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富足的一代年輕人，他們的成長中伴隨著經濟迅速增長、文化快速迭代、網絡日漸發達，他們不用再為物質煩惱，他們享受著電音帶來的觸電般的快感，從身體到精神，被擊中，被感動，被俘獲。畢竟，在這個消費主義浪潮席捲而來的時代裡，還有什麼能比電音更讓人興奮呢？
作者 | 周琦
對決失利，雖然獲得主理人保送資格，但隊長Dirty Class必須在自己的戰隊中淘汰一組隊員。口罩下的他們沒有過多猶豫，“我們選擇自己退出”。
在《即刻電音》競爭激烈的舞臺上，這樣的舉動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卻觸動了作為製作人的大張偉。他終於沒能忍住，跑上臺，用自己一路走來承受的痛苦和努力開導道，“很多人仗著我喜歡音樂欺負我，但我堅持的原因就是我愛音樂。我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們了，但我希望你們能保持原來的自己。”一番話令所有人動容，其中也包括Anti-General。
節目第一期，Anti-General曾經直言，“如果知道有大張偉就不會來參加”，一時激起議論無數。但此番肺腑之言讓他對大張偉逐漸改觀，“他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生存了下來，光是這點就很值得尊敬”。
這某種程度上是電子音樂與搖滾或嘻哈音樂極為不同的地方，它所信奉的PLUR精神——Peace、Love、Unity、Respect（和平、愛、團結與尊重）——不再激起人們的憤怒與對抗，而是通過音樂和態度的表達，彼此交流、合作，分享快樂，一起釋放。
這種精神也更多地呈現在音樂作品中。“奇蹟男孩”齊奕同&董子龍用充滿快樂情緒的音樂一次次逆風翻盤，讓一向高冷的尚雯婕開心地比起了愛心。《植物大戰殭屍》、《王者榮耀》等帶來快感的遊戲，也被腦洞大開的製作人們當做創作靈感，讓現場氣氛炸裂。
音樂人的合作也時常碰撞出新的火花。音樂風格“一個地獄，一個天堂”的Anti-General和Jasmine得知要合作，“一開始內心是拒絕的”。但主理人張藝興如同找到了“不同的平行宇宙之間的蟲洞”，最終三人合作的《無人之域》被網友奉為“神作”。
“我們不一樣，但也能呈現精彩世界的模樣。這就是電子樂的魅力。” 樂評人鄒小櫻評價道。
張藝興、Anti-General、Jasmine《無人之域》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富足的一代年輕人，他們的成長中伴隨著經濟迅速增長、文化快速迭代、網絡日漸發達，他們不用再為物質煩惱，他們享受著電音帶來的觸電般的快感，從身體到精神，被擊中，被感動，被俘獲。
如今，電子音樂這個經歷過Club、地下音樂現場，以及音樂節的音樂類型，在逐漸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同時，自身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在《即刻電音》的舞臺上，通過綜藝這種大眾媒介的形式，電音不僅完成了對更廣闊年輕群體的輻射，也完成了一次面向大眾的勇敢表達與自我正名。
就像1996年英國電影《猜火車》裡的那句經典獨白：“這個世界在變，音樂也在變，drugs也在變，什麼都要變了。”而在這個消費主義浪潮席捲而來的時代裡，還有什麼能比電音更讓人興奮呢？
Dirty Class成員Gary小時候第一次知道DJ，是在上海的一個溜冰場。晃眼的燈光和強烈的節奏中，排成長龍的年輕荷爾蒙呼嘯而過，那個帶著耳機站在調音臺上的身影讓他看得出了神。他記得姐姐在一邊說，帥吧，他們賺得也很多。
