了百姓的消費慾望，雖然錢握在手裡，但同等貨幣的購買力卻在飛速下降；手裡的錢還沒攥熱乎，百姓便在不知不覺中被榨乾了，甚至變得比以前更窮。
眼見市場由盛轉衰，變得死氣沉沉，當局馬上宣佈改革進入第二階段：政府開源節流，增收減支，對商品收重稅。當時商品增值稅率最高時逼近30%；這還不算，政府大幅削減公共投資、軍費和部門辦公費等等，不擇手段地消除政府財政赤字。這一舉措惹得企業一片哀嚎，許多企業甚至都不願生產了，“改革寒風颳滿地”，數不清的企業關門大吉。
無奈之下，政府不得不再次放寬政策：1992年，俄羅斯政府一次性增發18萬億盧布，並拿出約佔1/3、總價值為1.5萬億盧布的國有資產平分給國民，每人都拿到了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政府此舉旨在大力推行私有化，然而，盧布此時的購買力已經低得可憐了，1萬盧布也就能買雙稍微上檔次的皮鞋而已。在這一輪又一輪的“摧殘”中，蘇聯留下來的經濟體制被徹底搞垮，大量財富湧向極少數的那部分人手中，大量農村遭到摧毀，經濟陷入難以逆轉的死循環，俄國從此進入了寡頭經濟時代。
不要認為國土面積大武器多就一定是強國，客觀地講，那段時期的俄羅斯顯然已淪為二三流國家。即便是在最不堪時，蘇聯的GDP也從未低於美國的50%；而在那段時期，俄羅斯GDP只有美國的1/10左右，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退化，許多原始的產業再一次佔據了主導。商品市場上，俄羅斯本國的產品少得可憐，西方國家的商品則佔據了壓倒性優勢，昔日的超級大國竟只能靠對外輸送能源和工業原料勉強維生，整個國家看上去死氣沉沉，毫無希望。
舉個誇張的例子：在解體之前，蘇聯很少出現毒品，“吸毒”在人們心中是極端可恥且駭人聽聞的事情；解體後，俄羅斯青年竟然將吸毒視為當時的社會潮流。“休克療法”不但摧毀了俄羅斯的經濟，還幾乎打斷了這個國家的脊樑。
歷史給足了蘇聯風光，卻在關鍵時刻狠狠地捉弄了一下它。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兩任最高領導人都有拯救蘇聯的才能，但加起來在任還不到3年，一身能力根本無從施展。“病夫治國頗具象徵意義，意味著那個體制本身也瀕臨死亡。”戈爾巴喬夫說，有趣的是，兩位“病夫”險些將蘇聯從懸崖邊上拉回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個“年輕人”卻直接把“紅色巨人”醫死在了手術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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