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next for liberalism
來源：democracy journal
法意導言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對長期以來佔據著美國主流價值觀的自由主義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因何拋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又應當如何應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丹尼爾·T. 羅傑斯（Daniel T. Rodgers），其著作《斷裂的時代》（Age of Fracture）（哈佛大學出版）在2012年獲得了美國史學界最高獎項的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撰文討論特朗普的支持者們的共性，以及他們的真切關注所在：民主黨和自由主義長期把持著公共生活中的話語權，使得其他人，特別是自覺受到忽視的教育水平不高的白人群體無處發聲，特朗普甚至被他們視作為他們發聲的人。基於此種情況，自由主義亟需變革，其野心和目標需要調整，採取的手段方法也有待改進，要贏回選民，自由主義需要更關注本土。
美國自由主義如何自救？
作者：Daniel T. Rodgers
翻譯：彭雨溶
那些終結了奧巴馬時代的美國人是一個巨大的混合體。許多人是清一色投票的民主黨人，民主黨推選出來的任何人他們都會投票。其他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傳統主義者，他們只關心最高法院構成的投票。一些是種族主義者，提名者的嘲諷和群體的憤怒是他們的力量源泉。但追溯起來，是一種不屬於這個國家的局外人感真正動搖了選舉團的平衡。
這些疏離的投票者將他們自己視為這個國家真正的筋骨所在：那些真正在做事的，忠於國家的，但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在將美國夢付諸實踐，卻只發現他們被他們討厭的非裔美國總統撇在一邊，被比他們更加成功的女人拋棄，被非白人和移民的競爭者搶佔了工作機會，被全球資本家，冷漠的政府官員，以及鄙視他們的世界主義知識分子輕視，還要面對靠著他們繳納的稅收生活的貧民。他們已經排著隊等候多時，卻只等來了插隊的人，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將他們講給自己的內容稱為 “深層故事”（deep story）。白人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再有著過去那樣豐厚的回報，他們因此感到怨恨。雖然他們生活在一個自我確認社會信息的迴音室裡，但他們仍然感到難以發聲。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他們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怒火已經造就了特朗普的成功，而當一個家財萬貫的媒體明星說出他們自己無法公開表達的觀點時，他們覺得被賦予了權利，獲得了尊重。
圖為美國總統特朗普
來源：crooksandiars.com
不顧一切的右翼媒體為這場勝利做出了居功至偉的貢獻。就像政治、新聞和娛樂之間的界限最終消失一樣，平民們最終的議題也是如此。事後諸葛亮地說，自由主義犯的錯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樣顯而易見。奧巴馬政府最重要的成功就是制止了2008年華爾街崩盤潛在的災難性的後果，通過選擇主要的參與者，灌輸了一種民主黨和大量資金不可分割的說法。希拉里·克林頓的高盛演講的費用只是鞏固了一個論調，即大機構定調，其他人付費。奧巴馬的醫改充滿希望地開始，最終變成遠超其任何設計者所預計的巨大的政治負擔。同性戀權益在法院的快速通過收到了許多反對聲音，甚至遠多於所有自由主義者的預計，不僅有那些因為家庭理想受到威脅而感到焦慮的人，那些認為出於善意、認真的反對主流的聲音已經沒有空間的人們也在鬥爭。
希拉里·克林頓大力支持的家庭假期和福利政策不能緩和特朗普支持者們處在圍城中的感受：文化戰爭最終燒到了自己的國家。民主黨的許多經濟政策不向他們傾斜。自由主義者承諾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高效能源，太陽能產業經濟中沒有他們這樣的工人的位置。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政治命運在人口改造中獲得保證，而這樣的想法被證明不過是自我傷害的錯覺。有著高中學歷，但沒有大學文憑的農村和小城鎮中的白人可能逐漸減少，成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要改變選舉已經足夠了。透露出來的每一點證據都顯示民主黨已經將他們拋棄，更多地關注少數族裔的生活，不是他們自怨自艾，而是民主黨在他們的怨恨之上添了把火。