那時的他不會想到，這顆小小種子會長成藤蔓，和自己的人生交織在一起。
18歲時，Gary進入一家外國人開的酒吧，也成了一名DJ。那時候，周杰倫剛發佈第一張專輯《Jay》，Channel V裡滾動播出著《可愛女人》的MV，大街小巷空氣裡都是周杰倫模糊的吟唱。那張專輯成為Gary對那個華語流行黃金年代的最後記憶。
1981年出生的他已經算是電音圈的“老炮兒”，也是從Club時代最原始生長起來的那批人。成為DJ後，Gary需要快速補課，歐美音樂佔絕大多數，從70、80年代流行的Funky，R&B，Soul、搖滾，到最新的Hip-hop，還有電音。
當時，在大多數Club裡，人們對於電音這個新物種還相對陌生。但在上海的音樂潮人圈子裡，以電音為代表的“Rave”文化已經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深陷其中的就包括作家棉棉。
2000年，棉棉在蘇州河畔辦了一場大型Rave派對，第一次請來了曾三次獲格萊美獎、當年全球DJ中價碼最高的Paul Oakenfold。當法式復古裝潢的場地與Paul Oakenfold充滿幻覺的Trance音樂風格結合在一起，讓人們把2000多張門票一搶而空。這一數字直到4年後才被在金山嶺長城舉辦的萬人銳舞派對打破。
據說在Party結束後，DJ Paul和棉棉與朋友們在包房裡喝了一地的香檳瓶子。此後，他5次到訪上海，也總把“我愛上海，我愛棉棉”掛在嘴邊。那場派對也成為國際大牌DJ頻繁登陸上海的開始。
與舉辦派對同年，棉棉發表了擬自傳體小說《糖》，故事裡一個叛逆的女孩因受好友死亡的打擊輟學，在舞廳認識了一個華僑男孩並愛上了他。他們沉溺在誘惑與空洞中不能自拔，一邊痛苦迷惘，一邊又無法拒絕來自身體感官的誘惑，聲色犬馬、縱情歡娛。
棉棉說，Rave可以讓可憐的中國人真正學會跳舞，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原來跳舞的時候身體也可以和意識分離。
千禧年，一個世紀在另一個世紀的滅亡裡得到新生，在令人充滿希望的同時又暗藏著末世的隱喻。催生出一批以在上海工作的外國人、社交明星和小資階層為主，後來被稱為Party animals的年輕人，夜晚是他們狂歡的時間，而Club是根據地。
也是這一時期，已經小有資歷的Gary開始轉戰明星店，這裡的收入更高，也讓他打開了眼界。那時，北京的Club在經歷千禧之交的短暫興盛後逐漸衰落，上海卻因為商業和國際化氛圍濃厚成為夜店文化的潮流聖地。吳大維參股的官邸、劉嘉玲投資的MUSE相繼落戶上海，憑藉明星效應經營得風生水起。
Dirty Class
明星的帶動力是巨大的，幾年間全國各地陸續多傢俬人老闆開始模仿Muse開張Club，去夜店成了各地年輕人們最時髦的娛樂方式，儘管這種時髦在當下的語境裡帶著一些“危險、墮落”的意味。
東南沿海的廈門，抱著“想要學壞”的好奇，15歲的Unity第一次踏入Club，閃爍迷人的燈光刺激著他的眼睛，所有人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盡情舞動著。金髮碧眼的DJ在臺上操縱著全場的氣氛，如同一個明星。Unity仰望著那個光影中的身影，一剎那確定了“那就是我想要的”。
在這之前，Unity形容自己是一個“超級宅的二次元”。1993年出生的他瘋狂痴迷動漫和遊戲，從小時候的索尼PS1到現在的任天堂Switch，“你說的出來我基本上都玩過，70幾個遊戲，《鐵拳》是我2009年玩到現在，還代表過項目參加比賽。”
後來，在家人的安排下，Unity先後做過五星級酒店的麵包學徒、遊戲廳的促銷策劃，打過不少工，卻始終迷茫度日。而在夜店的那一刻如同向他打開了一個夢想新世界。
