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表的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一
河南安陽出土的帶字甲骨
最新一期的《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獻研究/非紙質文獻專題”欄目），以首篇位置發表了名為《“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的學術論文（學報主頁 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待更新）。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獨立研究人身份，經過三年多的潛心研究寫作，用長達近3萬字的考辯論證，向甲骨文發現及早期研究學術史中的諸多定論，發起了新的挑戰。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4卷第6期目錄 （2018.11.30出版）
中華民族所創造、使用的漢字，是當今人類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更是世界上唯一一種沿用了古今數千年的文化文明載體；而其公認的最早成熟形態，即是甲骨文。論文作者在緒言開篇寫道：“甲骨文的橫空出世已被列為中國二十世紀重大考古發現之首，甲骨學的興起也已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這一重大發現，恰巧發生於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科學轉型的歷史節點上，故在這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中，難免混雜著某些傳統觀念習俗和一些非科學論斷。尤其是關於甲骨文發現及早期研究的歷史，不少關鍵環節上的爭論由來已久，至今仍處於懸案狀態。在不斷髮展的中國和世界考古學界面前，在甲骨先驅盡瘁而逝一個世紀之後，在中國‘新時代’領導給予特殊重視、需要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這筆胡塗賬的延續越發顯得與時代脫節，也與今日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崛起相失諧。”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6期 第一頁的“珍稀文獻”欄目及論文
長久以來，關於甲骨文發現的一些傳奇故事，在各種史書和報刊頻頻刊載，被文化和歷史愛好者津津樂道。諸如“得了瘧疾的王懿榮祭酒,陰差陽錯地發現了消失千年的甲骨文”；“最先發現甲骨文的，就是咱們天津人”；“劉鶚得到甲骨後，在其親家、大學者羅振玉的大力協助下，出版了《鐵雲藏龜》”；等等。然而這些說法在此篇論文的有力衝擊下，有可能至少將會在教科書裡銷聲匿跡。
《“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後文簡稱《新論》）全文兩萬九千餘字（包括註釋文獻）。論文通過對新舊史料和已有學說的梳理、檢驗、和更為科學嚴謹的辨析論證，主要在如下幾個重大議題上提出了獨立新說或有力質疑：
1. 近百年以來的“王懿榮發現甲骨文說”應予修正；“王襄（或王-孟）共同發現甲骨文說”應予否定。據“中國甲骨文發現”這一典型“學術型發現”的科學定義、及作者預先擬定的三項必要條件進行嚴格檢驗，只有“劉鶚發現說”具有確鑿、完整的證據鏈支撐；而更加符合現代學術規範且合情理的結論，應為“王懿榮-劉鶚聯合發現甲骨文說”。如此裁決，才能科學修正、合理彌補“現定甲骨文發現人自身並未留下一字證據”的學術缺憾，使人類文明重要源頭之一的中國甲骨文發現史不再有懈可擊。
2. 建議將“吃藥發現甲骨文”的坊間傳說移出學術史，並根據羅振常、明義士、劉鶚、王氏後人更為可靠的原始文字史料，給出甲骨文發現過程的新表述：王懿榮向古董商搜求有字文物——1899年估人走鄉查訪、在河南發現有字甲骨、並帶至京師——1899秋王懿榮厚值認購、1900春再次購藏——1902年秋劉鶚經王漢甫（崇烈）收購甲骨、並開始鑑定研究——1903劉鶚繼續蒐集甲骨、挑選墨拓、寫出研究論文（自序）、並於年末出版《鐵雲藏龜》石印初版——1904年劉鶚多次刊登報刊公告宣告甲骨文發現、並邀約天下學人共同研究。
3. 全文刊登1904年《時報》的劉鶚自撰公告（期刊首發）。此公告在被發現並收入2007年《劉鶚集》後，多年未被學界關注（直至2016年8月的煙臺福山甲骨文研討會）。指出劉鶚的《鐵雲藏龜》+公告明確宣告了甲骨文發現，終結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密藏自娛陋習，在東西留洋學生學成歸國之前開啟了本土學術轉型，促成了前有王懿榮劉鶚孫詒讓、後有“甲骨四堂”、繼有中研院考古發掘的學術大進軍，在中國近代學術轉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4. 提出《鐵雲藏龜》僅被為定位為“甲骨文著錄”是一個錯誤。指出由於版本等歷史原因，即使相關學者也很少人通讀過《鐵雲藏龜*自序》。舉例辨析全文共1467字、考釋內容多達53%以上的《鐵雲藏龜*自序》，應被確立為最早成功斷代鑑定和考釋甲骨文的學術論文，劉鶚領銜羅振玉、吳昌綬，一同在1903年率先拉開了甲骨文考釋研究——暨甲骨學的序幕。
