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 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2月5日，也就是中国春节大年初一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以视频形式向中国人民拜年。这次不仅是本人直接出镜，同时播出对象也扩大到了中国国内民众。与之相比较，去年安倍不过是以刊文形式将新年祝福发在日本华文媒体上，面向的对象也只是在日华侨华人。
安倍这种礼节性的示好，与2018年中日关系的回暖趋势相辅相成。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2018年10月，安倍时隔7年再次访华，中日间不仅在经贸领域内达成了多项协议，安全等领域也取得了相关进展。
这种氛围还延续到2019年初，例如，“中日友好成人仪式”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行、中国和日本男子体操队的顶尖选手向媒体公开了在北京的联合集训等。
安倍此举确实有助于稳定和扩展中日之间已经展开的合作领域，这也是安倍能够向中国开展战略示善的重要动机。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分析：
第一，中日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是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国与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安倍的视频拜年或许将预示着中日经贸关系或将在2019年迎来突破。当前国际上出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日本方面深感两国政治的长期对立，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合作与区域安全，因此努力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遭受美国政府的贸易打压，两国关系陷入对立，也需要强化与日本的各方面合作，共同维护贸易自由主义。
中日两国已经正式宣布启动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的合作机制，并当场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此外，中国偏重产品生产，日本注重技术研发，中日两国能够开启产业与市场大合作的时代。
随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殃及日本，日本尝试摆脱美国的束缚，通过与中国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加之美国退出TPP框架，迫使日本逐渐接纳和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两国签署了推进在其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共同协作的协议。
第二，东海及钓鱼岛领土争端暂时降温，中日双方开始构建军事互信机制。
尽管领土争端容易导向零和博弈思维，但是2018年以来，中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默契，钓鱼岛事实上形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共管态势”，东海紧张局势趋于稳定。中日两国正式启动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是构建两国军事互信机制的重要基础。
2018年，两国的军事部门官员开始有了较多的互访，中方正在考虑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参加2019年6月举行的青岛海军节的海上检阅活动，实现战后70多年来，日本海军舰艇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而日本方面也在计划邀请中国海军舰艇参加2019年10月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检阅式。
第三，首脑外交实现了正常化。
中国总理相隔8年首访日本的东京和北海道，达成70多项合作协议。安倍首相实现了就任首相6年来的第一次访华。中断了7年之久的两国高层互访制度得以恢复。在国际会议场，双方领导人都能以对等的外交礼仪，讨论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但是中日关系仍然没有恢复到2012年之前的状态，两国之间的冲突性要素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这需要日方更多的实质性举措。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未来仍将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
首先，中日之间的权力转移态势。尽管冷战期间日本是“政治侏儒”，但其“经济大国”身份让它自认为对中国有一定优越感。
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潜在权力的全面崛起感到恐慌，认为制衡中国的“机会窗口”正在缩小，而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对中国的“脆弱性窗口”正在扩大，不利于日本的地区主导能力建设。
例如，日本防卫省下属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等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紧盯中国军事动向，报告提及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基地等活跃的海洋活动，以及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摩擦。
其次，中国与日本的地缘博弈态势。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就体现了争夺海权的海军军备竞赛，最终日本获胜。而中国作为传统的大陆型国家，正在推进从陆权向海权的战略转型；日本尽管在二战期间曾短暂把自己定位为“大陆国家”身份，但冷战以来，日本自认为是主导性的民主海洋国家。
作为岛国的日本，面对东亚大陆崛起的中国，很自然的地缘战略思维就是对中国进行海上联盟封锁。2018年，日本提升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这影响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本积极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于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实施牵制。而日本正在与印度、澳大利亚共同推进的“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也会刺激中国。
再次，日美同盟的牵制。1996年，面临苏联威胁的消失，日美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和强化，并逐渐以遏制中国威胁为主要联盟目标。虽然日本努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但是毕竟日美是同盟国，加之美国是离岸霸权国，很容易采取成功的“楔子战略”来分化瓦解中日关系，使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都要好于中日关系。
尽管中日互相依存，但日本对中国主要是经济依赖，而对美国则是安全依赖为主，日本对中美的“对冲”战略（即两面下注）是有倾向性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一旦出现重大国际危机，安全要素通常居于压倒性地位。
从日本的地理因素和国家体量看，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为了摆脱这种不对称关系，在涉及到双方战略利益的时候，不排除日本的天平出现大幅倾斜的可能性。
复次，“印太战略”的消极影响。安倍不但是“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 也是拉美国加入“印太战略”的幕后推手。安倍早在2007年在印度发表演讲时就曾提及“印太”概念。2016年8月，安倍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
2017年上半年访美期间, 向美国大力推销这一概念。日方在推动“印太战略”过程中重安全、轻经济、搭建日美澳印“四国对话”的实际表现, 已经给“印太战略”贴上了“制衡中国”的标签。日本对“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战略外溢效果的认知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对该倡议的应对上升到“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高度, 而“印太战略”成为牵制、对冲的得力工具。
因此，尽管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了，按中国的说法是“四十不惑”，应该成熟了。但现实中的中日关系仍然很不稳定，特别是民意认知，似乎仍处在“弱冠之年”。安倍政权只有放弃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并在扩军、历史问题、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停止“右翼”路线，才能真正解决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中日具有深厚的合作前景来减少对彼此的战略互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有助于串联欧亚大陆的地缘合作框架，可以很大程度上消解海权与陆权对抗的历史难题，实现中日两国的陆海双赢。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日本一直持观望态度与抵制、对冲政策。然而自2017年年中以来, 日本对于在该倡议框架下展开对华合作转趋积极,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则直接推动了日本向“一带一路”靠拢。
综上所述, 中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为安倍内阁改变消极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 也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和合作平台。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 “政经分离”历来是个伪命题, 中日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影响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反之, 如果两国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累合作成果, 深化经贸关系, 对改善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作用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责任编辑：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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