幾經周折後，他才找到了願意從零開始教他黑膠打碟的師傅，但學費很高，要一萬三。Unity家祖輩經商，但到他少年時家裡的經濟狀況已經不如從前，也因此他從小就養成了獨立的性格。為了湊齊學費，Unity瘋狂打工攢錢，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向媽媽求助，才湊齊學費。
大半年後，Unity終於得到機會在Club閉店前人少的時候第一次站上舞臺。雖然緊張，但更多是興奮，“當時我就特別享受在臺上的感覺，因為我發現，我可能是喜歡去讓別人聽我的東西，看我這個人。所以舞臺上才是我的地盤。”
在當時的廈門，DJ還是一個相當小眾的職業，出師後的Unity開始用小行李箱拖著設備四處“找活”。自己找、網上找、託朋友，從辦公室派對到商場演出，甚至民謠現場，靠著與生俱來的溝通天分以及最開始的“低價策略”，Unity終於用1年的時間打開了市場，“那會兒廈門的派對基本上必須請我”。
1993年出生的陶樂然的爸媽也是蹦迪狂熱愛好者。年輕時，陶爸的夢想是當一名歌手，後來因為要賺錢養家只得作罷。但這股文藝的熱血依然湧動。陶樂然記得小時候坐老爸的車，車裡放的都是80、90年代那個被稱作“黃金時代”的打口碟。
為了治好陶樂然從小的“多動症”，爸媽便決定讓他學樂器。那時，還在讀小學四年級的陶樂然自己上網搜了視頻，看到一個雙排鍵大師的MV，一下被鎮住了，“特別帥玩得，老日系摩登的感覺，還有粉紅泡泡，特別玄幻”，當即選了雙排鍵。
“誰知道學了讓我更愛動，因為你的手、腳，沒有任何一個部位是停的，而且必須表示你的律動。”和許多琴童一樣，陶樂然對練琴這件事感情複雜，“喜歡音樂和練琴是兩碼事，千萬不要混在一起，太複雜了”。
2012年，高中畢業的陶樂然決定到北京現代音樂學院繼續學習，但大學裡教的東西卻無法令他滿足。“閒不住”的陶樂然就和幾個玩音樂的朋友租在通州一個房子，又跑到盧中強的十三月唱片做實習錄音師。
這份工作也讓陶樂然接觸到大量的音樂人。在2010年成立的電子樂團耀樂團的王璐是他最喜歡的一位。
“璐爺是一個喜歡收藏奇奇怪怪小的控制器的玩家，也是我當時能夠接觸到最理解世界前沿的製作人”。那些佈滿了電線、模塊卻能發出各種奇妙音樂的器材讓陶樂然大開眼界。錄音間隙，璐爺還會給他們講自己幾十年的舞臺經歷和對音樂的想法。
這讓陶樂然萌生了自己做音樂的念頭。
每次幫璐爺錄音，陶樂然都會提前準備自己做的歌，希望得到前輩的指點。也是在璐爺的影響下，陶樂然開始有意識地上外網找第一手資料，“那個時候逐漸發現自己太渺小了，所有東西人家在12年就有視頻出來，10年就已經這樣幹了，08年這個設備已經淘汰了，一直在刷新我的三觀”。
在那之後，陶樂然決定離開北京。“不能老在北京這麼耗著，感覺北京不是那麼適合我放肆跳躍的地方。我知道我得走。”
陶樂然
新疆塔城，和陶樂然同齡的薛伯特也是從小學琴，5歲時就被爸媽按在電子琴前面，一彈就是十年。儘管可以偶爾拿出來當做一技之長炫耀一番，他卻很少找到彈琴的快樂。
直到2008年的一天，一段偶然看到的視頻一下觸動了他。那是國外的鍵盤手Ronald Jenkees配著自己製作的Beat在鍵盤上的即興演奏，狂野隨性的狀態讓薛伯特像是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脈，“那時第一次知道原來音樂可以這麼玩”。
靠著手邊的一臺電腦和一個鍵盤，當時只有15歲的薛伯特開始了自己“玩音樂”的生活。
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對電音幾乎沒有概念，周圍沒有一個人能夠交流，但薛伯特很快在網上找到了組織。BBS“音頻應用”是那會兒大家最常交流的地方之一，可以互相解答軟件、做法等技術問題。