5. 質疑、論辨“羅振玉慫恿-墨拓-編輯《鐵雲藏龜》說”皆不應成立的理由；強調羅振玉“1901年初見甲骨說”應予徹底否定。但同時指出，羅振玉的歷史功績和學術地位不應因各種瑕疵而被貶低，學術界對於羅振玉的評價近年雖在恢復之中，但遠還未到他應得的高度。
6. 強調中國甲骨文發現的獨特性，在於其發現、公佈與鑑定、釋讀等重要節點之間，在時間、內容、和當事人上都密不可分。提出對甲骨學學術史階段劃分的新建議，即將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併起來，稱為“中國甲骨文發現、鑑定和研究的開創奠基期”。此階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吳昌綬、孫詒讓、王國維，其他參與人為王襄、羅振常、端方、唐蘭、馬衡、葉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吳其昌等人。他們面對既無地層也無坑口、位置記錄的一堆堆碎骨，全憑紮實的國學功夫，同時汲取中西兩種文明的精華，為中華傳統文化的轉型進步、為甲骨學步入現代世界學術之林，完成了開創性的奠基。
甲骨文發現研究先驅王懿榮、劉鶚、孫詒讓及羅王郭董四堂（左起）
（對甲骨文發現研究史較為陌生的讀者，為便於查詢在此列出幾個相關人物和信息的“百度百科”鏈接： 王懿榮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87%BF%E8%8D%A3 ；劉鶚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B9%97/712663 ；羅振玉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6%8C%AF%E7%8E%89 ；王襄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8%A5%84/1390726 ；甲骨文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2%E9%AA%A8%E6%96%87/16914 ）
《新論》作者期待，論文提出的諸項新說，能夠得到學者專家的嚴格審視、指正，和關注中國文化歷史的廣大讀者深入討論。論文作者早在2016年，就曾將初稿請教於一些甲骨文領域專家和歷史學者，得到的回應不一而足。幾位海內外學術權威在閱讀或瞭解之後，仍然認為王懿榮“甲骨文之父”的地位不可動搖；但也有甲骨學專家明確表示“可備一說”，“有關研究內容頗有見地，值得早日刊佈於學界。”尚有一位資深史學史教授的具體回應為：“考據和論證十分嚴謹，完全附和邏輯規範。總結出的考訂三項證據條件，基本合理，而且十分重要，似應多用寫文字更明晰闡述。在結論方面，我個人想法似不必將王懿榮與劉鶚聯合一起作為發現人。這裡所謂‘發現人’，應當是從學術意義出發，嚴格按三項必要條件衡量，只有劉鶚合格。王懿榮從實物、古董校讀可以算髮現人，但他並不及時研究和公佈學術成果，雖已知甲骨片的文化價值，但有收藏居奇之心，實為遺憾。”
在本文之後，本號/刊還將陸續刊發五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二”至“之六”，對上述論文諸要點一一詳解，敬請學者專家和廣大關注中國文化歷史的讀者們持續關注。
另據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還計劃在明年發表作者的另一姊妹篇論文《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學術史新探》。該論文將繼續追尋甲骨文早期研究軌跡，聚焦探索若干疑案，內容包括：提出孫詒讓《契文舉例》初稿流轉的新說；探析羅振玉對孫詒讓評價的變化；揭示日本學者林泰輔曾在初見羅振玉時被低看，後經學友傳遞炫耀其一度領先的甲骨文研究成果，遂刺激出羅振玉發奮出手一劍封喉；其後內藤湖南再次挑戰，又激發王國維寫出里程碑名作，至此奠定中國學者在早期甲骨學界“二騎絕塵”的格局。論文還提出一種新創的“甲骨文考釋成果簡明對比法”，並計算比較了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的早期考釋成果，印證了當初孫氏的頂級學術功力。最後歸納出羅振玉等歷史功績的五個關鍵點，包括拯救中國甲骨文研究使之免遭埃及、瑪雅古文字命運，和為中國現今崛起復興起到的文化奠基作用。
（敬請關注後續報道：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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