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領域，20世紀初以來最偉大成就之一是創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近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宣佈，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我國將於2019年底實施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2020年1月開始實施季度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彙總數與全國數在總量、速度和結構上的基本銜接。由此，中國實施30多年的分級核算制度將徹底退出舞臺。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黨委書記朱啟貴教授認為，國民經濟核算是一根“指揮棒”，對於經濟社會發展起著導向作用，在其背後反映了不同時代發展觀的變遷。
來源｜上觀新聞
每年年初，我們都會看到國家經濟運行的“成績單”。大家想過沒有，它是怎麼來的？這就與國民經濟核算有關。可能很多人認為，國民經濟核算只是專業的統計學問題。其實不然，它是一根“指揮棒”，對於國民經濟發展起著導向作用。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國民經濟核算這個看似專業、其實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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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有多重要？
與指揮家指揮樂隊需要樂譜一樣，政府“看得見的手”調控與管理經濟，需要科學、系統、全面、及時、準確的國民經濟運行指標數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就是因政府宏觀調控與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
它以經濟理論為基礎，確立一系列核算概念、定義和核算原則，制定一套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指標體系、分類標準和核算方法以及相應的表現形式，形成一套邏輯一致和結構完整的核算標準和規範。
通過統計數據，它系統地反映國民經濟從生產、分配到交換、使用的經濟循環全過程，以及各部門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聯繫。
在經濟學領域，20世紀初以來最偉大成就之一是創立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沒有它，“看得見的手”調控與管理經濟就無從談起，國家治理將寸步難行。
它好比一張“樂譜”，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只有依據這張“樂譜”，才能科學有效指揮，從而演奏出宏觀調控與管理的華美 “交響曲”。當今世界，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無不重視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
歷史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推薦兩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一是國民賬戶體系（SNA），它建立在市場經濟理論基礎上，為市場經濟國家調控與管理服務；
二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它為計劃經濟國家經濟管理服務。
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計劃經濟國家紛紛轉向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尤其是蘇聯解體和經互會（CMEA）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空間，逐步走向消亡。現在，世界各國普遍實行了SNA模式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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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發展觀引領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變遷
SNA模式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並非一成不變。如果考察歷史，就會發現，不同的發展觀引領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變遷，從而形成了四個版本的SNA。
（一）1953年SNA：適應經濟增長觀需要。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它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當時的經濟發展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帝國主義走向崩潰，世界各地產生了一大批新的獨立國家。這些國家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控制之後，開始轉入和平建設時期，它們面臨的迫切任務就是振興國民經濟，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因此，各種以經濟增長至上的發展戰略由此形成，如“趕超發展戰略”“起飛發展戰略”“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等等。這些戰略的共同特點就是強調工業化，將經濟增長看作是國家發展的核心任務。
經濟增長觀的戰略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民收入的增長。經濟增長觀認為，GNP的提高可以自動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最終消除貧困現象；經濟增長有助於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的民主化；經濟增長了，也就有了平均分配的前提，社會的其他目標也就自然會實現。
為了適應經濟增長觀的需要，聯合國於1953年發佈“國民賬戶體系及其輔助表”，即1953年SNA。這個版本的目的在於制定一套標準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便提供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報告國民收入和生產統計的框架。
（二）1968年SNA：適應社會發展觀需要。
上世紀70年代後，開始出現對經濟增長觀的反思。有識之士認為，社會發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而是經濟、科技、社會和個人的全面綜合及協調的發展過程。經濟增長觀忽視了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對人的其他社會福利方面未予以足夠的重視。
社會發展觀有三個特徵：
第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這二者是同一發展的兩個方面，不能顧此失彼。經濟發展是社會其他發展的物質前提，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
第二，強調發展的整體性。社會發展觀將社會看作是一個由人口、資源、環境、政治、經濟、科技、教育以及其他相關係統組成的有機整體，其發展不是各個部分發展的簡單總和，而是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運行過程，最終要達到總體的最優發展。因此，任何方面的發展都必須從人類社會整體的角度去考量，某一部分的發展不應以犧牲另一部分的發展為代價，不應妨礙發展系統的協調運行，而要以服從整體的發展為前提。
第三，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是社會發展的規劃者和決策者，同時又是發展的參與者和實踐者。因此，社會發展必須以人為中心，人是一切發展的最終目標，其他都是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或機會。
由於發展觀的變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修改1953年SNA，從而形成1968年SNA。與1953年SNA比較，1968年SNA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精心設計和開發國民賬戶；二是建立總量分解的經濟模型，為經濟分析和政策服務。主要表現是，引入投入產出核算、資金流量核算、國際收支核算和資產負債及國民財富核算，並輔助於研究與開發（R&D）核算、社會核算矩陣等，從總體上滿足了社會發展觀的需要，提供了度量社會發展的社會指標體系。
（三）1993年SNA：適應可持續發展觀需要。
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倡和普及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發展觀的最重要進步。為了適應可持續發展觀的需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修改1968年SNA，制定並出版了1993年SNA。
與1968年SNA相比，1993年SNA不僅框架內容有較大的變化，而且更新了一些概念和術語，以滿足可持續發展觀的需要。其創新與發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以經濟核算為中心，建立環境核算衛星賬戶體系；第二，增加對人類福利的影響要素的核算與分析；第三，強調對非正規經濟的核算。
（四）2008年SNA：適應包容性增長觀需要。
