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董瑞豐
2018年12月初，寒潮天氣席捲中國大部，科技界卻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春意。
農曆大雪時節前一天，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研究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規劃、促進創新開放合作，推動落實賦予科研機構和人員更大自主權政策。
除了會議內容，這個小組的成立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按照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統一部署，4個多月前，國務院決定將“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調整為“國家科技領導小組”。
變化的不僅僅是名字。新華時評文章寫道：“這體現了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重視和提升創新能力的決心，是聚焦爭創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在更高起點上優化頂層設計、推進自主創新的重要舉措。”
新時期新起點上對科技工作及創新驅動的重視與決心，與過往40年及兩個重大論斷一脈相承。
1978年春天，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後來，他將這一論斷再次深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2013年秋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 2015年3月，他作出重大論斷：“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從“第一生產力”到“第一動力”，是中國科技創新在新時代新階段的創造性昇華。與此相應，《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等關於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頂層設計、政策體系陸續落地。
20世紀30年代，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麼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
“李約瑟之問”，曾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的廣泛探討。
厚積薄發40年，中國科技正在經歷從“科學的春天”到“創新的春天”的升級跨越。這既是對“李約瑟之問”的當代回應，也是解碼40年“中國奇蹟”並再續傳奇的時代密鑰。
<strong>科技的種子成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奮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擔當。
1978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6000名代表從全國各地匯聚於此，參加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年輕的任正非也身處其中。
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短短几千字的講話，數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講話中歡呼：“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9年後，深圳寶安縣蠔業村工業大廈三樓的一間陳舊廠房裡，43歲的任正非集資2萬多元創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陳舊的廠房被分隔為四個車間外加庫房和廚房，當時的創業者恐怕自己也很難想到，這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後來可以躋身世界500強，2017年銷售額突破6000億元，執中國民營經濟牛耳。18萬員工中接近一半的人從事研發，成為迄今為止全球規模最大的研發團隊。
華為的變遷是一個縮影。當改革和科技的春風吹開一扇大門，無數創新的渴望找到了突破口，鉅變的“種子”，以驚人的速度不斷成長。
一條街折射40年變遷。
從中國電子“第一街”到世界創客“點子庫”，外國人西里爾·埃貝爾斯韋萊在深圳創立的全球最大硬件孵化器“HAX”使華強北的硬件創新對接美國硅谷，助力全球上百個創業項目。
一個村濃縮歷史演進。
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第一個自主創新示範區，北京中關村緊跟技術革命浪潮，目前已擁有300多家上市公司、2萬餘家高新技術企業、一大批知名企業。
1978到2018，40年彈指一揮，科技與創新正在成為這個傳統農業大國的新烙印。
2018年11月，聯合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國際委員會第十三屆大會在陝西西安舉行。中國科技人員在會上表示，根據計劃，北斗系統年底將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通服務，2020年服務範圍覆蓋全球，2035年前還將建設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綜合時空體系。
從無到有，由弱到強，人們記住了“北斗”這個名字。一如過去40年，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從“嫦娥探月”到“北斗組網”，面對外部技術封鎖和一窮二白的起點，中國航天成為中國自主創新搞科研的奮鬥縮影。
一粒灰塵百萬分之一的重量是多少？中國科研團隊在山洞裡的實驗室中，解析著萬有引力的奧秘。中國科學院院士羅俊和研究團隊有關引力常數G的精確測量研究成果在《自然》雜誌上一經發表，引發極大關注，成為中國科技工作者“30年如一日”“苦坐冷板凳”潛心科研的最新樣本。
在更多更廣泛的領域，40年的積累之下，中國科技創新的成長故事不勝枚舉。
在水下，“藍鯨1號”完成我國第一次海底可燃冰的開採，這個海上鑽井平臺鑽井深度超過15000米；在地面，時速350公里的“復興號”高鐵列車“開跑”，中國高鐵的運營里程已經達到2.2萬公里；在太空，170多顆中國製造的航天器閃耀其中……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聯合發佈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居於世界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第22位，是中等收入經濟體的領頭羊。2018自然指數年度榜單顯示，美國是世界上高質量科研論文的最大貢獻國，中國和德國緊隨其後。
“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到系統能力的提升，‘第一動力’結出累累碩果，讓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成為開拓者。”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說。
<strong>時代的戰略選擇
2018年初，北京，雁棲湖畔。中國科學院大學禮堂的大屏幕上，打出了一組歷史、科學與哲學的宏大命題——
“推動文明進步的力量是什麼？”“中華民族有什麼樣的創新特質？”“新一輪科技革命如何釋放發展生產力？”……
西裝革履，一絲不苟，聚光燈打在臺上，中科院院士張傑正在授課。面對千餘名碩士生、博士生，他從東西文明發展曲線，一直講到新時代的戰略選擇。
“把創新作為新發展理念之首，這是文明史上改變世界的創新之舉，深刻揭示世界發展潮流、中國發展規律。”張傑說。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明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進一步明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這不僅是面向未來的清醒判斷，更是轉型關鍵時期，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大抉擇。