在音樂製作在國內普及的早期階段，專業人士少之又少，薛伯特還需要到國外的全英文blog上一點點扒出邊角料的信息，“好多東西看不懂，就喜歡在軟件上瞎點，彈一彈，扭一扭，發現聲音變了就記住這個怎麼玩”。
這讓薛伯特找到了打遊戲一樣的樂趣。通過一點點摸索，薛伯特從如何使用軟件，到一首歌的架構，編鼓、寫和聲，終於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個Demo。
與兩位前輩相比，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讓身為互聯網原住民的00後椒鹽菠蘿有了更多信息接收的渠道。
其中，B站是椒鹽菠蘿最大的樂趣來源之一，除了看ACG視頻之外，他在11歲時就成為B站的UP主，上傳自己講解打遊戲的視頻。上了初中，因為在B站上看到一支炫酷的打擊板視頻，自己也買了一臺開始研究。
此後，為了更進一步，椒鹽菠蘿又在網上找到了彼時在線上電音教學的資深電音人麻將進行更專業的學習。只用了一年時間，椒鹽菠蘿成為麻將教學課程的三名講師之一，主要負責打擊板編曲和表演教學。
相比線下，線上是新一代年輕人更喜歡的交流方式。在B站、直播、QQ群椒鹽菠蘿都可以找到許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在YY頻道里，像無線電一樣隨時可以講話。一部分給粉絲看，另一部分是大家一起玩。雖然隔著屏幕，但就像在身邊一樣的感覺，一天相處時間非常長。”
在椒鹽菠蘿的世界裡，生活完全可以被喜歡的事情填滿，“在學校讀書，寫歌，上編曲課，教打擊板，還要準備每個星期B站的視頻投稿。很充實，充實爆炸了。”
那時，椒鹽菠蘿不過是一個只有15歲的初中生。而現在，他帶的班上已經有8、9歲的小孩在學習電音製作了。
2012年，劉嘉玲的MUSE在經營了6年後關閉，從前喧囂一時的港臺明星店相繼衰落。Gary也開始轉戰內地人經營的Club。
“我覺得電子音樂馬上就要火了，因為國外的音樂節都在放。”但當Gary嘗試在店裡播放Trap等在歐美最前沿的音樂時，卻總是遭到投訴。經理說，你放的音樂太深了，客人說你音樂不好聽，都踩不準拍子了。
那時候，大量湧入的人群衝散了來此感受前沿音樂的人們，激烈的競爭使Club的經營也變得更加商業。
2013年，Gary去了一趟美國的Coachella音樂節，混跡音樂圈多年，這還是他第一次參加國外大型音樂節。這次旅程讓Gary“感覺自己又提升了”，也讓他意識到，儘管商業的Club能給到他優渥的收入，但在這裡終究無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音樂，回國後Gary選擇了辭職。
那時在上海，除了商業Club，還相繼生長出不少地下音樂現場，這些場子大多不以營利為主要目標，而是鼓勵音樂人的創作和交流，Gary的新陣地“嚎宅TheMansion”就是當時最富聲名的一家。
嚎宅由虹橋區的一棟別墅改造而來，由資深女DJ高天虹創辦。在嚎宅室內的牆面上，一位荷蘭畫家塗滿了以“懷孕”為主題的塗鴉。花園裡有個游泳池，到了夏天可以開戶外party，冬天則被改造成桑拿。這裡除了每週都會舉辦電子音樂party之外，還有免費的DJ培訓。在來上海的外國人中流傳著一句話：上海有兩個地方值得去，一個是外灘，還有一個就是嚎宅。
剛來時，Gary的音樂被這些地下音樂人說“太商業”，但沒過多久，Gary就用自己的創作在地下音樂圈中打出了名頭。雖然收入的落差讓他“開車連油都加不起了”，但這種自由創作的快感是Gary此前沒有感受過的，“下面的人真的是來聽音樂的，再沒有人說‘DJ給我換個百大的音樂’，還是很開心。”
除了Mansion，那段時期，地下現場如雨後春筍，不同的音樂風格都能找到自己趣味相投的場地和圈子。