包容性增長是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其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在包容性增長觀下，2008年SNA應運而生。它涉及世界社會、經濟、科技、環境、政治等領域重要的國民經濟核算最新前沿問題。2008年SNA的變化是為了與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方法論研究的改進和用戶的需要更加協調一致：結構上的變化，滿足新經濟環境的需要；各種議題和核算內容的調整，吸收了方法研究的進展；與其他國際統計手冊的協調及2008年SNA在全球執行力的加強，保證了與用戶需求更好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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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發展與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適應不同時期宏觀調控與管理的需要，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MPS模式、MPS與SNA混合模式以及SNA模式。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宏觀管理和社會公眾對國民經濟核算產生了許多新需求，加之大部分國家及地區已經執行2008年SNA，因此，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需要創新發展，以適應新形勢需求。於是，在系統修訂《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的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6）》，於2017年7月獲得國務院批覆實施。
但正如上面我所提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迫切需要加快10個方面創新發展，有些我們已經在做了，有些未來要加緊做。我主要列舉其中兩個方面。
一是完善GDP核算方法。
《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6）》中提出“把研發支出計入國內生產總值”，當時曾引發媒體較大關注。有人也許會問，這樣的調整是為推高GDP嗎？它將給經濟社會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帶來怎樣的影響？
世界各國實踐表明，研發活動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其資本屬性十分明顯，因此，我國參照國際標準，將研發支出由原來作為中間消耗不計入GDP修改為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計入GDP，從而鼓勵全社會加大研發投入，推進科技創新，引導發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由此可見，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不僅有助於完善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制度方法，而且有助於縮小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國際新標準及發達國家的差距，提高統計數據的國際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將其由中間投入調整為固定資本形成計入GDP，具有重要的導向和激勵作用。
這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需要，是客觀反映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的需要，是統計更好地服務於國家宏觀決策和宏觀管理的重大措施。
二是今年年底我們馬上要實施的一項改革舉措，即建立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制度。
自1985年我國建立GDP核算制度以來，全國的GDP和地區生產總值採取分級核算制度，即國家統計局統一核算國家GDP，地方統計局核算地方生產總值，經國家統計局審核後發佈。
由於統計能力不強、經濟現象的多樣性和政績考核的“唯GDP論”傾向等原因，我國的GDP核算數據經常飽受詬病。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我國將於2019年底實施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2020年1月開始實施季度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彙總數與全國數在總量、速度和結構上的基本銜接，把差率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
這項制度有助於增強統計工作科學性權威性，提高統計數據真實性準確性，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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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何颳起“綠色風”
除了上述兩點，我還想重點談一下建立資源環境核算的重要性。套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早在上個世紀初，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自然環境的評估、經濟增長與國民福祉之間的關係，並發表論著，其中，重要影響的論著包括威爾福德·伊莎貝爾·金的著作《美國人民的財富與收入》（1919）、阿瑟·塞西爾·庇古的著作《福利經濟學》（1920）和所羅門·法布里坎特的研究報告《資本消耗與調整》（1938）。
這些經濟學家共同認為，國民收入不是衡量人民福祉的理想指標，因此，在核算一國的國民收入或產出時，應該同時估算自然資源的損耗和影響。
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及發佈《21世紀議程》起，我國開始重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問題，國家統計部門、環保部門和高等院校的學者深入探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方法及制度。
經過多年的努力，國家統計局等八個部委及總局於2002年聯合頒佈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考慮了環境與經濟的聯繫，將自然資源界定為“在我國境內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經濟、技術條件下可以被開發利用以提高人們生活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同時具有某種稀缺性的實物性資源總稱。”
該體系採用“附屬表”的方式構建了自然資源實物量核算表，以反映主要自然資源在核算期期初和期末兩個時點的實物存量及核算期內的變動情況。
2015年，國家環保部參照聯合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2012》的框架與方法，重啟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核算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環境成本核算，同時開展環境質量退化成本與環境改善效益核算，全面客觀反映經濟活動的環境代價；二是環境容量核算，開展以環境容量為基礎的環境承載能力研究；三是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開展生態績效評估；四是綠色發展政策研究，結合核算結果，建立符合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模式，提出政策建議。
未來我們還需要完善國際收支核算，服務開放發展；完善收入與消費核算，助推共享發展；建立新經濟核算，助力新動能成長；建立代際核算，服務公共經濟管理；建立社會資本核算，促進政治和社會建設；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支撐經濟金融風險防範；拓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應用，測度經濟社會發展的業績。
這些舉措將進一步完善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使其適應新經濟發展，有助於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同時，使我們的公共財政政策更具有可持續性，不會出現“寅吃卯糧”。
其中，作為防範經濟金融風險、保障國民經濟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國民經濟核算還承擔著全面掌握國家財富和負債狀況，弄清國家“家底”的重任。國家資產負債表綜合反映國家資產總量、資產結構、負債總量、負債結構以及資產與負債的關係，同時分別反映國內主要經濟主體的資產與負債狀況。通過資產負債表中負債項目，可以分析和判斷國家經濟總體和不同經濟主體的風險情況，對防範風險具有極其重要參考價值。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變遷與發展觀的進步是一致的。比如，GDP是國際上廣泛用於衡量經濟運行業績的指標。但隨著發展觀的演變，人們認識到GDP所反映的經濟增長與生活質量改善不同步，為了科學合理測度發展、財富、幸福和政府政績，必須建立一系列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如新發展理念考核評價體系、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評價體系、幸福指數和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等。而這些，對於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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