結果是投票中憤怒壓倒了樂觀主義，痛苦的失敗感壓倒了希望，特朗普荒唐的當選證明了他作出了最有吸引力的演講。他不會改善政治，他的支持者告訴採訪者。他會摧毀她。
圖為希拉里·克林頓
來源：businessinsider.com
在這個仇恨者一手製造的全新的、可怕的世界中，自由主義能做什麼？國會層面的當務之急是阻止特朗普不計後果的、懲罰性的行動。阻止他的行動至關重要，但需要自由主義聯合足夠多的共和黨的中立派人士，設置議程來預防特朗普主義所昭示的經濟社會災難。短期來看，國會中臨時中立派的聯盟勢在必行，儘管實現起來相當困難。長期來看，自由主義需要調整目標。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將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加孤立。它承諾了一個堡壘式的國家，丟掉緩和世界動盪的希望，從全球經濟中抽身，不再考慮美國以外的其他任何關注點。1942年以來，自由主義已經成為民主黨的核心，而其世界性、全球性的雄心壯志亟需再次調整。2016之前，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已經陷入危機，在依靠武力還是依靠外交之間來回撕扯，在世界存在著週期性的混亂和不間斷的戰爭的情況下，難以種下普遍民主和人權的夢想。“讓我們安全”是特朗普競選中從根本上給出的簡單回答。
自由主義想要治理和再設計一個如同美國一樣複雜的社會，而這個夢想也需要調整。自由主義者、學術專家和政策智囊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自由主義的優勢之一。 更多的意識形態上保守的智囊團完全無法望其項背。但對這次選舉中的很多選民來說，自由主義和專家的聯繫太過緊密，其他群體聲音太小了。學術界經濟學家的共識是更自由的貿易對總體福利更有利，而這和陷入全球經濟崩潰中的人們的經驗之間存在著斷裂，這種鴻溝造就了顯而易見的局面：人們正等待一個像特朗普一樣的人，而他正好可以藉助這個政治難題而獲得成功。
更糟糕的是，自由主義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20世紀40年代以來他所依賴的基礎在這次選舉中幾乎已經完全和它分離。上世紀60年代共和黨卓有成效的南方戰略籠絡了南方白人，這成了羅斯福新政瓦解的開始。2016年的選舉中北方白人工人階級被放棄，如果此種情況繼續下去，自由主義將不再有現實的選舉基礎。除非特朗普的勝利導致共和黨的分裂，自由主義的威脅將降低，只來自受過教育的東西海岸的城市中非白人和窮人。儘管人口結構不斷變化，但無法僅僅依靠這個贏得選舉。自由主義將在何處實現？一個有吸引力的可能性是退回到他們自己的領土家園，在那裡建立他們理想的社會和政治。也許是時候放棄全美國都能夠回應自由主義者承諾的平等、莊嚴、包容、尊重、正義、互相關愛的理念了。或者可能是一次劇烈的震動，經濟上或者全球層面，可能互相加速彼此的重新洗牌，此種情況下自由主義佔據上風。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不同路線
更現實地來講，自由主義者必須找到辦法來贏回那些倒向特朗普的陣營。媒體通常稱他們為民粹主義者。但除了他們都不信任高高在上的專家和世界主義的精英外，特朗普的核心投票者和十九世紀90年代的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幾乎沒什麼共同點。十九世紀90年代的人民黨人，就像今天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樣，有時沉迷於過於簡化的答案。但人民黨人將他們的憤怒明確地指向了足以撼動美國政治的資本家：銀行家、壟斷者、鐵路巨頭以及將有錢人的幕後交易寫進法律的政治家們。而給特朗普投票的選民們的信念恰恰相反。他們的世界不是資本家建構的，而是政治制度擁有了權力。在他們看來，政府只為了他們自己的好處操縱著遊戲規則，他們利用規則來遏制潛在的商業擴張，而這些規則只是為了確保監管者自己不丟掉飯碗，讓窮人繼續成為他們的客戶。只有這樣的說法才可能將他們的對工廠倒閉的憤怒轉移，從命令他們的公司轉移到自由主義制度上去，據說在秘密負擔著責任的自由主義制度。
為了重新爭取選舉中的搖擺選民，自由主義者需要努力改變選民頭腦中已經形成的認知。他們得找到新的方法向美國人民講述真相——信息來源可能會破壞我們分裂的時代的溝通，將政治辯論歸到一些可識別的事實領域中。報刊的時代已經完全過去了。更多的博客文章不會將報刊的資產帶回來了。