2009年正是雷鬼在音樂潮人中流行的黃金年代，還在讀大學的Tsunano留起了雷鬼音樂代表性的大髒辮，白天到學校上課，半夜則經常從家裡溜出來，混跡於上海幸福路的Logo和anar，Jam Session等當時人氣爆棚的地下音樂現場。
一次，一個法國人遞來麥克風，邀請Tsunano加入現場自由Solo環節，毫無舞臺表演經驗的Tsunano儘管心裡沒底，還是忍不住上了臺，一段即興雷鬼說唱後現場居然反響不錯，這給了他極大的信心。
另一邊，雖然父親對當時夜場相對混亂的環境很不放心，但還是在生日時給兒子買了一臺用於DJ現場的二手時間碼盤。就這樣，沒有任何專業音樂基礎的Tsunano開始在地下現場做DJ，一做就是三四年。
一開始，音樂只是愛好，設計專業的Tsunano依然對成為設計師抱有期待，並且進入了國內有名的浩瀚設計。但這裡的工作狀態令他沮喪，“我聽的音樂越來越沒有品位，穿衣服的樣子也沒有了，那裡的人都快穿睡衣上班了”，對於平時出門一定會精心設計自己造型的Tsunano來說，這像是一種沉淪，“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Tsunano
一年後，Tsunano決定辭職迴歸音樂。他和一位加拿大朋友搭檔成立了演出廠牌SHFT.，開始邀請國外最前沿的電子音樂人來中國演出。
當時Trap音樂剛在全球範圍興起，SHFT.看準時機，很早就開始在國內推廣Trap音樂。Tsunano記得，在那首後來首席捲全球的《Turn Down for What》發佈當天，Trap曲風代表人物、即將成名的DJ Snake首次受邀落地中國。後來SHFT.又將巡演辦到北京、成都等全國各地。
當時在華東理工讀大學的Anti-General就經常跑來看演出，也見證了SHFT.廠牌的日漸壯大，“我是看著他們從剛開始做活動，沒什麼人來，到慢慢做到幾千人規模的”。
最開始，只有“極佳”等大型商業Club請得起世界知名的百大DJ。還在讀大一的Anti-General曾斥“巨資”480元買到一場Skrillex亞洲巡演的早鳥票，那場演出讓他 “改變了人生軌跡”，先鋒音樂人12th Planet的作品讓他遇到了“命中註定”的Trap風格，“那是一種很沉，但是很爽的感覺”。
當時Trap風格在世界範圍都十分前沿，正苦於無處尋覓之時，Anti-General發現了SHFT.。為了看Trap音樂演出，Anti-General幾乎每兩週都要從學校沿著滬寧高速坐車38公里來到上海市區，有時還需要住一晚，但他卻樂此不疲。“中國有一批人他們的進度是跟國外一樣的，但是很少，我可能是很少的這批人。”
也是在SHFT.現場，Anti-General邂逅了荷蘭電音製作人Gameface，他開創的Dark Trap風格中總是充斥著各種來自遙遠異域的聲音，“巨陰暗，巨恐怖，但我聽起來就是很爽，很快樂。”
循著Gameface的腳步，Anti-General開始了自己Dark Trap風格的創作。Tsunano對當時私信收到的Anti-General製作的一首《凍土》印象深刻，“當時覺得這個年輕人做得太好了，當天SHFT現場一直放他的歌，我看他當時在下面都炸了”。
2014年，讀大三的Anti-General開始準備出國留學，實際目的則是嚮往加州的音樂氛圍。準備了一年，好不容易考過了GRE，卻因為沒有相關的科研成果和實習經歷被學校全拒。但這段經歷也讓Anti-General創作出了一首暗黑風《人間地獄》，目前在網易雲音樂的評論數近5千次。
暗黑風格也成為Anti-General的標籤，他在簡介裡寫著“I don't take drugs. I am drugs.” 因為作品風格獨特，他的歌單也都被歌迷冠以各種令人戰慄的怪名字，比如“世界在下沉”、“神聖暗黑”等。這些怪名字的歌單多次登上網易雲首頁推薦，讓他收穫了大批樂迷。
