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回答李约瑟

40年,回答李约瑟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董瑞丰

2018年12月初,寒潮天气席卷中国大部,科技界却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春意。

农历大雪时节前一天,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促进创新开放合作,推动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政策。

除了会议内容,这个小组的成立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一部署,4个多月前,国务院决定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调整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变化的不仅仅是名字。新华时评文章写道:“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决心,是聚焦争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更高起点上优化顶层设计、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

新时期新起点上对科技工作及创新驱动的重视与决心,与过往40年及两个重大论断一脉相承。

1978年春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将这一论断再次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2015年3月,他作出重大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是中国科技创新在新时代新阶段的创造性升华。与此相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关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政策体系陆续落地。

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

“李约瑟之问”,曾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

厚积薄发40年,中国科技正在经历从“科学的春天”到“创新的春天”的升级跨越。这既是对“李约瑟之问”的当代回应,也是解码40年“中国奇迹”并再续传奇的时代密钥。

<strong>科技的种子成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1978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6000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参加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年轻的任正非也身处其中。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短短几千字的讲话,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9年后,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的一间陈旧厂房里,43岁的任正非集资2万多元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陈旧的厂房被分隔为四个车间外加库房和厨房,当时的创业者恐怕自己也很难想到,这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后来可以跻身世界500强,2017年销售额突破6000亿元,执中国民营经济牛耳。18万员工中接近一半的人从事研发,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团队。

华为的变迁是一个缩影。当改革和科技的春风吹开一扇大门,无数创新的渴望找到了突破口,巨变的“种子”,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成长。

一条街折射40年变迁。

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到世界创客“点子库”,外国人西里尔·埃贝尔斯韦莱在深圳创立的全球最大硬件孵化器“HAX”使华强北的硬件创新对接美国硅谷,助力全球上百个创业项目。

一个村浓缩历史演进。

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紧跟技术革命浪潮,目前已拥有300多家上市公司、2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大批知名企业。

1978到2018,40年弹指一挥,科技与创新正在成为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新烙印。

2018年11月,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中国科技人员在会上表示,根据计划,北斗系统年底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全球,2035年前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们记住了“北斗”这个名字。一如过去40年,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嫦娥探月”到“北斗组网”,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和一穷二白的起点,中国航天成为中国自主创新搞科研的奋斗缩影。

一粒灰尘百万分之一的重量是多少?中国科研团队在山洞里的实验室中,解析着万有引力的奥秘。中国科学院院士罗俊和研究团队有关引力常数G的精确测量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上一经发表,引发极大关注,成为中国科技工作者“30年如一日”“苦坐冷板凳”潜心科研的最新样本。

在更多更广泛的领域,40年的积累之下,中国科技创新的成长故事不胜枚举。

在水下,“蓝鲸1号”完成我国第一次海底可燃冰的开采,这个海上钻井平台钻井深度超过15000米;在地面,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列车“开跑”,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2.2万公里;在太空,170多颗中国制造的航天器闪耀其中……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居于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第22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领头羊。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美国是世界上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最大贡献国,中国和德国紧随其后。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第一动力’结出累累硕果,让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开拓者。”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strong>时代的战略选择

2018年初,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的大屏幕上,打出了一组历史、科学与哲学的宏大命题——

“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中华民族有什么样的创新特质?”“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释放发展生产力?”……

西装革履,一丝不苟,聚光灯打在台上,中科院院士张杰正在授课。面对千余名硕士生、博士生,他从东西文明发展曲线,一直讲到新时代的战略选择。

“把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这是文明史上改变世界的创新之举,深刻揭示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发展规律。”张杰说。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一步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这不仅是面向未来的清醒判断,更是转型关键时期,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一方面,超过8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成为年度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心针”。

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逼人,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顶尖人才和团队还比较缺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撰文指出:“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

如何评价我们创新走过的历程?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认为,仅仅与过去的自己相比,会将科技的进步看成一路高歌;只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会把创新“卡脖子”面临的问题视为灭顶之灾。

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当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用创新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探索现代化路径的必然选择。

<strong>创新的时代答卷

从解决好产业转型升级“卡脖子”问题,到通过科技创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过去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证明,“第一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越新关口。

创新的势能,在千百万人才之间蓄积——

621万,2017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科研创新队伍的建设和积累正在努力跟上创新需要。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再到“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一个“人”字带来自觉创新的不竭动力。

创新的洪流,由改革“放开闸门”——

2006年春天,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筹建组入驻位于深圳蛇口的办公场所。在这个仅有256平米的办公区里,院长樊建平和其他4位学者讨论得热火朝天:

“先进技术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做创新前沿的‘小岗村’?”