一方面，超過80萬億元的經濟總量，成為年度表現最好的主要經濟體；保持中高速的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心針”。
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形勢逼人，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國科技領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頂尖人才和團隊還比較缺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撰文指出：“我國擁有全球門類最齊全的產業體系和配套網絡，其中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但許多產品仍處在價值鏈的中低端，部分關鍵技術環節仍然受制於人。”
如何評價我們創新走過的歷程？中科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認為，僅僅與過去的自己相比，會將科技的進步看成一路高歌；只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相比，會把創新“卡脖子”面臨的問題視為滅頂之災。
中國要發展，最終要靠自己。當經濟中高速增長成為新常態，用創新驅動中國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探索現代化路徑的必然選擇。
<strong>創新的時代答卷
從解決好產業轉型升級“卡脖子”問題，到通過科技創新讓人民生活更美好，過去幾年的實踐與探索證明，“第一動力”正在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跨越新關口。
創新的勢能，在千百萬人才之間蓄積——
621萬，2017年全國研發人員總量，科研創新隊伍的建設和積累正在努力跟上創新需要。
千秋基業，人才為先。從“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到“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再到“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一個“人”字帶來自覺創新的不竭動力。
創新的洪流，由改革“放開閘門”——
2006年春天，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籌建組入駐位於深圳蛇口的辦公場所。在這個僅有256平米的辦公區裡，院長樊建平和其他４位學者討論得熱火朝天：
“先進技術到底是什麼？”
“能不能做創新前沿的‘小崗村’？”
“要真正破除機制阻礙，讓科研人才敢想敢幹！”
敢於在沒有路的地方，探出一條新路，是勇敢者的抉擇。“我們一路跌跌撞撞，摸著石頭搞科研。”樊建平回憶，十多年來，他們不斷探索清除有形無形的柵欄，打破院內院外的圍牆，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都活躍起來，朝著創新高地不斷前進。
創新的交響，經由廣袤市場“合奏”——
每天早高峰，全國平均每分鐘有4萬份手機叫車的訂單等待響應；每百位手機網民中，有七成在用手機支付；中國網購人數和網購交易額位居全球前列。
無人車、無人機、無人超市……在中國，生活正變得越來越智能。這一切的背後，離不開中國這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超級市場”，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交易額和世界第一的電子信息產品製造規模，巨大的數據來源和人口規模，讓中國在信息時代擁有了更大的涵養自主創新的溫床。
創新的力量，最終“擰成一股繩”——
2017年12月6日，滿載乘客的西安至成都高鐵列車呼嘯著穿過秦巴山脈。蜀道“難於上青天”的千古沉吟、孫中山《建國方略》中的高鐵藍圖，在當代中國化為現實。西成高鐵通行時間由11小時縮短至最快約4個小時，創新的理念浸潤在這南北阡陌之間的每一寸土地。
雨後的伶仃洋菸波浩渺，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駕車從香港到珠海、澳門從此僅需45分鐘。這條世界最長的跨海“巨龍”，再次見證“中國速度”。通常需要3年才能建成的外海人工島，承建方通過技術攻堅，僅用221天就完成築造，創造了“當年動工、當年成島”的工程新紀錄。
<strong>“無人區”裡的新徵程
時光淬鍊，始知歷史選擇。一部中國近當代史，也是科技創新與中國復興交融並行、同頻共振的歷史。
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比例一直在54%以上，到了19世紀，驟降為0.4%。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著名的“李約瑟之問”，讓無數中國人扼腕深省。
一個國家的創新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
站在新時代的起點，迎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機遇之門，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條件和能力，也更需要把握主動權。
近500年來，世界經歷了數次科技革命，一些歐美國家抓住了重大機遇，成為世界大國和強國。“中國也要用好科技第一生產力的有力槓桿，樹立創新自覺與自信，走出一條人才強、科技強到產業強、國家強的發展路徑。”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表示。
這是一條朝著科技創新“無人區”闖關的新徵程。
從“天眼”到“悟空”，從深海載人到量子保密通信，從釀酒酵母染色體人工合成到“克隆猴”誕生，中國對科學和技術“無人區”的探索也日漸成為常態。
這是一場國家創新體系的新比拼。
過去數年來，科技體制改革“涉深水”，向多年束縛創新的藩籬“下刀”；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對分散在40多個部門的近百項科技計劃進行優化整合；科技資源配置分散、封閉、重複、低效的痼疾得到明顯改善……“鬆綁”＋“激勵”，成為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改革的關鍵詞。
“推動中國高質量發展，就要加速探索建立高效協同的創新體系，加快解答‘由誰來創新’‘動力在哪裡’‘成果如何用’的創新之問。”白春禮說，這是新時代中國創新發展的重大命題。
這也是一次凝聚創新決心和思維的新賽跑。
在“創新之城”深圳，“未來30年怎麼幹”成為主政者的新時代之問。深圳提出了再出發的新目標：2035年將建成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創新之都，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影響卓著的創新引領型全球城市。
在“經濟高地”蘇州，牽手大院大所“創新源”，在資源集聚上做“加法”，成為發展新路徑。一場發揮創新引領作用、追求原創性成果、構建標誌性平臺、打造開放性創新生態的“創新四問”行動，正在重塑蘇州的發展之路。
在“數據新城”貴陽，“中國數谷”建設正加速“西部窪地”崛起。通過建設“扶貧雲”“福農寶”，越來越多的農戶不僅有了幫扶“朋友圈”，更分享到智慧農業的新福利。第一個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核心區，第一個大數據交易所所在地……貴陽堅定不移把發展大數據作為戰略引領，推動全省發生從思維模式到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創新“質變”。
從“望塵莫及”到“望其項背”甚至部分領域“並駕齊驅”，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創新平臺，中國正在奮力邁過科技創新“關鍵坎”。
1978年11月，中科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科學養豬的新聞，讓他心中一震：“氣候”真是要變了。
“今天看來不起眼兒的事，其實是一個重大的風向標。”40年後，坐在聯想大廈頂層的會議室裡，柳傳志如是回憶。春江水暖鴨先知，在這個寒意陡峭的早晨，他再次感覺到科技創新的濃濃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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