自由主義也需要一個更清晰的敘事結構來更有力地回擊保守黨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在宣傳的論調：政府在吞噬我們。自由主義的聲音需要更加有力。它需要更清楚地解釋出大資本在現代法律和政治中如何運轉，在減輕過度限制或者解放“言論”下，金錢資本是怎樣獲得優勢的。
不平等的急劇增加需要成為自由主義的計劃和綱領中永恆的命題。但只討論不平等無法讓那些感到自己與現代美國格格不入的人重新回到民主黨的陣營。如果特朗普的支持者們關注的核心是對富人徵收更高的稅，那麼希拉里·克林頓早已壓倒性獲勝。自由主義也必須關注權力。它必須承諾改變：特朗普的追隨者們堅持不懈地將資產轉移回國內。首先，它不僅要承諾讓那些經濟增長緩慢、被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的人獲得更好的生活，還必須承諾傾聽他們的意見：現在專家和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把持著太多的話語權，要給他們話語權。這不意味著自由主義必須退回到過去。
關注權力，承諾改變，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這些都是自由和進步價值觀的體現。自由主義者需要確保這些承諾切實可行，正確無誤。最後，面對國會的混亂和總統的恣意妄為，自由主義者需要更多關注本土的、地區和國家層面的政治。這是立法和政治對普通人生活產生最大的影響的根源：財產課稅，警察辦案程序，學校的教育成果，社區的命運，健康和社會服務管理，刑事司法，健全的槍支管制，立法機關的權限分配，對投票權的保護。這是特朗普團隊將藉此讓種族主義抬頭的地方，這是必須面對的；這也是寬容和權利必須得到保護的地方，是每天的正義實現的地方。
在奧巴馬的執政期裡，保守派在州議會層面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如果自由主義想要的不僅是輪番間斷地佔據總統位置，那麼這是一場無法退讓的戰爭。正如詹姆斯·法洛斯最近強調的，在華盛頓特區之外，有更多的空間來討論和思考民主。在地方層面，國家中右翼媒體不是勢不可擋。反對力量能被更有效地組織起來：更強大的家長教學協會和論壇，警察和社區群眾更積極的對話，加強具有社會意識的宗教團體和慈善組織的作用，城鎮和公民聯盟的新角色，更努力地招募具有公共精神的候選人進入州立法機關。其中一些能夠為憤怒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提供一個發聲的場所，他們能夠在這裡傾聽和表達更具建設性的意見，而非現在這樣，只是單向度的接受信息。
一個多世紀以前在美國進步的政治在此萌芽並不是巧合。城市是孕育民主的溫床，20世紀初進步人士在此宣傳。各州成為公共政策的實驗室。自由主義的政策在進步時代（the Progress Era）[1]形成，今天也依然是這樣。但總統競選的初選階段——花費巨大，各種聲音匯聚，旁觀者被吸引，投入真情實感——幾乎吸收了無限能量。如果自由主義要在特朗普的投票者們帶來的挑戰中找到一席之地，它需要帶著活力、想象力和更大的投入迴歸，回到它誕生的地方，在思考和行動上也要有更多的本土化。
註釋
[1] 指美國1890-1920的階段
翻譯文章：
Daniel T. Rodgers, What Next for Liberalism? Democracy, Winter 2017 NO.43
網絡鏈接：
https://democracyjournal.org/magazine/43/what-next-for-liberalism/
譯者介紹
彭雨溶
北京大學法學院2015級本科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欄目成員。
喜歡讀書和體育比賽；讀書，思考，學習，在法意看更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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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還在公眾號上搜索法意推送的編譯文章嗎？現在不需要了！從2016年開始，法意編譯的精華文章已經整理出版了！目前我們已經出版了《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與此同時，2017年的編譯合輯也在整理之中，相信不久就會上市。
《法意看世界（2016年卷）
——西方的危機與美國的重建》
主編：孔元 彭飛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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