“要真正破除机制阻碍,让科研人才敢想敢干!”

敢于在没有路的地方,探出一条新路,是勇敢者的抉择。“我们一路跌跌撞撞,摸着石头搞科研。”樊建平回忆,十多年来,他们不断探索清除有形无形的栅栏,打破院内院外的围墙,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活跃起来,朝着创新高地不断前进。

创新的交响,经由广袤市场“合奏”——

每天早高峰,全国平均每分钟有4万份手机叫车的订单等待响应;每百位手机网民中,有七成在用手机支付;中国网购人数和网购交易额位居全球前列。

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超市……在中国,生活正变得越来越智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中国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超级市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交易额和世界第一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规模,巨大的数据来源和人口规模,让中国在信息时代拥有了更大的涵养自主创新的温床。

创新的力量,最终“拧成一股绳”——

2017年12月6日,满载乘客的西安至成都高铁列车呼啸着穿过秦巴山脉。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千古沉吟、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高铁蓝图,在当代中国化为现实。西成高铁通行时间由11小时缩短至最快约4个小时,创新的理念浸润在这南北阡陌之间的每一寸土地。

雨后的伶仃洋烟波浩渺,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从此仅需45分钟。这条世界最长的跨海“巨龙”,再次见证“中国速度”。通常需要3年才能建成的外海人工岛,承建方通过技术攻坚,仅用221天就完成筑造,创造了“当年动工、当年成岛”的工程新纪录。

<strong>“无人区”里的新征程

时光淬炼,始知历史选择。一部中国近当代史,也是科技创新与中国复兴交融并行、同频共振的历史。

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到了19世纪,骤降为0.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让无数中国人扼腕深省。

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迎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之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和能力,也更需要把握主动权。

近500年来,世界经历了数次科技革命,一些欧美国家抓住了重大机遇,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中国也要用好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有力杠杆,树立创新自觉与自信,走出一条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这是一条朝着科技创新“无人区”闯关的新征程。

从“天眼”到“悟空”,从深海载人到量子保密通信,从酿酒酵母染色体人工合成到“克隆猴”诞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无人区”的探索也日渐成为常态。

这是一场国家创新体系的新比拼。

过去数年来,科技体制改革“涉深水”,向多年束缚创新的藩篱“下刀”;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对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近百项科技计划进行优化整合;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的痼疾得到明显改善……“松绑”+“激励”,成为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改革的关键词。

“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就要加速探索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加快解答‘由谁来创新’‘动力在哪里’‘成果如何用’的创新之问。”白春礼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创新发展的重大命题。

这也是一次凝聚创新决心和思维的新赛跑。

在“创新之城”深圳,“未来30年怎么干”成为主政者的新时代之问。深圳提出了再出发的新目标:2035年将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在“经济高地”苏州,牵手大院大所“创新源”,在资源集聚上做“加法”,成为发展新路径。一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追求原创性成果、构建标志性平台、打造开放性创新生态的“创新四问”行动,正在重塑苏州的发展之路。

在“数据新城”贵阳,“中国数谷”建设正加速“西部洼地”崛起。通过建设“扶贫云”“福农宝”,越来越多的农户不仅有了帮扶“朋友圈”,更分享到智慧农业的新福利。第一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所在地……贵阳坚定不移把发展大数据作为战略引领,推动全省发生从思维模式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创新“质变”。

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甚至部分领域“并驾齐驱”,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创新平台,中国正在奋力迈过科技创新“关键坎”。

1978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科学养猪的新闻,让他心中一震:“气候”真是要变了。

“今天看来不起眼儿的事,其实是一个重大的风向标。”40年后,坐在联想大厦顶层的会议室里,柳传志如是回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这个寒意陡峭的早晨,他再次感觉到科技创新的浓浓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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