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草创期和重建期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已经基本告别了规范性知识匮乏的恐慌。但中国理论的建构度与话语权同中国方案的实践成绩与理论需求间不均衡、不匹配的现实矛盾，又迫切需要推动理论发展追赶中国崛起的步伐，确立起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在“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里，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正越来越取决于广大中国学人能否系统反思长期依赖的“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的学习模式，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真正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当代挑战。
把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逻辑重新拨回正轨上
“如果说逻辑性决定了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意义的体系’，那么实践性则把它打造为一个‘应用的体系’或‘行动的体系’。”我们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应让政治学的学术繁荣与致用维度彼此疏离。尤其是在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进入全新阶段后，中国政治学不仅具备了近代以来最优越的经验研究平台，而且也在改革进行时中迎来了一个与政治实践对应关系最为密切的创新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唤回致用之魂的前景，既取决于中国政治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话语权，又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解答中国问题。
任何国家的政治学人，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其意见表达和理论创造进入公共空间，就已经有机融入到了意识形态之争中。事实上，话语霸权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内部，也存在于不同理论、不同文明影响历史走向的可能性方面。而要跳出西方理论捆绑西方体系来按照预定的“政治正确”轨道影响历史走向这一陷阱，乃至于要为克服西方模式与西方化道路的危机开辟新路，就必然需要西方以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来提供动力。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政治实践积累，又遵循着一条非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的文明大国，理所当然地肩负着这一历史责任。只有通过重新阐释西方概念、重新阐释西方化和西方世界自身的危机，中国政治学界才可能重新建构起对于人类政治发展普遍规律的总结，超越“历史终结”的瓶颈，把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逻辑重新拨回到统一于实践－历史逻辑的正轨上。
从以研究“知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
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仍处于进行时中，这就意味着还会有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因此，能不能更合理地解释、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就成为摆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如果我们能结合对“民主化”困境的比较研究，重新检视西方标准“民主化”与政治绩效的对应关系，并且能对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实践进行理论升华，那种在话语权之争中被动挨骂，甚至反过来干扰改革导向的局面就可能得到很大改观。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成长规律的认识能真正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需求和价值定位保持契合，中国的社会建设就可能在未来有效规避一些风险，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如果我们能把国家应该驾驭资本并且能够依托执政党建设来有效驾驭资本的道理讲清讲透，政策过程中价值导向和认同资源问题的解决就会得到有力的理论指导。总之，遵循着“从以研究‘知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的理论创新路线图，中国政治学人完全可以避免西方学界那种对公正问题的学术研究一派繁荣景象，而对公正问题的现实解决却成果寥寥的困境，并使内涵于中国理论体系中的本土化原则赢得更多的认同与维护。
相对于西方主流理论，建构成熟的中国本土化理论体系应当特别强调建构性与致用性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无论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是从现实需求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人为割裂学科发展、学术繁荣与国家进步、人民福祉间的紧密关联。“探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意义正是在于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关照，在于探寻能够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正确道路。”中国政治学人的基本价值共识，在于其不仅要以丰富的学养、求实创新的学风奠定个人的成就根基，更需要化所学为所用，在涵盖从国家制度改革完善到具体政策运行改进的各层次上，推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良性循环进程。
新时代是新理论最好的助产士，它使得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已经无需背负先辈们“知耻赶超”的沉重历史十字架。当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真正找到创新和致用的觉醒平台时，事实将会雄辩地证明，未来的中国政治学不仅能够在服务于更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且必将启动一场更高层次上的政治学学科革命，为人类的政治发展贡献出更多精神财富。
（本文转自光明网。原载北京日报。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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