大學畢業後，Anti-General創辦了自己的演出廠牌DJMavericks，促成了和“精神導師”Gameface共同在中國的巡演，併合作了作品《SAMSARA》。他給Gameface取的名號“黑暗教主”也被樂迷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就是Dream come true的感覺。”他說。
同樣Dream come true的還有薛伯特和陶樂然。
2012年，Skrillex憑藉專輯《Scary Monsters and Nice Sprites》一舉獲得三項格萊美大獎，也帶動Dubstep曲風在全球範圍內興起。
那些音樂新鮮、炸裂，令人頭皮發麻，讓當時剛上大一的薛伯特決定從玩票的狀態轉為專心製作電音。“就覺得電子音樂聽得人好爽，貝斯還能這麼玩，做得像個怪獸的嘶吼一樣，是怎麼做到的。他吸引我的是，沒有任何一個樂器可以模仿製作出來那樣的效果。於是開始瘋狂地複製，想去把他的音色做出來用在自己的作品裡面。”
即使大學的專業是與音樂毫不搭界的會計，但學業之外的幾乎所有空閒薛伯特都是和音樂一起度過。他給社團活動做音控師，和兄弟們組樂隊坐著大巴在全國各地巡演，一個人的時候，就帶上耳機做自己的音樂。
大三時，薛伯特到Dubstep的發源地英國留學，在那裡，他近距離接觸到更多新鮮的流行音樂文化，還和幾個好友組成樂隊，到英國當地的Live House表演。一次現場演出時，因為隊友無法出席，薛伯特只好臨時用電腦製作了伴奏，未曾想到，因為這個臨時作品，他被臺下的一位英國經紀人看中併成功簽約。
在經紀人的支持下，薛伯特先後嘗試製作的兩首作品：融入二胡、古箏、京韻大鼓等中國元素的《We Are The Network》和與英國歌手合作的《The Promise》成功打入英國舞曲榜單，位列第九名和第四名，薛伯特也成為首位打入英國舞曲榜的中國人。“一開始還會不停地看，真的是我的名字，旁邊都是我平常喜歡聽的大咖，厲害。”
這一消息很快引來BBC報道，此後又登上了央視新聞。“當時我媽看到新聞，也非常開心，就很支持我繼續做音樂”。之後，一直走“野路子”的薛伯特想要精進專業知識，又跨專業申請了英國音樂專業的研究生，“導師聽了我的作品之後，直接就被無條件錄取了，當時很高興” 。
相比其他人，薛伯特對自己音樂道路的評價是“沒碰到過什麼挫折”，從小時候玩電音開始， “父母一直沒有干涉我，需要電腦、樂器，跟他們說一聲就行了”。在《即刻電音》首期舞臺上，薛伯特首次亮相時一首以《王者榮耀》為靈感的《God Like》讓他一戰成名，被大張偉形容為“生在人生起跑線的終點”。
現在，隨手彈的一段的律，昆汀的電影，或者一款遊戲都會成為薛伯特的靈感來源。 “我希望別人聽我的歌能起雞皮疙瘩。更多的是感動，或者是釋放”。
範丞丞（左）和薛伯特
另一邊，離開北京的陶樂然決定到廣州開始新的生活。
廣州生活成本相對較低，不用為生計發愁，生活可以非常規律，“每天做歌做到凌晨四五點鐘，太陽出來了，抽個煙欣賞一下日出，吃個腸粉，然後等二十分鐘菜市場開門，買個菜，把我養的土撥鼠餵了，就可以開始睡了，每週還會和朋友們一起滑滑板，在凌晨3、4點，從市中心一路滑到番禺”。
這樣的日子過了小半年，陶樂然倒是輕鬆快樂，但爸媽總是不放心，催著他找點“正事”。於是，他把器材和換洗衣服打包好，就去投奔了爸媽早年蹦迪時認識的一個阿姨，她在香港蘭桂坊的半山往上開了一間私人club，在那裡，陶樂然第一次登臺做DJ打碟，還結識了許多香港的DJ。
這幾年，陶樂然的足跡遍佈廣州、香港、成都各地，還曾獨自一人從美國東海岸到西海岸再到墨西哥，在洛杉磯的民宿裡向當地音樂人瞭解他們是如何做出一首打榜billboard的音樂。這些經歷讓陶樂然覺得自己的音樂品味和眼界都在不斷提升，“我在完善我對世界的猜想，再從這個反映到音樂上面去。”
放鬆、愜意、反喪是陶樂然的生活哲學，在《即刻電音》裡，他的“鵝式笑聲”讓選手們忍不住模仿，還製造了金句“喪的時候就晃一晃”、“喪才不會解決煩惱，它只能記錄煩惱，然後煩惱會堆在你身後不知道哪個地方。” 而他在舞臺上輕鬆演繹的一首Funk風格的《蓋世愛》也被評價為“肥宅快樂水一般的存在”。
薛伯特也深受感染：“陶樂然身上的精神，真的是電子音樂一開始傳遞的那種東西。看他抱個音箱拿瓶酒喝得很開心，玩那個水瓶子，不管外界環境是好還是壞，是累還是無聊，自己都能有個事情，或者有個圈子，讓他開心、讓他專注。”
“他這個狀態我覺得就是電音PLUR精神的一種詮釋。”
在廈門混得正風生水起的Unity終於迎來了自己的18歲，同時到來的還有臺灣的一紙兵役通知。
從小在廈門長大，連繁體字都不會寫的臺灣人Unity不得不回去服役半年。但等到他再次回到廈門，原來已經打開的路子卻早已經走不通了。“回來之後，誰還理你？”
在一次演出現場，Unity結識了他後來的經紀人、也是中學學長林逸洺，後來才知道，這位經紀人居然是TVB演員林峰的弟弟。又因林逸洺的關係，認識了正當紅的韓國偶像組合Bigbang，“說來奇怪，可能因為我放的音樂風格是比較Oldschool，Hip-hop一類的，勝利特別喜歡我”。
2012年，Bigbang世界巡迴演唱會連續舉辦48場，Unity被指定為中國地區8場演出After Party的DJ，從此迎來DJ職業生涯的拐點。
但這還只是第一步，從一開始，Unity就給自己規劃了從DJ到製作人的職業路徑，因為製作人擁有音樂版權，職業生命可以很長。“我從學做DJ這一刻開始就已經把全身心投入了，當時就覺得做音樂得賺錢，首先把自己養活。”
2016年，Unity成功簽約了歐洲Laidback Luke的廠牌Mixmash Records，開始和國際頂級製作人合作，並先後發行了個人單曲和MV。他在MV《Slow it down》裡記錄了自己的表演現場：光影交錯的舞池中，是一張張興奮的年輕面孔，他們高舉雙手比出“U”的手勢，跟隨音樂的燃點縱情舞動。DJ臺上，Unity帥氣地向人群大喊“這是我的第一支MV，一定要拍下最愛我的你們！”。
雖然眼前的場景已經經歷了無數次，但Unity總會想起當年第一次在臺下看著的那個明星一般的身影，只不過現在，站在舞臺中央的人終於變成了自己。
Unity承認自己很幸運，“做搖滾，做民謠的人那麼多，還要去當裡面的佼佼者那很難的。我只是運氣好，抓住了這幾次機會。”但他覺得機會更需要努力爭取，“我個人的原則不是順其自然，而是這個機會你抓不抓得住，你有沒有去爭取。”
Unity
同為臺灣人的Tsunano則更跟隨感覺。一次借組織SHFT.巡演的機會，他給Troyboi聽了自己的全部作品，得到了後者極大的鼓勵，“我覺得你很有潛力，為什麼不去嘗試看看。” 曾是一名房地產推銷員的Troyboi，在自己狹窄的小屋裡站著做了多年音樂，當時已經成為全球最頂尖的音樂製作人之一。
在Troyboi的鼓勵下，Tsunano回家向父母攤牌憋了多年的想法，希望全職做音樂。意料之外地，媽媽說了三個字，感謝主，我第一次看到你眼睛裡面那麼有堅定的感覺。”但父親卻很擔心，每天跑到屋子裡監督Tsunano 有沒有在努力做音樂，“我跟他講爸，我證明給你看，我做音樂不會做到只吃泡麵。我也不會因為商業失去我自己，我會做自己喜歡的音樂，而且我會賺錢。”
賺錢容易，不迷失自己卻有些難。2015年，蝦米音樂舉辦“90後力量”創作比賽為吳莫愁定製音樂作品，Tsunano 和Chace合作獲得了比賽冠軍，與吳莫愁合作發佈了單曲《NO CONFUSION》，並藉此首次進入了大眾視野，消息被一位學長看到，Tsunano又得到機會為鹿晗單曲《That good good》製作Remix版本。
第二年，Tsunano參加荷蘭ADE音樂節，憑藉此前在SHFT積累的經驗，以及風格獨特的作品和自來熟的性格，與Yellow Claw旗下廠牌Barong Family成功簽約。回國後，受到ADE的影響，Tsunano開始嘗試做歐洲人喜歡的音樂風格。
但這一嘗試始終不成功，這讓他很鬱悶，甚至一度想要和廠牌解約。直到一天，突然的靈感和創作衝動來了，他做了幾首帶著雷鬼、Trap等融合了各種自己喜歡風格的音樂作品。經紀人很驚喜，“你怎麼不做這樣的東西，這才是你自己的風格。”
找回自己的Tsunano也在2018年站上了世界三大電音節之一的TomorrowLand的舞臺，而且是在大秀前最好的時間段。“我以前總是被自己擋下來，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全職做音樂，沒有辦法把喜歡的音樂風格表現出來，怕有人不喜歡，但是如果真正把自己做好做高級，一定會有喜歡你的人。”
而對於Gary來說，即使在嚎宅等地下演出能夠做自己喜歡的音樂，但已經37歲的他也不得不面對日益增長的經濟壓力。為了維繫生活，Gary成立了一個DJ教學工作室，十幾年的DJ經驗讓工作室的名聲迅速打響，他的學生中也包括國內知名的電音製作人Carta和徐夢圓。
在堅持自己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無疑是他現在的搭檔Ace。
Ace是學院派，4歲就開始學鋼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此後開始商業廣告的背景音樂製作，憑藉年少熱血，在業內做得小有名氣，“像麥當勞那些你聽過的說不出名字的廣告音樂，80%都是他做的。”Gary解釋說。
但做了六七年，Ace發現不對勁。“一巴掌下去就是廣告味，那種磅礴、大氣的感覺，但是沒有靈魂。年少氣壯衝出亞洲的感覺都被磨沒了。”Ace回憶說，直到在2015年的風暴電音節上看過Skrillex的表演之後，當下就決定“以後我就想做這個”。
2013年，第一屆風暴電音節在上海舉辦，此後，電音節在中國迅速爆發，艾媒諮詢數據顯示， 2016年中國電子音樂節數量為32場，預計2018年或將超過150場。除了本土的風暴和叢林電音節，國際三大電音節中的EDC、Ultra也相繼進入中國。年輕人們投身進這些電音節，又迅速將電音文化傳播開去。
因為對電音的熱愛，Ace與Gary在朋友介紹下初次見面，對彼此受制於生活、工作的境遇深有感觸，下決心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於是才有了現在的電音製作人組合Dirty Class。
在2016和2017年深圳舉辦的叢林電音節，Dirty class兩次登臺，他們融入中國風的炸裂表演引爆了全場，特別是2017年，Gary記得，“當時下面觀眾把欄杆都快搖壞了”。
2019年1月，距周杰倫發佈《Jay》時隔18年，Gary和華語流行音樂又有了一次親密接觸。在騰訊視頻舉辦的“烎•2019潮音發佈夜”上，Dirty Class為火箭少女的《卡路里》重新編曲並身著標誌性的“戰袍”和麵罩與火箭少女同臺演出。
有時候，Gary會想起6年前美國Coachella音樂節那個激起他音樂熱血的魔幻夜晚：戈壁上風沙漫天，燈光和激光配合著音樂，所有人戴著面罩和眼鏡，像是搭乘著一個巨大的飛碟飛出了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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